桌燈罩裡的睡褲與拖鞋：「家變」—「時間」
小說《家變》具有兩樣特質令人難以將它定位與同時化於文學史中，它欠缺一般所謂的時代風貌，共同性。這兩種特質分別是零碎的斷片敘事形式，以及獨創一格的書寫文字。在小說發表出版（一九七二）之後最先引起激烈反應與批評的是後者，至於前者的斷片形式除了少數幾位批評者曾經注意到之外（但也未作任何更深層的分析），未曾吸聚任何反響。《家變》的作者自己也似乎特別強調語言文字的重要與優越性，在新版序言中有一段話明白表示此意——「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纔算實實閱讀到了作品本體」 ，這種文字至上的絕對論點，作品本體即是文字；王文興意想用此去強硬回應當時各界對《家變》的書寫文字之責難與批評。在這一篇序言裡他甚至很直截地借用了「白馬非馬」的名家哲學駁難吊詭去凸顯他的唯名論立場——「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家變》便不復是《家變》。
就好像褫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瑰就不復是玫瑰了。」（同上）——失紅的玫瑰不再是玫瑰，反事實命題（counterfacture proposition），錯置一般自然語言符號的名實指稱關係，顛倒拋棄邏輯範疇。從這種新的書寫文體中衍生出來的「作者—作品—讀者」的「生產—收受」關係當然不同於以往的傳統模式，作者與作品不再是透明隱形，借用王文興他自己所說的話——「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同上）——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是透過作品所共同建構出來的專制暴力機制，一種類似施虐與被虐的倒錯情慾關係，依此理，《家變》的作者在上述句子之後又再補上一句——「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
不過，往往他們比情人還更可靠。」——更橫暴但也更可信賴的情人，作者—讀者間的專制政治經濟關係混滲著愛憎交纏的情慾雙重矛盾。從《家變》出版之後所引起的兩極化收受支應去思考，這些現象頗能呼應了王文興在此所構想的「作者—作品—讀者」三角關係。王文興在《家變》裡運作使用的唯名論策略，或更正確地說，偏執性唯名語言，破壞、重構書寫語言；這些都是建立在他所預設的開明專制（despotism eclaire）政治策略和施虐與被虐的情慾經濟此種雙重機制的基礎上。序言裡王文興所謂的「作者—作品—讀者」三角家庭倫理，它先行鏡像迴映《家變》正文中的某些敘事特質。「徐徐跟讀」、「橫征暴斂」、「情人」、「可靠」這些種種詞語不僅只是某些意向指令。倫理規定，也不是一種凝滯不動的隱喻被作者用來比擬讀者面對作品與作者之態度。
小說《家變》具有兩樣特質令人難以將它定位與同時化於文學史中，它欠缺一般所謂的時代風貌，共同性。這兩種特質分別是零碎的斷片敘事形式，以及獨創一格的書寫文字。在小說發表出版（一九七二）之後最先引起激烈反應與批評的是後者，至於前者的斷片形式除了少數幾位批評者曾經注意到之外（但也未作任何更深層的分析），未曾吸聚任何反響。《家變》的作者自己也似乎特別強調語言文字的重要與優越性，在新版序言中有一段話明白表示此意——「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纔算實實閱讀到了作品本體」 ，這種文字至上的絕對論點，作品本體即是文字；王文興意想用此去強硬回應當時各界對《家變》的書寫文字之責難與批評。在這一篇序言裡他甚至很直截地借用了「白馬非馬」的名家哲學駁難吊詭去凸顯他的唯名論立場——「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家變》便不復是《家變》。
就好像褫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瑰就不復是玫瑰了。」（同上）——失紅的玫瑰不再是玫瑰，反事實命題（counterfacture proposition），錯置一般自然語言符號的名實指稱關係，顛倒拋棄邏輯範疇。從這種新的書寫文體中衍生出來的「作者—作品—讀者」的「生產—收受」關係當然不同於以往的傳統模式，作者與作品不再是透明隱形，借用王文興他自己所說的話——「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同上）——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是透過作品所共同建構出來的專制暴力機制，一種類似施虐與被虐的倒錯情慾關係，依此理，《家變》的作者在上述句子之後又再補上一句——「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
不過，往往他們比情人還更可靠。」——更橫暴但也更可信賴的情人，作者—讀者間的專制政治經濟關係混滲著愛憎交纏的情慾雙重矛盾。從《家變》出版之後所引起的兩極化收受支應去思考，這些現象頗能呼應了王文興在此所構想的「作者—作品—讀者」三角關係。王文興在《家變》裡運作使用的唯名論策略，或更正確地說，偏執性唯名語言，破壞、重構書寫語言；這些都是建立在他所預設的開明專制（despotism eclaire）政治策略和施虐與被虐的情慾經濟此種雙重機制的基礎上。序言裡王文興所謂的「作者—作品—讀者」三角家庭倫理，它先行鏡像迴映《家變》正文中的某些敘事特質。「徐徐跟讀」、「橫征暴斂」、「情人」、「可靠」這些種種詞語不僅只是某些意向指令。倫理規定，也不是一種凝滯不動的隱喻被作者用來比擬讀者面對作品與作者之態度。
「徐徐跟讀」的讀者，理想的讀者在王文興的設想下是一種被規定制約的讀者，他有一定的理想速度（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定的閱讀時間（一天不超過二小時），實踐這種閱讀哲學的讀者是否能有所謂的閱讀之愉悅與自由？閱讀或許已經不能再被稱為是閱讀，它更接近訓練、儀式行為，一種身體實踐，以及透過這種實踐完成的自我體認。從王文興的理想讀者規定中可以讀出作者面對現代性的不安矛盾，一方面他似乎相信並接受現代「時間」的計量與工作效率的絕對關係，極端精準的時間經濟。但另一方面當他將這個現代性生產時間原則絕對地規定在非物質性的（廣義）美學生產範圍上，他不考慮範疇差異性所造成的悖詰，原則的絕對性所朝向的非時間性才是他所希冀慾求的。
理想的讀者的規定裡存在著上述的雙重時間性矛盾，極端的日常與公共時間以及對這種時間性的否定，它們彼此相互否定以存否（deni）方式共存於理想規定內。序言裡王文興提出什麼是理想的閱讀與讀者的問題，同時他也設想了上述的規定去回答問題，但是這樣的讀者不可免地一定會面對以存否方式相互對峙雙重時間性矛盾。既然是「理想」讀者，一種想像構築出來的人物存在於作者的慾望領域內，那麼誰是理想讀者？范曄。《家變》裡逆倫的兒子，小說的主要敘事焦點所在，閱讀的主要對象與場所。
王文興在《家變》裡非常強調范曄的閱讀與書寫經驗。小說開頭的ABC三場序幕，A場描寫父親離開家門前的最後一刻場景。B和C場兩場都和范曄因為母親一再探問知否父親去處而致中斷原先的研讀，生氣不悅地和母親爭執。C場以范曄的主觀觀點閱讀尋父啟事開頭回憶的段落部分，最早的回憶，第一個回憶場景（頁十七）緊隨在C場序幕之後的也是一個閱讀認字的場景，父親牽著小范曄的手走在廈門市街上，沿街指著商店招牌教小孩認字辨讀。《家變》文中一再出現類似的閱讀與書寫的自我迴映場景，凸顯書寫者—作者的後設自我迴映性。這些描寫閱讀與書寫的眾多場景中，作者又特別重複安排閱讀的場景出現在小說三部曲結構形式的回憶起始點處。類同第一場回憶，編碼（I）描述認字學讀，第二部在（I）尋人啟事後的第（III）段，十六歲的范曄，他專心臥在他二哥的竹床上閱讀小說。他看的是俄國舊俄小說，「《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著，……」（頁二十五）。但是就像前面序曲B場景裡范曄被母親持續不止的問題干擾而中斷閱讀，這裡，十六歲的范曄也得不到安寧去專心閱讀，因為母親在屋外粗暴無理地斥責鄰居把竹竿衣物跨架在他們家的竹籬笆上。被母親很刺耳叫罵（……像杯砸地一樣的斥罵聲……）所刺激范曄的拋開書本的同時心理所意識到的是羞辱感。
理想的讀者的規定裡存在著上述的雙重時間性矛盾，極端的日常與公共時間以及對這種時間性的否定，它們彼此相互否定以存否（deni）方式共存於理想規定內。序言裡王文興提出什麼是理想的閱讀與讀者的問題，同時他也設想了上述的規定去回答問題，但是這樣的讀者不可免地一定會面對以存否方式相互對峙雙重時間性矛盾。既然是「理想」讀者，一種想像構築出來的人物存在於作者的慾望領域內，那麼誰是理想讀者？范曄。《家變》裡逆倫的兒子，小說的主要敘事焦點所在，閱讀的主要對象與場所。
王文興在《家變》裡非常強調范曄的閱讀與書寫經驗。小說開頭的ABC三場序幕，A場描寫父親離開家門前的最後一刻場景。B和C場兩場都和范曄因為母親一再探問知否父親去處而致中斷原先的研讀，生氣不悅地和母親爭執。C場以范曄的主觀觀點閱讀尋父啟事開頭回憶的段落部分，最早的回憶，第一個回憶場景（頁十七）緊隨在C場序幕之後的也是一個閱讀認字的場景，父親牽著小范曄的手走在廈門市街上，沿街指著商店招牌教小孩認字辨讀。《家變》文中一再出現類似的閱讀與書寫的自我迴映場景，凸顯書寫者—作者的後設自我迴映性。這些描寫閱讀與書寫的眾多場景中，作者又特別重複安排閱讀的場景出現在小說三部曲結構形式的回憶起始點處。類同第一場回憶，編碼（I）描述認字學讀，第二部在（I）尋人啟事後的第（III）段，十六歲的范曄，他專心臥在他二哥的竹床上閱讀小說。他看的是俄國舊俄小說，「《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著，……」（頁二十五）。但是就像前面序曲B場景裡范曄被母親持續不止的問題干擾而中斷閱讀，這裡，十六歲的范曄也得不到安寧去專心閱讀，因為母親在屋外粗暴無理地斥責鄰居把竹竿衣物跨架在他們家的竹籬笆上。被母親很刺耳叫罵（……像杯砸地一樣的斥罵聲……）所刺激范曄的拋開書本的同時心理所意識到的是羞辱感。
王文興很詳實地描寫范曄當時不安焦燥身心狀態——「他為此臊紅了顏，……他一個人在屋裡走廊內來回躞轉著，他臉上慍慍發熱，雙手則是冷冷的。一面走一面他將面部收進手上。」（頁二十六）。小說第三部的結構形式也完全類同先前二部一樣，在尋人啟事（K）之後的過去往事第一二四段裡也安排描寫范曄閱讀場景和阻擾他閱讀的外因，當然還有隨之而生的范曄反應。藉由此種反複出現的基題，作者營建出「家變」三部曲的複格遁走形式。複格、遁走與閱讀，「家變」的隱密三重奏。這或許也是王文興在序言裡另一個隱喻理想讀者的意義——「理想的讀者應該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第三部，第一二四段二十歲的范曄，已進入C大歷史系第二年就讀，對於閱讀看書的經驗有一種近乎偏執性的念頭，堅持閱讀行為的完整與連續性而不容許任何外來的雜音干擾中斷。
范曄甚至以「氛圍」、「軀體」等意念去形容他理想中的那種閱讀行為，閱讀對他而言是有若去碰觸另一個軀體——「往往一滴滴于介的聲音都會使他於一個句子的中間中斷，等待一下再重新續上去唸上時，唸畢的那片氣氛已然忘掉，再接上去已不再像那麼一回的事，有若是把一個人的下軀接到另一個人的上軀上去一般。」（頁一四九）。《家變》的作者在三部曲裡分別安排呈現三種不同的閱讀狀態：辨認文字圖形的識字學習，閱讀小說敘事，閱讀的偏執性習慣。前面兩種閱讀是一般日常行為，閱讀的對象物和目的意向都很清楚。第三種閱讀就不是前面兩類的一般閱讀行為。那種由閱讀者所選擇運作和掌控的日常事項，它是獨立於閱讀者之外的另一個軀體，一個不能被閱讀者的自由意志所任意改變組合的「他者」；作者使用「氛圍」、「軀（體）」、「不能被領群」、「過界」等等詞彙去形容范曄想像的理想閱讀的特殊模態，它只能存在於范曄和閱讀之間而不能和第三者共享。這樣的閱讀怎麼可能產生？
范曄如何去體現這個所謂的理想閱讀？這一段章節（一二四）從飛機飛過打斷范曄的閱讀開始，而引出關於理想閱讀狀態的聯想，然後當范曄想再接續先前的閱讀時他父親又在他背後進進出出房間造成極大的干擾，閱讀再次被中斷，范曄被激惱但因為先前時日和父親一再爭吵的挫敗經驗——「倦弱」與「慄戰」——他只能被動無力的等待擾亂自行中止；在等待的當中他回想最近時日中父親種種讓他惱怒的行為，經過這一番回想原本「疲懶」的憤怒再度被點燃，好不容易他才將它平熄抑制下來，等到想再續先前的閱讀，他父親又再進房而惹出更大的爭執鬧劇，終歸到這章節結束為止，范曄的閱讀行為都不得完成，一而再反複地被阻擾。近乎是強制性反複行為，完全的閱讀始終無法達成，它只能反複不斷地開始與中斷，一再延遲等待，范曄的閱讀慾望始終不能得到滿足，但是這個欠缺實際上是一種替代折衷的症狀表現，一種偏執性精神官能症者常有的行為。
范曄甚至以「氛圍」、「軀體」等意念去形容他理想中的那種閱讀行為，閱讀對他而言是有若去碰觸另一個軀體——「往往一滴滴于介的聲音都會使他於一個句子的中間中斷，等待一下再重新續上去唸上時，唸畢的那片氣氛已然忘掉，再接上去已不再像那麼一回的事，有若是把一個人的下軀接到另一個人的上軀上去一般。」（頁一四九）。《家變》的作者在三部曲裡分別安排呈現三種不同的閱讀狀態：辨認文字圖形的識字學習，閱讀小說敘事，閱讀的偏執性習慣。前面兩種閱讀是一般日常行為，閱讀的對象物和目的意向都很清楚。第三種閱讀就不是前面兩類的一般閱讀行為。那種由閱讀者所選擇運作和掌控的日常事項，它是獨立於閱讀者之外的另一個軀體，一個不能被閱讀者的自由意志所任意改變組合的「他者」；作者使用「氛圍」、「軀（體）」、「不能被領群」、「過界」等等詞彙去形容范曄想像的理想閱讀的特殊模態，它只能存在於范曄和閱讀之間而不能和第三者共享。這樣的閱讀怎麼可能產生？
范曄如何去體現這個所謂的理想閱讀？這一段章節（一二四）從飛機飛過打斷范曄的閱讀開始，而引出關於理想閱讀狀態的聯想，然後當范曄想再接續先前的閱讀時他父親又在他背後進進出出房間造成極大的干擾，閱讀再次被中斷，范曄被激惱但因為先前時日和父親一再爭吵的挫敗經驗——「倦弱」與「慄戰」——他只能被動無力的等待擾亂自行中止；在等待的當中他回想最近時日中父親種種讓他惱怒的行為，經過這一番回想原本「疲懶」的憤怒再度被點燃，好不容易他才將它平熄抑制下來，等到想再續先前的閱讀，他父親又再進房而惹出更大的爭執鬧劇，終歸到這章節結束為止，范曄的閱讀行為都不得完成，一而再反複地被阻擾。近乎是強制性反複行為，完全的閱讀始終無法達成，它只能反複不斷地開始與中斷，一再延遲等待，范曄的閱讀慾望始終不能得到滿足，但是這個欠缺實際上是一種替代折衷的症狀表現，一種偏執性精神官能症者常有的行為。
佛洛依德在「鼠人」病例的分析以及幾篇關於偏執性精神官能症的文章裡，曾經詳細解析此類症狀的一些思維模式，懷疑和偏執，強制性思維是其中最為凸顯的兩種矛盾雙重性，互補思維模式。「……透過一種『回溯』（regression），準備的行為替代最後的決定，思維替代行為，並且某些行為的預備思維會以強制力方式取代替換行為。依照由行為回溯到思維的程度，偏執性精神官能症帶有（偏執性）強制思維特徵或是一般所謂強制行為之特徵。」 從強制思維與行為的回溯替換關係可以幫助解釋范曄等待父親的擾亂停止，以便重新開始閱讀時的回想中他為何會因為父親的一些近乎儀式性的日常行為而惱怒不已。
范曄覺得他父親平日的刷牙和清掃這些像和尚唸經的每天應作儀式其實「……只是為了要躲避開思考，純然是為的懶得去用腦子，始移駐到這暗含催眠性的行止上去。」（頁一五○）。父與子各有不同的強制性症狀表現。父親用日常生活的儀式化行為去逃避思考，自我催眠；范曄偏執於理想閱讀的念頭，不停地以各種延後閱讀的實行完成，在每次的中斷時候又用種種思慮去替換和延隔，等待重複開始理想閱讀（念頭）。范曄父親的空洞、單一沒有替代與延遲的反複中隔，一方面拒絕思考的可能，以被動逃避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自我催眠，不讓自我形成。
他的純粹行為似乎在反諷范曄只有思維而無法落實完成的偏執性慣習。但是思維／行為的對立意義不僅僅只停留在這層表面而已。偏執性精神官能症者思維的「強制性」特徵和懷疑兩者都是一種抗拒、防禦的技術去轉化內在雙重矛盾慾力的衝突。范瞱與父親的施虐／被虐經濟關係在《家變》中不停輪轉兩人的主動／被動角色，這一段章節（一二四）裡推展此種倒溯退回施虐攻擊和被虐的同時共存狀態。范曄以思維替代行為的偏執表現，實質上是一種婉轉的被虐修辭，范曄在根底是和父親一樣的處於被動的地位，所不同的是父親更為被動地停留在「固定點」的純粹行為而不願去作任何回溯或懷疑，也即是說，沒有任何抗拒，即使這是一種被虐形式的抗拒。因此，當范曄心中暗想到父親的日常儀式性行為時所生出的不滿怒氣是多重意向的；他父親的極端被動態度反映出范瞱自己的被動角色，他想拒絕這種認同而不能實現，潛存在被虐源頭的施虐攻擊性轉而以自己為施虐的對象，范曄的怒氣是對自己而發，但也由這裡他同時得到雙重滿足，施與受同時在自身上完成。
范曄覺得他父親平日的刷牙和清掃這些像和尚唸經的每天應作儀式其實「……只是為了要躲避開思考，純然是為的懶得去用腦子，始移駐到這暗含催眠性的行止上去。」（頁一五○）。父與子各有不同的強制性症狀表現。父親用日常生活的儀式化行為去逃避思考，自我催眠；范曄偏執於理想閱讀的念頭，不停地以各種延後閱讀的實行完成，在每次的中斷時候又用種種思慮去替換和延隔，等待重複開始理想閱讀（念頭）。范曄父親的空洞、單一沒有替代與延遲的反複中隔，一方面拒絕思考的可能，以被動逃避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自我催眠，不讓自我形成。
他的純粹行為似乎在反諷范曄只有思維而無法落實完成的偏執性慣習。但是思維／行為的對立意義不僅僅只停留在這層表面而已。偏執性精神官能症者思維的「強制性」特徵和懷疑兩者都是一種抗拒、防禦的技術去轉化內在雙重矛盾慾力的衝突。范瞱與父親的施虐／被虐經濟關係在《家變》中不停輪轉兩人的主動／被動角色，這一段章節（一二四）裡推展此種倒溯退回施虐攻擊和被虐的同時共存狀態。范曄以思維替代行為的偏執表現，實質上是一種婉轉的被虐修辭，范曄在根底是和父親一樣的處於被動的地位，所不同的是父親更為被動地停留在「固定點」的純粹行為而不願去作任何回溯或懷疑，也即是說，沒有任何抗拒，即使這是一種被虐形式的抗拒。因此，當范曄心中暗想到父親的日常儀式性行為時所生出的不滿怒氣是多重意向的；他父親的極端被動態度反映出范瞱自己的被動角色，他想拒絕這種認同而不能實現，潛存在被虐源頭的施虐攻擊性轉而以自己為施虐的對象，范曄的怒氣是對自己而發，但也由這裡他同時得到雙重滿足，施與受同時在自身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