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非"台"靜農
臺先生非"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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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8年04月08日 13:26
我對此舉的意義深信不疑———能讓「大學精神」代代相傳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長的演講，而是無數像《讀中文系的人》這樣的好文章，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故事與人物。
七年前，著名散文家、台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林文月寫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題為《在台大的日子裡》，從1952年她作為新生進入台大中文系，到念研究所，再到畢業留校任教，至1993年夏退休離職，一直講到若干年後重返校園———「我又來到這一間已不再存放我個人書籍的第四室。依舊是書籍擁擠的景象，甚至於幾張書桌的排列都無甚變化。憑窗凝視，內庭的老樹依舊穩立於原地。」對於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讀者來說，這棵老樹很有名，二十年前，林曾專門為其撰文，題目就叫《樹》，其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繼凋零以及年輕人的薪火相傳。而眼前這篇讓我感慨萬端的《在台大的日子裡》，也是如此立言：「我們來看老樹，我們走了；還會有不同的人來看它。在這裡，台灣大學，永遠不乏知識學術的新血。這一點是無疑的。」
之所以「感慨萬端」，是因為林文發表後一年多，我也來台大任教，朝夕相處的，同樣是這棵充滿靈性的老樹。走進這座建於1928年、已成台北市定古跡的「文學院」，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是因為，此前我讀過林文月的散文，對台靜農等諸多台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們的工作環境印象極深。真是無巧不成書，系裡安排給我的辦公室，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在台大的日子裡》有這麼一段：「靠窗對面相向那兩張較大的書桌，我曾見過先後為吳守禮、洪炎秋、鄭騫、葉嘉瑩等諸位先生擁有過。何其榮幸，我能與所崇敬的前輩學者共同分享過這個研究室！他們每一位的學識與人品，是我追隨仰慕的典範。我目睹他們敦品勵學，皓首窮經，諄諄教誨，愛護學生。」書桌依舊，書櫥依舊，風景也依舊。只是人去樓空，我只能遙想前輩風流，再就是學林先生，發出「何其榮幸」的感歎。
多次赴台開會或講學，結識不少台大的老學生、新教授，聽聞許多關於優雅的林文月的傳說。至於有意識地集中閱讀林教授的著作，則是到台大任教以後。上任第二天，系主任送我一冊剛印製完成的《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其中的「沿革」部分稱：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了這所創辦於1929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台灣大學」，並將原文政學部分解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文學院下設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台大中國文學系於是正式成立：「唯當時百廢待興，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先生代為邀聘教員，參與規畫。」細讀「年表」及「傳記」，發現台大中國文學系早年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如毛子水、董作賓、洪炎秋、戴君仁、台靜農等，再加上畢業於燕京大學的鄭騫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董同龢，難怪我到此講學，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如此校史資料，只是供我馳騁想像的線索，真正讓這所名校在我面前變得血肉豐滿的，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
我相信，台大中文系之所以聲名遠揚，除了自身的學術業績，林文月談論台大課堂以及追懷老教授的諸多文章，至少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先生曾提及，在某次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有獲獎人前來致意：「我本來是考上電機系的。偶爾讀了那篇老師寫的《讀中文系的人》，很感動，所以就轉讀中文系了。」我對此舉的意義深信不疑———能讓「大學精神」代代相傳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長的演講，而是無數像《讀中文系的人》這樣的好文章，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故事與人物。
[二]
因我進入林文的角度有點特殊，觀感自然與時賢略有差異。必須承認，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說法很有道理，《給母親梳頭髮》、《姨父送的蝴蝶蘭》等抒情散文很精彩，「尤其難得的是她的文辭於平易中見情趣，於樸實處透至情，所以能格外打動人心」。可我自己更欣賞的，則是其對於台大人物以及台大生活的追懷，如《讀中文系的人》、《午後書房》、《台先生和他的書房》、《因百師側記》、《傷逝》、《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憶》等，還有《在台大的日子》、《消失在長廊盡處》、《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台先生》、《台先生手書詩稿》等，所有這些，都是難得的好文章。我曾將其中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推薦給北大的學生閱讀，那些對台灣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學術知之甚少的大學生們，竟然也都深受感動。可見，並不是因我曾在台大教書，故情有獨鍾。
在《台先生手書詩稿》一文中，林文月談及台靜農先生1975年的托付手書詩卷，那詩捲上書45首詩，卷末跋文：「余未嘗學詩，中年偶以五七言寫吾胸中煩冤，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鈔付文月女弟存之，亦無量劫中一泡影爾。」書後二印，上「澹台靜農」，下「身處艱難氣若虹」。這長365厘米、寬19厘米的詩卷，我曾有幸目睹。那是2001年12月，我赴台參加學術會議，順便到台大演講，得知圖書館有「台靜農教授手稿資料展」，大喜過望。而展覽中最具震撼力的，便是此長卷。
林文月的學術研究及散文寫作，得到了台靜農先生的鼓勵，某種程度也受其影響———這裡說的是「趣味」，而不是具體的寫作技巧。在《讀中文系的人》一書的《後記》中，林提及台先生勸其放棄小說，專攻散文，理由是林從小生活優裕順遂，對民生疾苦等未有深刻體驗。台先生早年曾從魯迅問學，出版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晚年又有筆力雄健的散文集《龍坡雜文》傳世，對「文章之道」自有獨特的體味。難得的是，年輕的林文月竟認同飽經滄桑的台先生的趣味———「起初他頗嫌我文筆太過流麗，教我要往平實的方向努力才好。經過了年少好炫耀賣弄的時期，近來我自覺得以逐漸收斂，比較能夠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1981年，林文月刊行散文集《遙遠》，其《後記》已談及如何擺脫往昔的「喜歡鋪張緣飾」，而逐漸過渡到「寧取平實而不慕華靡」，作者稱「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種心態吧」。我讀林文，是在步入中年以後；之所以激賞，是否也是年齡的緣故？對於這個「敏感」問題，我曾認真反省。結論是：年齡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學養和趣味。君不見，文壇上也有越老越花哨者，即所謂「冬行春令」是也。林教授那麼早就追求「絢爛」之後的「平淡」，豪華落盡見真淳，與其個人性情，也與其專業訓練有關。研究六朝文章出身的林教授，多次變換方式引用劉勰《文心雕龍》的「風骨篇」：「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以收入《交談》的《我的三種文筆》來說，作者稱自己同時兼及論文、創作與翻譯，其中關於文章的看法，稍異於往時：「無論執筆為文，或讀別人的作品，不再滿足於華麗誇飾，而逐漸喜愛淡雅，甚至饒富澀味者。所謂『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總不如結言端直為佳。」
依照我的經驗，撰寫文藝評論，最怕遇到的是「學者型作家」，因其思路清晰，話也說得透徹，輪到你上場，幾乎已是「題無剩義」。讀林文月《午後書房》的「代序」便有此感，這篇題為《散文的經營》的文章，便是極佳的「夫子自道」，毋庸我再饒舌。
不過，話說回來，我還是可以有點小小的補充：將學者的「專業意識」以及「學術敏感」帶進來，不斷探索散文寫作的邊界以及可能性，這應該是林文淡而不薄、雅而多趣的緣故。尤其是在一個特定時空，摒除雜念，凝神靜思，抓緊話題，左衝右突，此類「專題性寫作」，使得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神定氣閒，有咫尺千里之妙。早年的《京都一年》，將遊學京都的種種見聞逐一納入筆下，「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撰寫那些散文的篇章，我其實是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對待的」；寫散文而多有註釋，雖則書生氣重，對於遊客卻十分有用。
不僅僅是馳騁才情，而是兼及學識與見聞，這樣的文章，更典型地體現在其退休前後出版的三本書《擬古》、《飲饌札記》以及《寫我的書》。《擬古》最能顯現作者如何盡心盡力地「經營」散文，而且，此書之兼及古典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翻譯以及散文寫作，恰好體現了林文月之「三位一體」。《寫我的書》原是作者在《聯合文學》開設的專欄，寫自家書房藏書，關注的不是版本價值，而是藏書和自家生命的內在聯繫：「重新翻閱時，猶如翻閱自己的生命，種種的情緒湧上心頭來，愉悅美好的，或感傷激越的，時則清晰，時或幽微。」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三書之中，《飲饌札記》當最為雅俗共賞。同時，此書也最能顯示作者的如下追求：「平凡事物，若能寫出真性情或普遍之理趣，未始不可喜。」
[三]
自謙生於富貴人家，對人世艱辛的體會不夠深刻，很難成為視野宏闊、思想深刻的小說家；但反過來，若撰寫談論「美食」的散文，則不但不成障礙，反是得天獨厚。清代詩人兼美食家袁枚撰《隨園食單》，其《序》中引魏文帝曹丕《典論》的一段話：「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這話常被後世談美食的人引用，大意是說，一代為官的富貴人家，只懂得如何建造舒適的房屋；而三代仕宦者，方才懂得飲食之道。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但「知味」，而且「能文」，自然更不容易。這也是世上多有提倡「飲食文學」的文章，而少有關於飲食的「美文」的緣故。同樣是「說美食」，有人只會動筷子，有人則能夠且願意親自下廚。在我看來，「飲食」一如「作詩」，同樣是「絕知此事須躬行」。整天圍著鍋台轉，蓬頭垢面，無暇品鑒，自然說不上「知味」；但從不下廚者開口說美食，恐怕也是隔了一層。
《飲饌札記》的「楔子」稱：「我於烹飪，從未正式學習過，往往是道聽途說，或與人交換心得，甚而自我摸索；從非正式的琢磨之中獲得經驗與樂趣。有時，一道用心調製的菜餚能夠贏得家人或友輩讚賞，便覺得欣然安慰。」像做學問那樣琢磨「飲饌」，這種生活姿態很得我心。記得袁枚在《隨園食單·序》中稱：「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同樣對飲食有興趣，喜歡「集眾美」，與袁枚派家廚前去學藝不同，林文月則根據「道聽途說」，親自下廚，逐漸摸索出一套製作潮州魚翅、清炒蝦仁、紅燒蹄參等菜餚的手藝來。看書中不時提及，自家某某手藝得之於某廚，實在其樂無窮。至於我略有體會的幾樣家常菜，讀林先生的文章，頗有同感，甚至躍躍欲試。其中說到潮式蘿蔔糕和台式或廣式蘿蔔糕的差異，原因在於前者「蘿蔔刨絲後不入鍋炒，直接把生蘿蔔絲與米漿混合蒸制」，讓我恍然大悟。這麼多年來，每當有廣州或台灣的朋友向我極力推薦他們的「名品」蘿蔔糕時，我總覺得味道不大對；原來「此糕非彼糕」，兒時的深刻記憶，竟成了某種「接受障礙」。
在作為廣西師大版《飲饌札記》「代序」的《飲膳往事》中，林文月提及，其書出版後，「有人稱我『美食家』，更有人以為既然寫過『食譜』，便欲邀我現場表演『廚藝』。這些始料未及的後果，令我惶怖窘困至極」。可在收入《回首》的《十二月，在香港》中，卻有這樣一個感人的場面：學生設家宴，女主人依照《飲饌札記》製作「扣三絲」，碰到了困難，老師林文月再次出手，親下廚房，現場指導———「不知不覺間，大家全擠到廚房來了。小小天地，充滿溫馨幸福的氣氛，那是無庸言語形容的具體事實。」即便在偶爾露一手時，作者依舊重「心情」而輕「技藝」。這正是《飲饌札記》的魅力所在———有「廚藝」，但更重要的是宴客的心情，以及師友歡聚的樂趣；故以飲食為表，人事為裡，時常旁枝逸出，顯得搖曳多姿。
跟名廚的比拚技藝不同，林文月的親自下廚，是為了宴請心儀的客人。因此，美食固然重要，宴飲的氛圍以及客人的感受，更值得主人關心。讀以下文字，你能大略體會此人及此書的妙處：
宴客的樂趣，其實往往在於飲膳間的許多細瑣記憶當中。歲月流逝，人事已非，有一些往事卻彌久而溫馨，令我難以忘懷。（《潮州魚翅》）
其實，宴客之目的，饗以佳餚固然重要，製造飲食歡談的氛圍更可貴，所以主人無須緊張慌亂，而且切忌披頭散髮做出一副辛勞狀。我寧可多花一些事前的準備工作，整裝停妥，從容與賓客共享歡聚之樂。（《口蘑湯》）
通常在構想菜單時，我總會特別在上菜的先後順序方面多考慮，如何使自己能夠有充分的時間於坐席上陪賓客說談，而避免完全陷身於廚房內。因為宴客之際，菜餚固然重要，而席間氛圍更應注意，若主人盡在廚房忙碌而無暇陪賓，實在既掃興又失禮。（《飲饌札記·跋言》）
如此「體貼入微」，既為人，也為己，實乃一種合乎「禮」的生活方式。記得1924年，周作人寫過一則文章，談到「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於百姓日常的飲食起居中，講求「性情」與「理趣」，如此「生活的藝術」，需要時代氛圍的烘托，需要經濟實力的配合，同時也需要個人的學養與趣味。而所有這些，林文月恰好都具備。
[四]
大約五年前，就在台大文學院第四室，我向來訪的劉瑞琳君極力推薦林文月的作品，尤其是這冊《飲膳札記》。看我說得興高采烈，劉君頻頻點頭。可接下來的聯繫版權，卻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本以為此事已經作罷，未成想，幾天前，劉君突然馳電，說是因我當初的推薦，她時刻掛念此書，如今歷盡艱辛，終於解決了版權問題。而且，她也與林文月先生商議好，要我寫序。十萬火急……
恭敬不如從命，何況，還有前面所說的台大因緣。我趕緊衝進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圖書館，抱出十幾冊林文月教授的書籍。興沖沖地走在校園裡陡峭的山路上，眼前不時閃過「在台大的日子裡」的諸多場景。
記得有一次，焦桐兄在天然台湘菜館操辦了一個小宴席，主客是齊邦媛與林文月。聽兩位台大前輩聊天，尤其聊身為「女教授」的諸多艱難，大長見識。突然間，林先生冒出一句：我實在不佩服現在那些只知道寫論文，從不敢進廚房的女教授。此話在女性主義者眼中，起碼是「政治不正確」。可這裡有人生的感慨，也有生活的磨練。三十年前，那時還很年輕的林文月教授，撰有《講台上和廚房裡》一文，文章的結尾是：「雖然上面我也談到女教員身兼家庭主婦的衝突和矛盾，不過，人生豈不就是苦樂參半？一個女性教員和家庭主婦有甘有苦，實在也是應該的。」如何從容澹定地享受這「苦樂參半」的人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游刃有餘」的。倘若不論性別，能夠同時在「講台上和廚房裡」揮灑才情，而且興致勃勃，難道不值得推崇嗎？
洪範版《飲饌札記》附錄有林文月為意大利裔美國人、詩人、美食家及旅行作家法蘭西斯·梅耶的暢銷書《杜鎮艷陽下》所撰書評，其中提到：「近來，我開始整理多年的中饋經驗，斷續寫一些飲膳方面的文章。素材的挑選、烹調的過程等心得的記錄，固然是為文的骨髓，但記述之間亦自難免有許多過往的人事記憶湧上心頭，筆端遂禁不住會藉飲膳以憶往；梅耶的文章與我不約而同，令我深深有獲得知音的喜悅！」那篇書評，林文月起了個充滿詩意的題目《生活其實可以如此美好》。而原台大外文系才子、嶺南大學講座教授劉紹銘，撰有推介林文月及其《飲膳札記》的文章，題目同樣是《生活其實可以如此美好》。
這話說得真好，只是實踐起來太難了。正因為「知易行難」，我才感歎：「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 (作者：陳平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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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8年04月08日 13:26
我對此舉的意義深信不疑———能讓「大學精神」代代相傳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長的演講，而是無數像《讀中文系的人》這樣的好文章，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故事與人物。
七年前，著名散文家、台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林文月寫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題為《在台大的日子裡》，從1952年她作為新生進入台大中文系，到念研究所，再到畢業留校任教，至1993年夏退休離職，一直講到若干年後重返校園———「我又來到這一間已不再存放我個人書籍的第四室。依舊是書籍擁擠的景象，甚至於幾張書桌的排列都無甚變化。憑窗凝視，內庭的老樹依舊穩立於原地。」對於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讀者來說，這棵老樹很有名，二十年前，林曾專門為其撰文，題目就叫《樹》，其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繼凋零以及年輕人的薪火相傳。而眼前這篇讓我感慨萬端的《在台大的日子裡》，也是如此立言：「我們來看老樹，我們走了；還會有不同的人來看它。在這裡，台灣大學，永遠不乏知識學術的新血。這一點是無疑的。」
之所以「感慨萬端」，是因為林文發表後一年多，我也來台大任教，朝夕相處的，同樣是這棵充滿靈性的老樹。走進這座建於1928年、已成台北市定古跡的「文學院」，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是因為，此前我讀過林文月的散文，對台靜農等諸多台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們的工作環境印象極深。真是無巧不成書，系裡安排給我的辦公室，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在台大的日子裡》有這麼一段：「靠窗對面相向那兩張較大的書桌，我曾見過先後為吳守禮、洪炎秋、鄭騫、葉嘉瑩等諸位先生擁有過。何其榮幸，我能與所崇敬的前輩學者共同分享過這個研究室！他們每一位的學識與人品，是我追隨仰慕的典範。我目睹他們敦品勵學，皓首窮經，諄諄教誨，愛護學生。」書桌依舊，書櫥依舊，風景也依舊。只是人去樓空，我只能遙想前輩風流，再就是學林先生，發出「何其榮幸」的感歎。
多次赴台開會或講學，結識不少台大的老學生、新教授，聽聞許多關於優雅的林文月的傳說。至於有意識地集中閱讀林教授的著作，則是到台大任教以後。上任第二天，系主任送我一冊剛印製完成的《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其中的「沿革」部分稱：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了這所創辦於1929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台灣大學」，並將原文政學部分解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文學院下設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台大中國文學系於是正式成立：「唯當時百廢待興，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先生代為邀聘教員，參與規畫。」細讀「年表」及「傳記」，發現台大中國文學系早年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如毛子水、董作賓、洪炎秋、戴君仁、台靜農等，再加上畢業於燕京大學的鄭騫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董同龢，難怪我到此講學，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如此校史資料，只是供我馳騁想像的線索，真正讓這所名校在我面前變得血肉豐滿的，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
我相信，台大中文系之所以聲名遠揚，除了自身的學術業績，林文月談論台大課堂以及追懷老教授的諸多文章，至少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先生曾提及，在某次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有獲獎人前來致意：「我本來是考上電機系的。偶爾讀了那篇老師寫的《讀中文系的人》，很感動，所以就轉讀中文系了。」我對此舉的意義深信不疑———能讓「大學精神」代代相傳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長的演講，而是無數像《讀中文系的人》這樣的好文章，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故事與人物。
[二]
因我進入林文的角度有點特殊，觀感自然與時賢略有差異。必須承認，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說法很有道理，《給母親梳頭髮》、《姨父送的蝴蝶蘭》等抒情散文很精彩，「尤其難得的是她的文辭於平易中見情趣，於樸實處透至情，所以能格外打動人心」。可我自己更欣賞的，則是其對於台大人物以及台大生活的追懷，如《讀中文系的人》、《午後書房》、《台先生和他的書房》、《因百師側記》、《傷逝》、《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憶》等，還有《在台大的日子》、《消失在長廊盡處》、《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台先生》、《台先生手書詩稿》等，所有這些，都是難得的好文章。我曾將其中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推薦給北大的學生閱讀，那些對台灣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學術知之甚少的大學生們，竟然也都深受感動。可見，並不是因我曾在台大教書，故情有獨鍾。
在《台先生手書詩稿》一文中，林文月談及台靜農先生1975年的托付手書詩卷，那詩捲上書45首詩，卷末跋文：「余未嘗學詩，中年偶以五七言寫吾胸中煩冤，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鈔付文月女弟存之，亦無量劫中一泡影爾。」書後二印，上「澹台靜農」，下「身處艱難氣若虹」。這長365厘米、寬19厘米的詩卷，我曾有幸目睹。那是2001年12月，我赴台參加學術會議，順便到台大演講，得知圖書館有「台靜農教授手稿資料展」，大喜過望。而展覽中最具震撼力的，便是此長卷。
林文月的學術研究及散文寫作，得到了台靜農先生的鼓勵，某種程度也受其影響———這裡說的是「趣味」，而不是具體的寫作技巧。在《讀中文系的人》一書的《後記》中，林提及台先生勸其放棄小說，專攻散文，理由是林從小生活優裕順遂，對民生疾苦等未有深刻體驗。台先生早年曾從魯迅問學，出版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晚年又有筆力雄健的散文集《龍坡雜文》傳世，對「文章之道」自有獨特的體味。難得的是，年輕的林文月竟認同飽經滄桑的台先生的趣味———「起初他頗嫌我文筆太過流麗，教我要往平實的方向努力才好。經過了年少好炫耀賣弄的時期，近來我自覺得以逐漸收斂，比較能夠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1981年，林文月刊行散文集《遙遠》，其《後記》已談及如何擺脫往昔的「喜歡鋪張緣飾」，而逐漸過渡到「寧取平實而不慕華靡」，作者稱「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種心態吧」。我讀林文，是在步入中年以後；之所以激賞，是否也是年齡的緣故？對於這個「敏感」問題，我曾認真反省。結論是：年齡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學養和趣味。君不見，文壇上也有越老越花哨者，即所謂「冬行春令」是也。林教授那麼早就追求「絢爛」之後的「平淡」，豪華落盡見真淳，與其個人性情，也與其專業訓練有關。研究六朝文章出身的林教授，多次變換方式引用劉勰《文心雕龍》的「風骨篇」：「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以收入《交談》的《我的三種文筆》來說，作者稱自己同時兼及論文、創作與翻譯，其中關於文章的看法，稍異於往時：「無論執筆為文，或讀別人的作品，不再滿足於華麗誇飾，而逐漸喜愛淡雅，甚至饒富澀味者。所謂『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總不如結言端直為佳。」
依照我的經驗，撰寫文藝評論，最怕遇到的是「學者型作家」，因其思路清晰，話也說得透徹，輪到你上場，幾乎已是「題無剩義」。讀林文月《午後書房》的「代序」便有此感，這篇題為《散文的經營》的文章，便是極佳的「夫子自道」，毋庸我再饒舌。
不過，話說回來，我還是可以有點小小的補充：將學者的「專業意識」以及「學術敏感」帶進來，不斷探索散文寫作的邊界以及可能性，這應該是林文淡而不薄、雅而多趣的緣故。尤其是在一個特定時空，摒除雜念，凝神靜思，抓緊話題，左衝右突，此類「專題性寫作」，使得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神定氣閒，有咫尺千里之妙。早年的《京都一年》，將遊學京都的種種見聞逐一納入筆下，「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撰寫那些散文的篇章，我其實是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對待的」；寫散文而多有註釋，雖則書生氣重，對於遊客卻十分有用。
不僅僅是馳騁才情，而是兼及學識與見聞，這樣的文章，更典型地體現在其退休前後出版的三本書《擬古》、《飲饌札記》以及《寫我的書》。《擬古》最能顯現作者如何盡心盡力地「經營」散文，而且，此書之兼及古典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翻譯以及散文寫作，恰好體現了林文月之「三位一體」。《寫我的書》原是作者在《聯合文學》開設的專欄，寫自家書房藏書，關注的不是版本價值，而是藏書和自家生命的內在聯繫：「重新翻閱時，猶如翻閱自己的生命，種種的情緒湧上心頭來，愉悅美好的，或感傷激越的，時則清晰，時或幽微。」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三書之中，《飲饌札記》當最為雅俗共賞。同時，此書也最能顯示作者的如下追求：「平凡事物，若能寫出真性情或普遍之理趣，未始不可喜。」
[三]
自謙生於富貴人家，對人世艱辛的體會不夠深刻，很難成為視野宏闊、思想深刻的小說家；但反過來，若撰寫談論「美食」的散文，則不但不成障礙，反是得天獨厚。清代詩人兼美食家袁枚撰《隨園食單》，其《序》中引魏文帝曹丕《典論》的一段話：「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這話常被後世談美食的人引用，大意是說，一代為官的富貴人家，只懂得如何建造舒適的房屋；而三代仕宦者，方才懂得飲食之道。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但「知味」，而且「能文」，自然更不容易。這也是世上多有提倡「飲食文學」的文章，而少有關於飲食的「美文」的緣故。同樣是「說美食」，有人只會動筷子，有人則能夠且願意親自下廚。在我看來，「飲食」一如「作詩」，同樣是「絕知此事須躬行」。整天圍著鍋台轉，蓬頭垢面，無暇品鑒，自然說不上「知味」；但從不下廚者開口說美食，恐怕也是隔了一層。
《飲饌札記》的「楔子」稱：「我於烹飪，從未正式學習過，往往是道聽途說，或與人交換心得，甚而自我摸索；從非正式的琢磨之中獲得經驗與樂趣。有時，一道用心調製的菜餚能夠贏得家人或友輩讚賞，便覺得欣然安慰。」像做學問那樣琢磨「飲饌」，這種生活姿態很得我心。記得袁枚在《隨園食單·序》中稱：「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同樣對飲食有興趣，喜歡「集眾美」，與袁枚派家廚前去學藝不同，林文月則根據「道聽途說」，親自下廚，逐漸摸索出一套製作潮州魚翅、清炒蝦仁、紅燒蹄參等菜餚的手藝來。看書中不時提及，自家某某手藝得之於某廚，實在其樂無窮。至於我略有體會的幾樣家常菜，讀林先生的文章，頗有同感，甚至躍躍欲試。其中說到潮式蘿蔔糕和台式或廣式蘿蔔糕的差異，原因在於前者「蘿蔔刨絲後不入鍋炒，直接把生蘿蔔絲與米漿混合蒸制」，讓我恍然大悟。這麼多年來，每當有廣州或台灣的朋友向我極力推薦他們的「名品」蘿蔔糕時，我總覺得味道不大對；原來「此糕非彼糕」，兒時的深刻記憶，竟成了某種「接受障礙」。
在作為廣西師大版《飲饌札記》「代序」的《飲膳往事》中，林文月提及，其書出版後，「有人稱我『美食家』，更有人以為既然寫過『食譜』，便欲邀我現場表演『廚藝』。這些始料未及的後果，令我惶怖窘困至極」。可在收入《回首》的《十二月，在香港》中，卻有這樣一個感人的場面：學生設家宴，女主人依照《飲饌札記》製作「扣三絲」，碰到了困難，老師林文月再次出手，親下廚房，現場指導———「不知不覺間，大家全擠到廚房來了。小小天地，充滿溫馨幸福的氣氛，那是無庸言語形容的具體事實。」即便在偶爾露一手時，作者依舊重「心情」而輕「技藝」。這正是《飲饌札記》的魅力所在———有「廚藝」，但更重要的是宴客的心情，以及師友歡聚的樂趣；故以飲食為表，人事為裡，時常旁枝逸出，顯得搖曳多姿。
跟名廚的比拚技藝不同，林文月的親自下廚，是為了宴請心儀的客人。因此，美食固然重要，宴飲的氛圍以及客人的感受，更值得主人關心。讀以下文字，你能大略體會此人及此書的妙處：
宴客的樂趣，其實往往在於飲膳間的許多細瑣記憶當中。歲月流逝，人事已非，有一些往事卻彌久而溫馨，令我難以忘懷。（《潮州魚翅》）
其實，宴客之目的，饗以佳餚固然重要，製造飲食歡談的氛圍更可貴，所以主人無須緊張慌亂，而且切忌披頭散髮做出一副辛勞狀。我寧可多花一些事前的準備工作，整裝停妥，從容與賓客共享歡聚之樂。（《口蘑湯》）
通常在構想菜單時，我總會特別在上菜的先後順序方面多考慮，如何使自己能夠有充分的時間於坐席上陪賓客說談，而避免完全陷身於廚房內。因為宴客之際，菜餚固然重要，而席間氛圍更應注意，若主人盡在廚房忙碌而無暇陪賓，實在既掃興又失禮。（《飲饌札記·跋言》）
如此「體貼入微」，既為人，也為己，實乃一種合乎「禮」的生活方式。記得1924年，周作人寫過一則文章，談到「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於百姓日常的飲食起居中，講求「性情」與「理趣」，如此「生活的藝術」，需要時代氛圍的烘托，需要經濟實力的配合，同時也需要個人的學養與趣味。而所有這些，林文月恰好都具備。
[四]
大約五年前，就在台大文學院第四室，我向來訪的劉瑞琳君極力推薦林文月的作品，尤其是這冊《飲膳札記》。看我說得興高采烈，劉君頻頻點頭。可接下來的聯繫版權，卻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本以為此事已經作罷，未成想，幾天前，劉君突然馳電，說是因我當初的推薦，她時刻掛念此書，如今歷盡艱辛，終於解決了版權問題。而且，她也與林文月先生商議好，要我寫序。十萬火急……
恭敬不如從命，何況，還有前面所說的台大因緣。我趕緊衝進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圖書館，抱出十幾冊林文月教授的書籍。興沖沖地走在校園裡陡峭的山路上，眼前不時閃過「在台大的日子裡」的諸多場景。
記得有一次，焦桐兄在天然台湘菜館操辦了一個小宴席，主客是齊邦媛與林文月。聽兩位台大前輩聊天，尤其聊身為「女教授」的諸多艱難，大長見識。突然間，林先生冒出一句：我實在不佩服現在那些只知道寫論文，從不敢進廚房的女教授。此話在女性主義者眼中，起碼是「政治不正確」。可這裡有人生的感慨，也有生活的磨練。三十年前，那時還很年輕的林文月教授，撰有《講台上和廚房裡》一文，文章的結尾是：「雖然上面我也談到女教員身兼家庭主婦的衝突和矛盾，不過，人生豈不就是苦樂參半？一個女性教員和家庭主婦有甘有苦，實在也是應該的。」如何從容澹定地享受這「苦樂參半」的人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游刃有餘」的。倘若不論性別，能夠同時在「講台上和廚房裡」揮灑才情，而且興致勃勃，難道不值得推崇嗎？
洪範版《飲饌札記》附錄有林文月為意大利裔美國人、詩人、美食家及旅行作家法蘭西斯·梅耶的暢銷書《杜鎮艷陽下》所撰書評，其中提到：「近來，我開始整理多年的中饋經驗，斷續寫一些飲膳方面的文章。素材的挑選、烹調的過程等心得的記錄，固然是為文的骨髓，但記述之間亦自難免有許多過往的人事記憶湧上心頭，筆端遂禁不住會藉飲膳以憶往；梅耶的文章與我不約而同，令我深深有獲得知音的喜悅！」那篇書評，林文月起了個充滿詩意的題目《生活其實可以如此美好》。而原台大外文系才子、嶺南大學講座教授劉紹銘，撰有推介林文月及其《飲膳札記》的文章，題目同樣是《生活其實可以如此美好》。
這話說得真好，只是實踐起來太難了。正因為「知易行難」，我才感歎：「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 (作者：陳平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