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晚年詩中指涉人物：
岑仲勉
陸侃如
高亨
陳序經
岑仲勉
陸侃如
高亨
陳序經
謝泳來信，12/14抵台。
我破解了陳寅恪晚年詩的幾個關鍵人物
《經史》是陳寅恪的一首名詩，全詩如下：
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
說瓜千古笑秦儒。
關於此詩寫作時間，有兩說。清華版《陳寅恪詩集》係於1949年至1950年之間，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係於1951年至1952年之間。週一良、朱新華斷為1950年或本年暑假稍後（胡文輝《陳寅恪詩箋注》下冊第55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我自己曾認為本詩當作於1951年後，並以為此詩是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應該重視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感慨。當尋到今典以後，可說這個判斷完全錯了。本詩是寫岑仲勉的。時間當以周一良、朱新華判斷較合情理。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講義《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內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內部交流，1957年由高教出版社公開出版。岑仲勉1949年後的研究中，喜歡引時人論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觀念多有趨時之論，如講唐代“門第之見與郡望”一節中說：“猶茲今時土改，旨在剷除剝削，地主如能勞動自活，政府並未嘗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頁，商務印書館，1954年），岑仲勉還喜歡現學現用唯物論和辯證法。《隋唐史》講義附錄中即有“試用辯證法解說隋史之一節”。岑仲勉說：“實則一切現象，屬自然的或人事的，無不可應用辯證法以觀察其因果”。文後岑仲勉又引了列寧一段關於辯證法的論述以及其它時論。附錄二“論陳亡之必然性”，開始即講：“唯物論辯證法範疇中有所謂必然性與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從事物本質、本身發展出來的現象、事變。偶然性是可有可無的現象，在其一般總過程上說，並不由現象的本質、本身生出來的現象，但可以說是出現於兩個必然事變現象的交叉點上”（同上第68頁）。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講義中對陳寅恪的許多觀點多有駁論，金毓黻《靜晤室日記》中說《隋唐史》“有意與陳氏為難，處處與之立異”（見該書第十冊第7173頁，遼沈書社，1993年）。
陳寅恪的獨立思想向為人知，他給科學院的答复即為明證，陳寅恪不信辯證法。在同一大學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講義中對辯證法的推崇，陳寅恪不會不知。
以往解陳詩文章，對此詩爭論頗多，但最後綜合余英時、朱新華、胡文輝等人意見，將“虛經”和“腐史”聯想《列子》和《史記》典故，認為此詩暗指“馬列”，似成定論。此證成立，但它對應的卻不是一個抽象觀念，而是具體指岑仲勉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事實。
“溪刻陰森慘不舒”用《世說新語·豪爽》典故，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溪刻”是苛刻、刻薄之意，恰合陳寅恪讀《隋唐史》講義情景。“魯論”後世借指《論語》，為讀書人的課本，此處是“講義”之意，代指岑仲勉《隋唐史》。“開卷語”，文輝兄聯想“學而時習之”為《論語》第一句，解為當時“學習馬列的風氣”，意到而史未到，其實就是指《隋唐史》講義“編纂簡言”。岑仲勉勵在這個“開卷語”中即不點名批評了陳寅恪。他說“蘇軾稱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為革命鉅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駢文轉為散文，高武間陳子昂實開其先，唐人具有定論，繼陳而起之散文作家，實繁有徒，下逮韓柳，完全踏入鍛煉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極，稍後，即轉入樊宗師之澀體，終唐之世，無復有抗衡者。歐陽修作文重簡（如新唐書）煉（如醉翁亭記），故盛推韓，由今觀之，韓可謂'散文之古文'。去古愈遠，然可信當時一般人讀之，亦非明白易曉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應附於高武之間，以糾正九百年來之錯覺，此又歷史時間性不可抹殺之一例”（《隋唐史》第4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隋唐史》第十七節“文字由駢體變為散體”中再次重複同樣的話，並在註解中直說：“吾人批判，要需看實行如何，若唯執一兩篇文章，便加推許，則直相皮而已”（同上第180頁）。此詩“競作”另有“見說”一本，可想見陳寅恪是讀過此書的。
“說瓜”一典，文輝兄指出，源自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秦法，而詔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
陳詩之意謂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獨立思想，簡單趨時，最後結局可以想見。
以往我們解陳詩，因受余英時先生影響，思路多偏向抽象政治，但此路如不通向具體人事，則陳詩還是不得確解，往往與詩意不合。解陳詩中，尋得岑仲勉這個關節，陳寅恪的許多“謗詩”就易解了。
1952年春，陳寅恪有一首絕句《詠校園杜鵑花》（《陳寅恪文集·詩集》第87頁，三聯書店，2000年）：
嶺表春回第一芳。
誇向沉香亭畔客，
南方亦有牡丹王。
文輝兄《陳寅恪詩箋釋》只注此詩古典，未涉今典。此詩是寫岑仲勉的。
舊詩有以花及美人為喻習慣，此是中國文化常識。陳寅恪當時已雙目失明，校園有無花開花落，其實他並不關心。如果此詩就字面理解，毫無意義。
陳寅恪和岑仲勉是中國隋唐史研究的兩座高峰，兩人關係正常，彼此尊重，因在同一領域，著述中互有引證。1949年後，陳岑又在同一大學同一系，但我們從諸多回憶文章中可察覺兩人基本沒有來往。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講義《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內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內部交流，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公開出版。岑仲勉1949年後的研究中，喜歡引時人論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觀念多有趨時之論，如講唐代“門第之見與郡望”一節中說：“猶茲今時土改，旨在剷除剝削，地主如能勞動自活，政府並未嘗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頁，商務印書館，1954年），岑仲勉還喜歡現學現用唯物論和辯證法。《隋唐史》講義附錄中即有“試用辨證法解說隋史之一節”。岑仲勉說：“實則一切現象，屬自然的或人事的，無不可應用辯證法以觀察其因果”。文後岑仲勉又引了列寧一段關於編證法的論述以及其它時論。附錄二“論陳亡之必然性”，開始即講：“唯物論辯證法範疇中有所謂必然性與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從事物本質、本身發展出來的現象、事變。偶然性是可有可無的現象，在其一般總過程上說，並不由現象的本質、本身生出來的現象，但可以說是出現於兩個必然事變現象的交叉點上”（同上第68頁）。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講義中對陳寅恪的許多觀點多有駁論。
陳寅恪的獨立思想向為人知，他給科學院的答复即為明證。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就直接講過“平生不解黑智兒（一譯黑格爾）之哲學，今論此事，不覺與其說暗合，殊可笑也。”到了1965年，陳寅恪為此文寫“附記”時還說：“又正反合之說，當時唯馮友蘭君一人能通解者。蓋馮君熟研西洋哲學，復新遊蘇聯返國故也。今日馮君尚健在，而劉胡並登鬼錄，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遊園驚夢矣”（《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5、257頁，三聯書店，2000年）。此即後來陳寅恪給科學院答复的源頭，他不信辯證法。
在同一大學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講義中對辯證法的推崇，陳寅恪不會不知。明了這個背景，再讀陳寅恪詩，即會明白其中的寓意。
當時北京已有陳寅恪早年清華同事馮友蘭的順時而變，現在廣州陳寅恪早年史語所同事岑仲勉也首先表態，用辯證法來解釋隋唐史，此即“美人穠艷擁紅妝，嶺表春回第一芳”之意。“誇向沉香亭畔客”是化用李白《清平調》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之意，岑仲勉是唐史專家，此處用“沉香亭畔客”借指唐史研究者，語意精妙。“南方亦有牡丹王”易解，但關鍵是一“亦”字，我理解是以北方馮友蘭對指岑仲勉。
陳寅恪1954年秋天有一首詩，名為《貧女》：
白疊雖廉限敢違；
幸有阿婆花布被，
挑燈裁作入時衣。
歷來解陳詩者，多未尋出其今典，所以眾說紛紜。余英時解為新政權逼陳為文，文輝兄解為暗諷“統購統銷”政策（《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81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皆可商。此詩實寫陸侃如、馮沅君夫婦1954年修改舊作，批判胡適。
詩題《貧女》命意，是由馮引出陸。此詩題後有陳自註“甲午季秋”，“季秋”意謂為深秋，時在農曆九月，用公元計年，應在十月左右了。陳詩此註的意思是提醒本詩的“時間限斷”，如果“時間限斷”不清，則陳詩寓意難明。
陸侃如和馮沅君夫婦是著名教授，當時都在山東大學。陸侃如1927年清華國學院畢業，是陳寅恪的學生。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引出了批判胡適思想運動，此事發源地與山東大學有關，李希凡、藍翎是山東大學畢業的學生，文章刊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雜誌上，陸侃如、馮沅君都寫過批判胡適的文章。1954年《文藝報》第21期刊出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1955年7月號《文史哲》刊出馮沅君《批判胡適的“西遊記考證”》。
陳寅恪一生最敏感學生背叛自己所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條，他的名言是“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陸馮夫婦，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非常積極配合新時代，可能引起了陳的反感。陸馮名著《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均完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但1949年後他們迎合時代，用新觀點來修改自己的舊作，後在《文史哲》雜誌連載，此事在1954年“季秋”前（注意此時間），陳寅恪不會不知。
最讓陳反感的可能還是陸馮均出身北大（馮是北大研究生），都是胡適的學生。1929年，陸馮在上海公學時，胡適是校長，陸是中文系主任，馮是同系教授。他們創辦的《中國文學季刊》創刊號刊名即為胡適所題。陸馮早年著作受胡適《白話文學史》影響很深，但修改舊作時刪除了胡適的引文並有批判。（參閱許志傑《陸侃如和馮沅君》第93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1956年作家出版社《中國詩史》再版“自序”中講得非常明確。《文史哲》雜誌在1954年第7期開始，到1955年第12期連載了馮、陸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稿》。他們在“前記”中說：“我們曾合寫過一部《中國文學史簡編》，解放後就打算改寫。”（《文史哲》1954年第7期第11頁）了解這個背景後，我們再來解陳詩就容易了。“綺羅高價等珠璣”，是指陸馮早年兩本名著，今天總算有了好價錢，指舊作在新時代受寵，有待價而沽之意。“白疊雖廉限敢違”， “白疊”古典，胡文輝已查出為“棉布”之意，此處借“白”引出胡適《白話文學史》，指胡適和他的著作，價廉物美（陳對胡適著作的評價），但受到限制，不敢賣了（刪除胡適引文和觀點）。後兩句不言自明。“幸有阿婆花布被”，“阿婆”指馮沅君，“花布”指早年兩本舊作。“挑燈裁作入時衣”，指陸馮夫婦及時刪改自己的舊作來迎合新時代。
本詩借用秦韜玉《貧女》詩題，同時也藉用此詩歷來的寓意。陳詩最後兩句靈感即源於“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貧女》之後，陳寅恪有《無題》一首寫批判胡適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表現，余英時、胡文輝已有確解，可資互證。
陳寅恪1965年詩《高唱》：
驚回殘夢太平人。
如何鶴髮開元叟，
也上巢車望戰塵。
文輝兄解為當時知識分子參加備戰運動和反美示威（《陳寅恪詩箋釋》下卷第128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可商。
陳詩妙處即在今典，只要一尋得今典，解釋起來即非常簡單，但如何尋得今典，則要對陳的交往和豐富內心世界有深刻理解。最早解陳詩的余英時，早年即把握此點，一般大方向不錯。胡文輝解陳詩最用力，也常有極為精妙處，凡與陳內心相合的解釋，均可成為確解，反有偏離，則去詩意較遠。此詩寫山東大學高亨。
1964年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組織了一次“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十首”活動。高亨參加了，並寫了有名的《水調歌頭》一首：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障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高亨把此詞連同一張恭賀春禧的短函，寄給毛澤東，後收到了回信，回信類似於毛早年給朱師轍的信，此不具引。此事在當年學界極為有名。
《文史哲》雜誌組織這次討論，共有山東大學九教授寫了文章，他們是蕭滌非、蔣維崧、高亨、黃雲眉、殷孟倫、徐文鬥、孟廣來、孫思白、高蘭（《文史哲》1964年第1期）。
高亨1927年從清華國學院畢業，也是陳寅恪的學生，所以陳有此詩，知此今典，此詩即不需再解。陳詩即針對高亨《水調歌頭》而發的感慨，“詩題多有深旨”，“高唱”是習語，但暗含“攜卷登山唱”，別有深意。陳詩機巧於此可見。此詩可與《貧女》對讀。
1965年4月初，陳寅恪有一首七律《乙巳春夜忽聞風雨聲想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為賦一詩》（《陳寅恪文集·詩集》第167頁，三聯書店，2009年）：
尋詩歲月又春風，村市飛花處處同。
尋詩歲月又春風，村市飛花處處同。
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
認桃辨杏殊多事，張幕懸鈴枉費工。
遙夜驚心聽急雨，今年真負杜鵑紅。
文輝兄《陳寅恪詩箋》雖然判斷此詩“以花事喻人事”，但解為“政治甄別和備戰備荒”，似與詩意較遠（見該書下冊第127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詩寫陳序經。
陳寅恪晚年詩，如尋不出今典，只能由字面理解，如尋出今典，則全詩豁然開朗。陳寅恪晚年和黃萱講過，詩要有兩個以上的意思才好。
由詩題《乙巳春夜忽聞風雨聲想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為賦一詩》可以判斷，此詩必有寓意。陳寅恪當時雙目失明，與校園花開花落無關。
1964年6月5日，陳序經在暨南大學校長任上，突然接到國務院任命，調他為南開大學副校長。當時61歲的陳序經只好告別故土，無奈北上。陳序經是海南文昌人，眷戀故土，實在不願離開廣州。陳序經被從暨南大學校長任上突然調離，據說是他和陶鑄的關係較好，有人為了打擊陶鑄，就拿陳序經開刀，其中一個說法是陳序經和“外面有關係”，以此證明陶鑄用人不當。此事經陶鑄再三解釋，也無濟於事，上面認定陳序經這樣的人不能當正職。所謂和“外面有關係”，指陳序經在香港自印《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等書，其實此事由當時《大公報》駐廣州辦事處主任黃克夫經手，通過費彝民完成，是一件公開的事（見陳其津《我的父親陳序經》第214、29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扶南”是古地名，包括今天柬埔寨全境等地。《扶南史初探》一書副題即是“古代柬埔寨與其有關的東南亞諸國史”。此書前後未見任何出版說明，只在封底註明“非賣品”。陳序經何以要在香港印學術著作？目前未見史料。可能是陳序經判斷此類研究涉及外交關係，中國內地根本不可能出版。關於此事還有另外傳說，但未見確切史料。可以證實的是陳序經離開廣州確有隱情。
陳序經最愛杜鵑花，有中大學生回憶“先生對母校康樂園有著深厚感情，對園內一草一木極為愛護，絕不許亂砍亂伐。先生極為喜愛紅杜鵑，但當時康樂園內卻無一株，他便設法從外地移植一批幼苗，親自栽種於此”（胡曉曼《杜鵑花開說杜鵑》，《中山大學校刊》第4版，1984年4月14日）。
陳序經是1964年9月離開廣州前往南開的，陳詩作於1965年4月，時間地點均相合，二陳關係極好，向為人知，此不贅述。揆之常情，陳序經離開廣州前，一定會與陳寅恪告別，這才有陳寅恪“忽聞風雨聲想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的感嘆，此處杜鵑花借指陳序經極為恰適。
首聯“尋詩歲月又春風，村市飛花處處同”，敘當時環境感受，容易理解。頷聯“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是對陳序經在廣州十多年經歷的讚嘆和不得不離開的感慨。此處“絕艷”“繁技”陳詩中多次出現，語出黃秋岳《大覺寺杏林》“絕艷似憐前度意，繁枝猶待後遊人”兩句中，陳寅恪深賞此聯。吳宓在日記中說過“絕艷”指少數特殊天才，“繁枝”則是多數普通庸俗之人，為陳寅恪研究中常識，此不備錄。“認桃辨杏殊多事，張幕懸鈴枉費工”，文輝兄已指出“認桃辨杏”出宋代石延年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意謂胡亂猜測，指陳序經香港印書事。“張幕”“懸鈴”二典，一出周密《乾淳起居注》，一出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均有護花之意。我理解此處是指陶鑄為陳序經說情而於事無補之意。尾聯“遙夜驚心聽急雨，今年真負杜鵑紅”是陳寅恪知陳序經處境後的嘆息，與詩題中“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相近。
【謝泳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