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歷史小說巨擘：Mary Renault 190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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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遠濤（《天堂之火》、《波斯少年》譯者）

　　在彌漫著懷疑與幻滅的二十世紀，瑪麗．瑞瑙特數十年如一日地以小說展現希臘精神（Hellenism），堪稱獨步。然而她的好古並不等於復古，其筆下的古希臘社會的情感與道德，對現代主流價值觀也構成了或明或暗的挑戰。

　　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本名瑪麗．查倫斯（Mary Challans），瑞瑙特是成年後的筆名。她生於倫敦醫生之家，父母個性扞格帶來的家庭張力，日後在她的作品留下烙印。孩提時，她嗜好牛仔故事，也給她書寫古希臘英雄的冒險埋了伏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延誤了她的中學教育，十五歲才入讀一所著名女校。在學校圖書館，她被柏拉圖《對話錄》的英譯本迷住，畢業前全部看完。因成績優異，她抱着將來教書的想法，被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St Hugh's College）錄取，主修英語。

　　「牛津造就了我，」後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在彼時那保守年代，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後來以《魔戒》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R. R. Tolkien）。默雷的講課令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在柏拉圖的熏陶下，她建立起對個人的信仰，對「賢能政制」（meritocracy）的嚮往，當然更少不了對靈魂之愛的追求。它們均貫穿在她重構的古希臘世界中。

　　大學時瑪麗決定畢業後從事寫作，並不顧父母反對，獨立過了幾年一邊打工、一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一九三三年夏，將滿廿八歲的瑪麗徒步旅行重訪牛津，在離母校不遠的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門外歇息時，做了一個影響命運的決定。她省悟到沒有人生體驗的作家不會是好作家，而在那古老的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着。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從此步入艱苦的學員生涯。

　　她在拉德克利夫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Julie Mullard），兩人情投意合，後成為五十年的終身伴侶。感情的安定給瑞瑙特的小說帶來莫大影響；在她八部歷史小說中，最著力刻畫的愛情即是相濡以沫的伴侶關係。

　　完成學業後，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餘和假期寫小說，處女作《愛的意義》（Purposes of Love）出版於一九三九年戰雲密佈的倫敦。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後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醫院服務。醫院中擔任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予瑪麗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後來終於被她寫入《御者》（The Charioteer）中。

　　戰後她離開護理行業，專心創作。直到離開英國遠赴南非定居前，瑞瑙特共出版五部小說，皆以當代為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所熟悉的醫院與醫務人員，致力於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尤其是感情生活。同性情慾（homoeroticism）或女同性情慾（lesbianism）在這些書中或隱隱若現，或呼之欲出。半自傳性的《相好的姑娘》（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 1944）題目就蘊含女同性愛的意味。《瑪麗．瑞瑙特的多副面具》（The Masks of Mary Renault）一書作者齊布爾格（CarolineZilboorg）認為它「迎頭面對了雙性戀女子要在異性戀世界中劃定一種女同性戀關係的困境。」並指出「瑞瑙特最初五部小說的笨拙結尾*證明了她故事的駭俗本質。」

　　一九四八年定居南非是瑪麗．瑞瑙特寫作生涯的轉捩點。在這個新國度，她和伴侶朱莉結識了不少年輕的演員和舞蹈家，多數是男同志，他們的聚散離合激發了瑪麗的靈感，寫出《御者》（1953）。小說設定為二戰烽煙下的三角戀愛故事，主人公羅瑞是傷兵，他要在純真懵懂的「良心反戰者」安竹和他從前的學長、如今世故甚深的拉爾夫之間抉擇—不願面對性傾向的安竹，不可能與之經營幸福；而拉爾夫流連於地下同志圈的習性，也似乎無法給羅瑞帶來安穩的愛情。作者暗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國，一個同性戀屬於非法的社會，尋求性與愛的羅瑞除了妥協別無他途。「御者」是柏拉圖《斐德羅篇》（Phaedrus）的一個意象，象徵靈魂的駕馭力。此書大膽寫實，以至瑞瑙特的美國出版商退還手稿，六年後才得以在美國推出。時至今日，此書已被公認為現代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之一，與維達爾的《城市與鹽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和伊薛伍德的《柏林故事集》（BerlinStories）相提並論。

　　大段徵引柏拉圖、古典意象豐富的《御者》是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此後她沿著歷史長河繼續上溯，直接踏上那早已消逝的古希臘世界，最終寫出八部考據嚴謹、栩栩如生的歷史小說，步入大師之列。轉型滿足了她長久以來的抱負和興趣，更解放了她的想像力。齊布爾格說，藉着古代背景，瑞瑙特得以自由書寫她最感興趣的主題—「戰爭、和平、英雄主義、職業生涯、女性的角色、性表達，還有男男女女的同性愛和雙性愛。」

　　一九五六年的《殘酒》（The Last of the Wine）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BC）為背景，講述在柏拉圖老師蘇格拉底門下的一對雅典情侶十三年的流離。呂西斯與阿列克西亞的關係，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erastes）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eromenos）的精神導師。兩人彷彿是另一時空的拉爾夫與羅瑞，因生活在一個推崇男風的英雄主義時代，而能更加高貴而長久地相愛。戰爭與和平交替，暴民與寡頭輪番上台，雅典由盛而衰的歷程如長卷一樣徐徐鋪展。這小說一舉奠定了瑞瑙特作為歷史文學大師的地位，也確立了她用得爐火純青的敘事手法—第一人稱回憶體的成長小說。

　　瑞瑙特在希臘之旅中參觀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蹟—克諾索斯王宮，相傳是雅典王子特修斯（Theseus）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的地點。回到南非後，她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與考古學的新近發現，剝離傳統神話中可信的元素與混雜的附會，將特修斯一生的傳奇演繹為兩部小說—《國王必須死去》（The King Must Die, 1958）和《海裡來的公牛》（The Bullfrom the Sea,1962）。喜愛遠古文明和人類學的張愛玲十分賞識《國王必須死去》，曾對採訪她的作家水晶說她「看得津津有味」。

　　在南非，瑪麗和伴侶朱莉在一座臨海獨棟木屋住了多年。帶鹽味的輕風，滑翔的海鷗和遠遠的航船，勇敢的泳者和衝浪少年，與她筆下的另一個海洋文化—古希臘世界一樣充滿生機。但「外面的世界」並不如此自由。一九六〇年代伊始，隨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深化，反隔離的瑞瑙特愈來愈捲入政治生活中。她上街示威，參加抗議團體，到社區為政黨拉票。然而政治講求集體行動，處處需要妥協，與這位藝術家對「個人」的信念格格不入。因此，她雖然在一九六四年同意出任國際筆會（P.E.N.）開普敦分會的會長，並與圖書審查作長期鬥爭，但年事的增長、對政治的失望，令她淡出了運動，重投想像世界。她相信作家的道德責任首先在於喚起個人的良知與覺醒，筆才是她自己最好的武器。一九六六年，她出版了新作《阿波羅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危機四伏的希臘，一個周遊列邦的演員見證了柏拉圖為了實踐政治理想，兩度遠赴西西里，輔弼僭主狄奧尼索斯二世做「哲人王」，最終慘淡收場的史事。作者在按語中寫道：「這時代濃厚的政治幻滅感，在智識上表現為對於理想制度的探尋，在歷史上表現為亞歷山大的橫空出世。」她下一本書便寫了這位應時代而生的早慧天才，並一發不可收，最終為他寫了四部著作，包括著名的「亞歷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 1969）、《波斯少年》（The PersianBoy, 1972）、《葬禮競技會》（Funeral Games, 1981），以及一部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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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能政制是瑞瑙特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早在一九五○年代，她已在特修斯故事中虛構過具有賢能政治色彩的團體—「鶴群」（Cranes）；而在《波斯少年》中，征服者亞歷山大傾力要建成一個民族平等、選賢任能的帝國。正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名著《西方哲學史》中闡明，馬其頓崛起前，各自為政的城邦之間長久內耗，已經令希臘文明飽受外患，難以為繼，而亞歷山大的政策「給有思想的人們的頭腦帶來四海一家的觀念；以往對城邦的忠誠與（在較小程度上）對希臘民族的忠誠看來已不合時宜了。在哲學上，這種世界主義觀點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實踐上它開始得較早—始自亞歷山大。」

　　儘管亞歷山大的夢想終因英年早逝而化為碎片，成了權慾的血腥爭奪品（《葬禮競技會》的題材），他的事業畢竟有功於希臘文明的傳播與保存；這為世界主義的羅馬帝國奠下了文化根基。

　　「他的臉多年來縈繞在我的心頭；」瑞瑙特給一位牛津舊友的信上談起亞歷山大，「迷人的眼睛，頭髮從額上躍躍欲起，還有那二十來歲想必已飽經風霜的美—太陽曬得他皮膚近黑，頭髮近白。」這形象符合《波斯少年》中滄桑的亞歷山大，他在《天堂之火》裡並非如此，此書只從他五歲寫到二十歲即位為止。相傳，奧林匹婭斯懷著亞歷山大時夢見漫天遍地的一場大火，燒遍了世界。題目中的「火」便是亞歷山大，「天堂」指他「神裔」的身世；瑞瑙特採用史詩文學中的重複修辭法，在本書裡常以shining（光采照人、光華熠熠）一詞形容他，喜愛溢於言表。

　　作為歷史小說，《天堂之火》同時是一部偉大的成長故事。作者以象徵手法鋪陳亞歷山大童年的張力—失和的父母對他的爭奪：故事開始時纏繞他腰間的蛇，是母親捆縛他的、他後來努力掙脫的紐帶，而小說結束時勝負未定的鷹蛇搏擊（鷹是宙斯—父性—的象徵物），則暗示父母雙方的影響在他餘生中將繼續起伏消長。主人翁生為國王之子，父親是全希臘的霸主，武功赫赫，母親則要他相信自己是神裔。他一方面受斯巴達式的紀律訓練，一方面充滿尚古情懷，以神話英雄阿基里斯為楷模，是荷馬史詩在精神上的最後一個傳人，立志要用無所畏懼的戰鬥來證明自己猶勝乃父。他師從大哲亞里斯多德學習治國、倫理和科學，卻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想像力與熱情，又能在實踐中超越老師的種族偏見。他情感細膩，卻由於父親濫交的反激作用，秉持著近乎禁慾的節制。家庭張力使他從小向外尋求友誼：從衛隊的營房、馬廄的僕役、波斯流亡者那裡增長見識，得到安慰；受《伊利亞特》英雄情誼的熏陶，他與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隨的伴侶；他對年少的波斯使節心儀、跟「蠻族」王子蘭巴若斯結下友情，也預示著《波斯少年》中他對巴勾鄂斯的跨種族愛戀。

　　齊布爾格指出，不在父與母、男性與女性之間作終極的選擇，而是糅合兩種力量來塑造自我，正體現了亞歷山大的卓越。

　　二〇一〇年，出版已屆四十載的《天堂之火》入圍專家評選的「曼布克遺珠獎」（Lost Man Booker Prize）決選名單，這小說的持久魅力可見一斑。二〇一四年夏天，英國Virago出版社發行了新版「亞歷山大三部曲」，邀來早年受惠於瑞瑙特小說的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撰寫前言，其中一段值得抄錄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