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
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
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回信答覆。這些信我都沒有保留，後來他編《明報月刊》，就把書信往來整理成文發表（《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本刊一九六六年四月號）。他發表這些文章時，我不知道，是後來才得悉的。這些信的內容，與討論中國有關係。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職，當時《明報月刊》總編是胡菊人先生，他夫人劉美美女士是新亞的學生。他們做了一個很長的採訪，這個長篇訪問（《中國在遽變中未能完全脫離傳統之流弊》，本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刊出後，引起注意，招致《新晚報》連續罵了兩天。他們說我批評文革，沒有加強中美關係的建立。其後，我也認識了該報總編羅孚，他說刊報時他剛好不在香港，手下編輯開罪了我。我說，沒開罪，我了解《新晚報》的立場。
江：我也是因胡菊人先生開始和《明報月刊》結緣。
余：什麼時候？
江：一九七三年，我在紐約成立江青舞蹈團。一九七八年，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胡先生連續幾天寫藝評，從文化角度來寫，讓我很驚訝。胡先生擅彈古琴，眾所周知，他是個十分真誠的人。後來，我寫教舞蹈的文章，挑了些交給他刊登。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我在香港舞蹈團任藝術總監，常常把演出構思寫成文章交他發表。董橋先生接任時，我和《明報月刊》依然這麼往來。
余：我其實更早結識胡先生。我的朋友辦了友聯出版社，《中國學生周報》就是這個出版社創辦的，朋友找我做《周報》的編輯。我是第一任總編輯，可只做了兩三個月，因為想專心做研究。胡先生那時候十分年輕，也在友聯工作，那時候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但沒有真正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寫文章探討大陸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文章由《聯合報》連載十幾天，十分轟動。這篇重要的文章（《反智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之分野與匯流》，本刊一九七六年二月號、三月號連載》）是因為胡菊人約稿。我很想念胡菊人先生。
江：他後來辦《百姓》雜誌。
余：那份雜誌的老闆不行，是投機商人，不是理想的報人。
與董橋之因緣
江：胡菊人離開《明報月刊》後，董橋先生接任。您和董橋關係特別深——
余：董橋任內，我寫論文推究陳寅恪的舊詩，解釋其詩中隱晦的內容，是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事的。這些文章大陸很關注，引起很大爭論。大陸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是對這場爭論作總結。還有，我也寫了《胡適傳》。中英政府展開談判香港回歸時，董橋也讓我寫許多文章。總而言之，給董橋寫了最長時間以及最多文章。
江：我常常到香港，跟董橋很熟悉，見面頗多……
余：我只見過董橋一次，那回從美國回香港，他請我吃飯，還有新亞書院老先生——牟潤孫。那是惟一一次的見面和談話。董橋七十歲時，我寫詩祝賀……
江：我就跟董橋說，余先生給你那麼大面子。我的四部書，有三部都是董橋作序。
余：他的散文很細膩。羅孚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文，他的散文在大陸大受歡迎，和羅孚此文有關。
江：他的書法也非常出色。
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董橋邀我出書，出版了《中國文化史通釋》，董橋為該書作序。我和《明報月刊》的關係，董橋是重要的角色，這樣才維持下去。胡菊人先生離任後，我和《明報月刊》失去聯繫，直到董橋寫信約稿。但董橋和我早已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不只是編者和作者的關係。

《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
江：《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您怎麼看？
余：《明報月刊》是惟一的文化和思想刊物。不是政治刊物。政治是附帶的，不是重點所在。我認為《明報月刊》最主要的貢獻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到香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份刊物，具有這樣的內容性質。《明報月刊》有廣泛的文化性和思想關懷，容量非常大，試圖做到通盤了解人類社會和文化。更難得的是，託香港言論自由之福，這一刊物竟延續五十年之久，而且還在向前走。這樣的刊物十分罕有。
江：兩岸三地知識人，怎樣發揮作用？
余：知識人的重要性，是中國很特殊的歷史。自先秦孔孟以來，中國的「士」或「士大夫」，即所謂的知識人，他們入世，是社會的一部分，負起責任。儒家的「道」一方面超越塵世，另一方面又正視人世，認為人生只此一回，要極嚴肅對待，不可草草混過。道家比較灑脫，但同樣肯定人生，不過要人不為世俗名利所困而已。道家「無為而治」，要求一個高度自由的秩序。
中國的「士」即使不做官，歸隱或著述，仍關懷社會。而西方，像希臘哲學家，雖然也關心社會，但偏重抽象思維。西方之出現知識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比較普遍。相比起來，中國早自漢朝，已有察舉制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統治階層，或是貴族、或是商人，或是武士，但都不是知識人。西方知識人的社會關懷、文化關懷，發源於宗教。但這個大問題一言難盡，我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討論很多，請參看。
江：您不說「知識分子」，而說「知識人」，用「人」這個字特別精準。
余：我以為稱「知識人」，比稱「知識分子」妥當，一九四九年以後，什麼什麼「分子」，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諸如反革命分子、勞改分子、右派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日本人也稱「知識人」，中國也可用這個詞語。
我的意思——不是要知識人像過去「士」或「士大夫」那樣主宰社會體制，而是要他們發揮關懷社會和弱勢人群的精神，作為現代社會的批評者。以美國為例，也不是知識人領導社會。現在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很接近中國的「士」，他們和社會息息相關，不單擅長自己的專業。西方的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遊行、罷工等方式解決問題。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知識人的作用比起西方社會重要。當年「五四」運動和最近「六四」還都是知識人出頭領導的，他們把傳統「士」的基本精神轉化為現代社會中批判的力量。一直要等到進入民主社會以後，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落實了，才不必借重知識人。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靠知識人。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當局為了維護政權，害怕知識人引起動亂。我知道共產黨的想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動亂。最好防止動亂的方法是，讓人民有途徑表達不滿，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力解決改善。這是西方的辦法。西方媒體報道問題所在，政府負責人必須面對它，解決它。如果一個政權不斷自我完善，就是一個最可靠最穩定的社會。如果以暴力壓制一切不同的觀點，就等於自掘墳墓，所以說中國仍處於秦始皇時代。
江：一九七八年以後，您就不再踏足中國，可對中國大陸那麼了解。這是很深的中國情懷。現在大陸叫「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是不是等於您所謂的「士」，他們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例如徐友漁、賀衛方、章詒和等。他們不是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他們眼於文化思考，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和批評。
余：他們就是現代的「士」。從「士」的精神轉換而來；但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士」，把皇權看得高高在上，而是把政權看做是平等的公共組織，可以平等對話。不過現代知識人也同時必須有高度責任感，必須對自己的批評負起責任，決不應信口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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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旅居紐約和瑞典的華裔舞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