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教授已經訪問過台灣兩次了，二○○六年夏天他在台北時，應允在二○○八年秋天來台大擔任講座教授，希望此事成真。於是，當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的中譯本要出版約我寫序之時，我邀請現在客居巴黎，也喜愛這本書的胡晴舫，一起在中文版之前寫一點文字，或許是個不錯的點子。

　　巴黎，這個十九世紀的首都，身處二十一世紀卻留有歷史的城市容貌與混雜時新的都市氛圍，經常誘拐外來的遊客與專業者，他們為城市的成熟風韻所惑，對巴黎做去歷史與去政治的閱讀。我的意思是說，巴黎，被當作古董一般的觀看物，成為沒有主體的客體，或是孤立的對象來理解，而《巴黎，現代性之都》，哈維的解祕寫作，精彩揭示了當時巴黎的社會關係與都市經驗，應可提供必要的知識光線。

　　巴黎誘拐來者主要是奧斯曼（Haussmann ）開闢的林蔭大道。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對巴黎的無效抱怨，就是巴黎，教導我們把都市計畫化約為開馬路，但是，奧斯曼的林蔭大道，卻仍然美麗迷人。奧斯曼的林蔭大道是軍事有效調動鎮壓窗口躲藏的狙擊手、資產階級房地產投資的市場激勵元素、在節點之間車輛流動的延伸線、以及，它的消點透視，理性，再現的是資產階級城市權力控制的政治美學。

　　城市裡的林蔭大道作法得上溯至教皇的羅馬，以巴洛克軸線的張力，在朝香客的教堂節點之間，組織起空間的秩序。這種組織空間的價值觀是一種革命性的斷裂，一如歐洲十五世紀的人文主義建築師之所為。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 ）指出，這就是自菲利普．布魯涅內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開啟的去歷史化過程。自此，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architectural object ），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開創出新的建築現實，掃除了前人文主義的中世紀仿羅馬式、哥德式建築、以至於中世紀城鎮。於是，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所挪用的形式元素，經由「設計」的過程，賦予教皇或大公的目的與價值，也就是給予意識形態支持，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 ）形式。與他們詮釋的古羅馬建築相較，這是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其實是歷史發明，這是歷史的陰影，被稱為是歷史侵蝕的開始。以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客體性（objectivity ）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間的分離。這個布魯涅內斯基開始的革命，蘊含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的辯論之中。

　　感謝女性主義建築史學者的貢獻，原來我們有所不知，一經她們揭露，就動搖了歐洲人文主義建築的知識中心。理性，人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達文西的圖解中，站在宇宙中心的，卻是一個白種男人。在思想的根源的現代性，或者說，也是現代建築根源，是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經驗。到了巴黎，皇權成為中心。凡爾賽宮的狩獵小徑、林蔭大道，輻射出去支配整個自然世界與人造城市，而其中心，則是太陽之王路易十四臥室的大床。至於奧斯曼將中世紀巴黎開膛破肚，重建巴黎，班雅明稱為「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而哈維則幫助我們有能力回應巴黎：像巨大的白色奶油蛋糕一般，矗立在蒙馬特山丘上的聖心大教堂所掩飾的、大教堂與鎮壓革命的砲位所俯瞰的、在鬱鬱蒼蒼林木裡長眠的、就是一八七一年被屠殺的巴黎公社成員。巴黎的資產階級內鬥內行，外鬥外行，這就是為何相較於羅馬，以至於翡冷翠大理石表現的力量，巴黎華美，而其石頭雕像卻如豆腐般羸弱。

　　雖然哈維告訴我們，班雅明的《拱廊街計畫》並沒有包括一八五五年萬國博覽會尺度巨大的拱形空間，重要的是班雅明閒逛巴黎與閱讀方式。班雅明眼中，建築，是將世界空間化的方式，是資本主義神話建構的空間意象。所以，穿透拜物教的物神，巴黎做為十九世紀的首都，支配性的審美眼光忽略的是商品堆積之下的社會關係。哈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理學閱讀，巴黎，做為現代性首都，它再現的核心經驗就是斷裂（break ），這就是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螺旋形前進的主題敘事，由空間關係開始，通過分配（信貸、租金、租稅）、生產和勞動市場、再生產（勞動力、階級、以及社區共同體關係），以及意識的形構，讓空間處於運動狀態，就像活生生城市真實的歷史地理學。

　　奧斯曼的現代性建構是問題的核心。《四百擊》裡的楚浮要我們緊盯艾菲爾鐵塔。這個不變的中心，這個與天地同在的符號，吸引著我們的目光。這個無用的東西，法蘭西的神話，歐洲的符號，十九世紀的營造，卻是結構整個二十世紀的精神：現代性霸氣。而巴黎經驗，已經等同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重要典範，往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柏林、維也納等城市輸出。譬如說，緊隨巴黎身後，維也納拆除防禦土耳其人的城牆與緩衝區，闢建環城大道（Ringstrasse ）。現代性建構的過程經常十分粗暴，都市計畫就是開馬路！紐約的羅伯特．莫西斯（Robert Moses ），作為權力的掮客，由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對紐約和長島進行創造性破壞。推動私人小轎車，排除公共交通，興建高速公路，打造城郊，摧毀傳統社區，尤其是貧窮少數民族的社區，數十萬人迫遷，是美國版本的城市建設與都市更新的典範。總算，在一九六○年代，貫穿曼哈頓下城區格林威治村的高速公路計畫，為珍．雅各（Jane Jacobs ）所代表的都市運動所阻，這就是《偉大美國城市之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的作者，被胡晴舫譽為「都市之母」的故事，更是推動現代建築與都市計畫範型轉移的社會動力。可是，珍．雅各才剛去世，哥大建築史教授希拉蕊．包隆（Hilary Ballon ）女士做為策展人，和紐約市立博物館合作，在三個地點同時舉行莫西斯的建設紐約回顧展，全面肯定其貢獻。竟然拒絕邀請昔日打破莫西斯的紐約神話的名記者，長島《新聞日報》（Newsday）的羅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 ）參加，但是一名捐款贊助回顧展的富豪堅持要找卡洛出來演講。結果，「今年七十一歲的卡洛是個有脾氣的人，也不屑與那些哥大學院派教授同台，他自己單獨發表演講，全場爆滿。」這真是當前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反挫嗎？一九七四年，卡洛的《權力掮客：羅伯特．莫西斯及紐約的衰落》（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直指莫西斯都市鴨霸的權力深處，徹底打破了神話。

　　同樣地，對這種現代性的反省，也可以在北京見到。為巴黎的奧斯曼爭議與紐約的珍．雅各主張所感動，新華社的記者王軍，出版了《城記》，整理昔日梁思成與陳占祥的方案與北京城牆拆除的決策過程，試圖廓清北京城半個多世紀的都市轉化所潛藏的爭議。

　　因此，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做為現代性的首都，提供了我們認識台北的角度。台北，以至於台灣的現代性歷史建構，首先必須面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的特殊性。殖民現代性一詞最早為美國的Position 期刊之資深編輯湯妮．貝蘿（Tani Barlow ）所提出，作為其創刊號之主題，由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歷史同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 ）考察東亞的歷史複雜性。若借用其措辭，做進一步的理論改造，賦予殖民現代性的理論意義，指涉：沒有主體性之現代性。現代性建構最重要的社會心理過程就是「自覺」，這是「人的改造」，這是在後傳統秩序中「反身性的能力」的根源，也就是主體建構必要能力。而殖民現代性的建構關鍵在於少了這個部分，以致於「只能拉車，不識道路」，效率有餘，思想不足，不容易期待文化上的自主性重建。簡言之，一個被殖民國家框架住的，由上而下所強加的日本殖民國家領導權（霸權，hegemony ）支配與穿透了台灣社會。因此，即使在客體層次上，日本殖民的台灣有了宏大的公共建築，卻是在後藤新平的殖民威攝作用下的權力象徵。有了都市計畫，卻就是開道路，在漢人移民小農社會既有的土地分割的模式上，強加上現代圓環與格子，都市計畫就是既有城市的開膛手。有了比東京還要早就著手自來水供應，卻是做為日人尚不能把握的現代「上水」設備的實驗品。而下水道工程，這個奧斯曼主義者所稱道的建設，由於亞熱帶夏日排水量巨大，費用龐大，殖民者對殖民地下水道的最佳選擇竟是：陽溝無蓋，夏日淹水，任憑來去。有了一些技術、法治、衛生、教育與官僚效率，反而卻無由產生個體之自覺，主體之反身性（reflexivity ），這也就是主體（Subject）缺席之殖民現代性。同樣的邏輯，在一九五○年代台灣所移植的美式現代建築，其實只有形式的模仿，缺少了反省的能力，缺乏批判的能力，就很難走出新路。

　　現代建築在一九五○年代的冷戰歷史脈絡中移植台灣的過程，冷戰時期的世界強權對立，美國與台灣的依賴關係，塑造了現代建築移植台灣的主要性格。首先，台灣的學院與專業者對現代建築的理解過於表面。尤其是通過戰後美國的支配關係下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與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大城市造成風潮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 ）在內涵上已經相去甚遠，以機能主義為言辭主張的建築形式主義、技術與結構的╱倫理的取向（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moral approach ）的建築形式主義、以及，大師的前衛角色，幾乎成為以美式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移植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建築論述的核心。在移植過程中，世紀初歐洲現代建築透過社會性住宅所揭櫫的社會正義與平等的進步意義，以及，對城市的烏托邦價值，都被消音。現代建築只剩下對歐美建築形式的模仿，這是「理性的」與「進步的」建築（rational and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以及，寄託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工業國家富裕社會的想像。其實，由歷史的角度思考，前述歐洲世紀初現代運動所揭櫫的社會理想，在一九五○年代的台灣，以至於台灣的建築學院，是沒有移植的社會條件的。對傳統建築言，現代建築在台灣自是一種斷裂。於是，以建築形式上的創新（the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al form ）做為現代建築師的主要突破目標。現代建築的現代性深層性格，創造性破壞，最後，在台灣快速都市化激勵的房地產市場資本積累過程的催逼之下，埋葬了台灣城市原有的一切容貌。 我們從林秀姿重讀一九七○年代以後東區崛起的文學台北，由陳映真、黃凡、林耀德、朱天心等的作品，可以發現貫穿核心的經驗正是：消失與變動的節奏。等到《壹週刊》、《蘋果日報》、到「2100 全民開講」、「全民亂講」、以及「大悶鍋」等等電子媒體的五光十色包圍下，台灣的媒體，投射出新的地平線，「讓名人，celebirty ，被看見，被擁戴，被羨慕。」這是台灣版的《包法利夫人們》，林奕華說：「名媛現形，名媛就是時尚，時尚就像是海鮮，要每天不斷update 。」真是活生生的巴黎名媛台北版哪。

　　其實，我們一直處身於粗暴的現代性建構的傷痛中，罄竹難書。首先，當大甲鎮瀾宮媽祖回北港媽祖娘家的路線轉移至嘉義新港後，省府住都局為了回應大量信徒短期集中問題，就執行起過去放在一旁的都市計畫，結局是：為父權價值支持的，與移民聚落防禦性的丁字街，被推土機闢為十字路；道路向兩側拓寬，拆除了磚砌亭子腳與店屋秀面；簡直是新港浩劫。再如淡水紅毛城，已經指定為古蹟，但是，圍牆外的道路拓寬仍然造成危機，幾經搶救折衝妥協，最後道路向另一邊挪移，不得不拆除了淡水河邊的領事館船屋。還有澎湖馬公中央里，這個馬公最早的聚落，都市計畫卻將其進行格子大解剖，住都局與地方政府的推土機已經進入攻破聚落，只剩下天后宮的「照壁」與背後依靠的土丘。在文化界古蹟保存團體緊急搶救下，最後，當時中央的營建署長召開緊急會議，強行壓下馬公市長的政治反彈，目前所見，就是劫後餘生。上述這些城市，其實都是邊緣聚落，中心城市，破壞早已進行。台北，就是都市計畫執行的劫後餘生，以及，幸好國家都市政策落實執行不夠徹底，才讓日後旅居北京的香港華人陳冠中有機會讚嘆《台灣風土學》，「現在，讓我們捧台北！」這些如救火一般的工作，放火的對手，就是自覺與不自覺的奧斯曼的徒子徒孫。就是現在，台北還不能捧！因為台北縣新莊樂生療養院的漢生病友，還在與台北市捷運局與台北縣政府等在門口的推土機抗戰。而中央政府是否依文資法一○一條有所作為？不是法律如何解釋的問題，還要看保存運動在特定時空所創造的政治壓力如何？

　　即使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不只是如前述，紐約哥大教授與博物館在替莫西斯翻案，巴黎的作家尊稱奧斯曼為巨人的，如喬治．瓦朗司（Georges Valance ），也所在多有。在全球化年代，更精彩的，更有爭議性的個案，就是韓國首爾的清溪川了。清溪川，是首爾市長李明博競選總統的神話？還是全球化下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的「韓流」？這是市長展現有如CEO 一般的魄力？還是如市民團體與文史團體眼中的韓國版本的，與奧斯曼並無二致的，罔顧民意的開發主義？這是首爾的文藝復興？還是權力展現的清溪川？這是六百年歷史的華麗復原？還是巨大的人工噴泉、長條狀魚缸、假的歷史保存？這可不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值得我們由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學習必要的釋明（decipher ）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