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俄羅斯人常被「譽為」「戰鬥民族」，但其實「戰鬥民族」所為何事？一個被戰爭思維籠罩的血肉生命，也許並不容易。阿列克謝耶維奇（亞歷塞維奇）透過長期採訪，試圖還原包括白俄羅斯人、土庫曼、烏克蘭人、哈薩克人……更廣義「蘇維埃人」的實在歷史──「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類人。」他們有共同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與死亡有特殊的關係──槍斃、屠殺、消滅、抹去、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在戰爭面前，每個人的苦難都同樣平等。從戰爭之中，他們「解放」世界，為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帶來一種「西方以外」、抵住市場至上、進步平等的生活模式。這曾是生活在那個被稱為社會主義帝國的蘇維埃人生命的核心信仰。

然而這些曾經的固有在1991年都變得煙消雲散。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後，開啟了經濟改革和政治開放的政策，誘發部份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脫離運動，而使得蘇共內保守勢力不滿，策劃政變。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軟禁了正在黑海畔度假的戈巴卓夫，以其生病無能履行總統職責為由另立蘇聯代理總統，宣布成立「國家緊急委員會」，試圖收回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同時終止經濟改革。然而民眾在時任總統葉利欽的呼籲下聚集在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政府大樓外抗議政變，要求獨立與民主，與軍方對峙。在人民、軍隊和大多數蘇共黨員的聯合反對下，政變僅僅維持三天便宣告失敗。及此之後，13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於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布辭職，當天晚上，代表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徐徐降下，克里姆林宮升上了繼承國俄羅斯的三色旗，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蘇聯正式解體。

曾經的社會主義帝國開展了經濟自由化的進程──解除價格管制，市場自由化，產權私有化，原屬於「國有」的產業在1992年開始拍賣給私人企業，結果經濟效率與繁榮並沒有到臨，具有資訊優勢的舊官僚，很快就透過侵吞國產成為新富階級，掠奪式的經濟轉軌不僅造成俄羅斯社會的兩極分化，政治界也被經濟寡頭所操縱。社會的反對情緒於1993年10月爆發，民眾再次聚集到政府大樓外，與1991年的那次抗議不同，這次已經是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史達林名字，要求恢復蘇聯體制的遊行了。原來以為會作出讓步的葉利欽總統，在10月4日下令軍隊對廣場上的群眾開火，非官方渠道稱死亡人數高達2000人。

蘇聯解體，但經歷兩次震盪的蘇維埃靈魂卻無法解體。這一時期，從學者到清潔工，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找生活的意義。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說：「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語言全都來自別人，彷彿是昨天被人穿過的衣服……我們全都在使用別人以前所知、以前所做和以前的經驗，所以說是二手時代。」

活在曾經蘇聯的人們，從要求民主到重回蘇聯，也許都是曾經之物。1991年要求的民主，是西方的二手歷史視野──「戈巴卓夫年代……人人洋溢普幸福的笑臉。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氣息。民主是個我們不認識的野獸。」「我痛恨戈巴卓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國。我一直把蘇聯護照作為最珍貴的物品珍藏著。」；其後的經濟自由化，是二手的資本主義生活──「爸爸媽媽本來都是熱心的改革支持者：寫海報，發傳單，然而結局卻是被裁員……他倒無法相信，自由竟然是這樣的。」「你想要什麼樣的伏特加都有，標準牌、戈巴卓夫牌、普丁牌、還有散裝香腸、乳酪和魚，香蕉就在那兒擺著、還需要甚麼樣的自由？我們有這一點就足夠了。」；1993年及至今天的蘇聯帝國懷昔，是二手的歷史──「我想回到過去。我不需要蘇聯香腸，我需要一個可以做正常人的國家。以前我們都說『普通人』，而現在改成了『平民』。你感受到其中的區別嗎？」「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沒有蘇聯了。如果我不喜歡某樣東西，我就出去抗議，而不是睡覺之前在廚房裏討論。」

阿列克謝耶維奇透過無數的訪問，在二手的時代中，重新發掘一手的血肉生命。一如她其他的創作，《二手時代》中幾乎沒有作者的評論，解釋，只有無數受訪者的自白。在一個主題之間，無數立場想法迥異的聲音不斷交錯，甚至在同一個受訪者的自述裏，我們也會發現他們幾把矛盾碰撞的聲音。在歷史的霸道論述間，透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紀錄，我們得以聆聽被消音的生命之歌，間或昂揚，更多是低沈、無聲靜默。這是一本極度沉重的紀錄，閱讀間我每每停頓，因為無法承擔那在承平時代生活的我們看來匪夷所思的生命自述。然而我們必需面對歷史這樣的真實重量，因為我們實在太了解美麗的政治理想可以對人們的生命做成多大的摧殘。在政治理念籠罩一切的年代，我們更需要聆聽來自人們的低吟自述，拒絕對一切政治運動對世間的消音。

端傳媒將會一連兩天摘載《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以下摘自本書「參與者筆記」，獲「貓頭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刊出。

告別了蘇聯時代，我們也告別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我試圖聽到這齣社會主義大戲所有參與者的真實講述。

我們的共產主義，本來有個瘋狂的計畫：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而且也付諸行動了，這算是它唯一做成的事情。七十多年間，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驗室裡，製造出了另一類人種：蘇維埃人。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悲劇人物，另一些人把他們稱為「老蘇維埃」。我覺得我懂得這種人、熟悉這種人，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他們就是我自己，是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幾年來，我為此遊歷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因為蘇維埃人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白俄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一類人！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記錄過的故事中，這些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有幾百萬人慘遭殺戮，人的生命又價值幾何？我們是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種族，一切都來自於那個被稱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場恐怖的戰爭，還有集體化、沒收剝奪、大遷徙……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曾經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但那時我們很少談論。而今，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的生活開始被所有人關切，它曾經是怎樣一回事並不重要，只因為它曾是我們的生活。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透過一點一滴，透過一鱗半爪，發現家的故事，尋找社會主義的內核，比如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究竟是怎樣的。我總是被狹小的空間所吸引，一個人的空間，只有一個人。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所有一切。

為什麼書中有這麼多自殺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蘇聯人民和平凡的蘇維埃人物傳記？其實說到底，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麼是出於愛，要麼是因為年老，甚至只是為了興趣，想要解開死亡之謎。我找到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執著於理想，將理想深深根植於自己內心，絕對不妥協—國家成了他們的宇宙，取代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無法擺脫偉大的歷史，無法和那段歷史告別，無法接受另外一種幸福，不能像今天的其他人這樣，完全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過日子，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人的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來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的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臟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我還記得我讀書時，放學後全班同學一起去開墾荒地，我們鄙 視那些不去的同學。我們會為了自己沒有參加過革命、沒有經歷過戰爭，而難過得哭出來。回首往事，難道我們真的曾經這樣？我真的曾是這樣的人？我和我的主人翁一起回憶。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只有蘇聯人能夠理解蘇聯人。」我們就是這樣一群有著共產主義記憶的人，因為同樣的記憶而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回憶，說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飛上太空之後信仰共產主義的。我們是第一個進入宇宙的國家！我們無所不能！爸爸和媽媽也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也曾經是十月黨人，佩帶著一個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的一員，然後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的成員。而絕望，是後來才出現的。

改革開始後，所有人都在等待歷史檔案開放。直到後來真的開放了，我們才了解歷史，那段一直對我們隱瞞的歷史……

「生活在蘇維埃俄國的一億人口中，我們必須吸引九千萬人追隨我們。剩下那些無法溝通的，必須被消滅。」（季諾維也夫，一九一八年）

「吊死不下於一千個頑固不化的富農和有錢人（必須的，而且要公開示眾）……要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並扣押人質……這樣做是要讓方圓幾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懾他們。」（列寧，一九一八年）

「莫斯科正在死於飢餓。」庫茲涅佐夫對托洛斯基說。「這不是飢餓。當年提圖斯奪取耶路撒冷時，猶太母親還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哪天我強迫母親吃自己的孩子，你們才能過來跟我說：我們好餓。」（托洛斯基，一九一九年）

人民看報紙讀雜誌，沉默不語。撲面而來的，是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恐怖！怎麼能如此生活？許多人把真相視為敵人，也把自由視為敵人。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國家，不了解大多數人的想法。雖然我們每天看到他們，但哪怕天天見面，對於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對於他們想要什麼，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鼓起勇氣教導他們，不過當我們知道了一切，卻感到害怕退縮。」我們經常坐在我家廚房討論，還跟他爭論。這是在一九九一年……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我們都寄望明天，深信明天自由一定會到來。一切都是從虛無開始，從我們的願望開始。

沙拉莫夫在《科雷馬筆記本》中寫道：「我參與了那一場為了生活徹底翻新而進行的壯觀、最終卻告失敗的戰役。」這是一位在史達林勞改營裡蹲了十七年的人所寫的話，他跟理想主義談了一場苦戀。我想可以把蘇聯人劃分為四代人：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時代、布里茲涅夫時代，以及戈巴契夫時代。我屬於最後這一代人。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能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主義生機勃勃、實力雄厚的時代，那個時候，要命的浪漫主義魔法和烏托邦願望方興未艾。我們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長老」監督下長大的，那是一個清教徒加素食主義的時代。共產主義的血脈已被遺忘，傷感和悲情主義高漲，保留下來的認知就是：烏托邦不可能變成現實。

那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我在莫斯科火車站認識了一個女人，她是從坦波夫州來的，正準備去車臣，想把兒子從車臣戰爭中帶回家。「我不希望他死；但也不想要他殺人。」國家已經不能夠再控制這個女人的心了，她是一個自由人了。但這樣的人並不多，多數人還是對自由感到惱火：「我買了三份報紙，每份報紙都在說自己寫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兒？以前，只要早上看了《真理報》，就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了！」直到如今，眾人從各種思想的麻醉中醒轉過來的速度還是太緩慢了。如果我開始談起懊悔，聽到的回應就是：「我為什麼要懊悔？」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這個人說「我也坐過牢」，那個人說「我打過仗」，而第三個說的是：「我曾經在一片廢墟上建設起一座城市，沒日沒夜地搬磚運石。」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誰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兒？人民仍然只習慣於在廚房裡繼續痛罵政府，痛罵葉爾欽和戈巴契夫。他們咒罵葉爾欽改變了俄羅斯。那麼，戈巴契夫呢？人們咒罵戈巴契夫是因為他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整個二十世紀。而現在，我們變得像其他人一樣，像全球所有人一樣，意識到這次是真的，一切都變了。

俄羅斯一邊在變化，一邊在痛恨自己的變化。我想起馬克思對於俄羅斯的那句評語：「一個呆板停滯的韃靼。」

蘇聯的文明是什麼？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遺跡，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我向眾人詢問的不是關於社會主義，而是關於愛情、嫉妒、童年、老年，關於音樂、舞蹈、髮型，關於已經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萬個細節。這是把災難驅趕到習慣思維的範圍中，並且說出或猜出某些真諦的唯一方法。我總是對普通小人物的生活驚嘆不已，樂此不疲地探究無邊無際、數不勝數的人性真相……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父親不在了，所以我無法把我們之間的對話進行到底。父親說過，他們那一代人死於當年的戰爭，要比現在這些沒有戰爭經驗卻要死於車臣的男孩輕鬆得多。在一九四○年代，他們是從一個地獄換到另一個地獄的。戰前父親是明斯克新聞學院的學生，他還記得，在他們過完假期返校時，見到的往往已經不是原來認識的那個老師了。因為老師一個接著一個被逮捕。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只感覺很害怕。就像在戰爭中那樣害怕。

我和父親之間很少有坦誠的對話，那是因為他愛憐我。我是不是也愛憐著他？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通常都對自己的父母很無情。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這就是自由！但，我們期盼的自由真是這樣的嗎？我們曾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死，準備為理想而戰鬥。可是開始的卻是「契訶夫式」的生活，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所有價值觀都崩潰了，除了生活價值。生活是最廣泛的。我們有了新的夢想：建一幢房子、買一輛好車、種一些鵝莓……自由原來就是恢復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羅斯生活中羞於啟齒的。消費主義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陰暗，欲望的陰暗，蟄伏在人類生命中的本能，而我們對於這種生活只有模糊的認識。在整個歷史中，人只是熬過了，而不是活過了。現在已經不再需要軍事經驗，它應該被遺忘。在現在的生活中，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新情感、新狀態、新反應……不知怎的，突然之間一切都不同了：標誌、事物、金錢、旗幟，還有人本身。人類變得更有色彩，也更加獨立，同質性的整體被摧毀，生活散為碎片、細胞和原子。就如達里所說的：「自由意志，就是無拘無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間。」大惡已成為遙遠的傳說，或者只存在於政治懸疑劇之中。已經沒有人還去暢談理想，只是侃侃而談貸款、利率、票據。錢不是掙來的，而是「做」出來和「贏」出來的。這些能夠持久嗎？茨維塔耶娃寫道：「金錢就是欺騙，此言銘刻在俄羅斯人的心靈中。﹂可是如今，奧斯特洛夫斯基和薩爾特科夫—謝德林作品裡的主人翁們好像紛紛復活了，而且在我們的大街小巷四處遊盪。

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撻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撻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柢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我們行駛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到了一個村莊，在一家商店外停了下來。我多麼熟悉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我從小在農村裡長大），這裡的人過著如此卑賤有如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們談起了生活。「您是問自由嗎？走進我們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麼樣的伏特加都有，標準牌、戈巴契夫牌、普丁牌，還有散裝香腸、乳酪和魚，香蕉就在那兒擺著。還需要什麼樣的自由？我們有這一點兒就足夠了。」「給你們土地了嗎？」「有誰能堅守土地？有人想要的話，就拿去好了。我們這裡只有瓦西卡．克魯托伊得到了。一個才八歲大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親一起犁地。要是去他那兒工作，也不能偷揩油，也不能打瞌睡。法西斯！」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場關於自由的爭執，說的是自由之路的艱難、痛苦和悲慘：「要付出的代價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弄清楚該死的善惡？」但是人總是面臨選擇：要自由，還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總是與痛苦相伴，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數人都是選擇走第二條路。

那位大法官對重回人間的基督說：

「你為什麼又要來打擾我們？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來會打擾我們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們（人類），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們，因為你對他們的要求太多……尊重他們少些，要求他們就少些，這樣才更接近於愛，因為他們的負擔會輕些。人是懦弱而膽怯的……一個脆弱靈魂的罪過，不就是無力接納如此可怕的餽贈嗎？」

「對於人類，沒有什麼憂慮能比得上成為自由人之後，還要快快找到頂禮膜拜的對象更無止盡、更折磨人的了。把自由的禮物給了誰，隨之而來就會產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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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一九九○年代，我們曾經十分幸福，但那時候的天真如今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那時覺得，選擇已經做出，蘇聯共產主義毫無希望地完敗。一切才剛剛開始……

二十年過去了。「別拿社會主義嚇唬我們。」現在的孩子這樣對父母親說。

在與一個熟識的大學老師談話時，他對我說：「在九○年代末，每當我回憶起蘇聯時期，學生會吃吃地笑了起來，他們都堅信一個嶄新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了。但今天情況又不同了，如今學生已經領教和體驗了什麼是資本主義：不平等、貧困、厚顏無恥地炫富。他們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從一個被掠奪的國家那裡，他們的父母一無所得。於是學生的情緒激進，夢想進行革命。他們穿紅色T恤，上面繪有列寧和切．格瓦拉的畫像。」

社會上又出現了對蘇聯的嚮往，對史達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中，有半數認為史達林是「最偉大的政治人物」。在這個史達林殺掉的人不比希特勒少的國家裡，居然出現了新一波的史達林崇拜？蘇聯的一切又都成了時尚。例如「蘇維埃餐廳」，裡面滿滿是蘇聯稱呼和蘇聯菜名。還有「蘇維埃糖果」和「蘇維埃香腸」，從味道到口感都是我們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說「蘇維埃伏特加」了。電視上有幾十個節目，網路上也有幾十個蘇聯懷舊網站。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從索洛夫卡到馬加丹，居然都成了旅遊景點。廣告文案裡還承諾遊人將會得到充分的勞改營體驗，會發送勞改犯人的服裝和幹活用的鋤頭，並向遊人展示經過翻修的勞改犯居住區，最後會組織遊客在勞改營釣魚……

舊式的思想再次復活：關於偉大帝國，關於「鐵腕」，關於「獨特的俄羅斯路線」……蘇聯國歌回來了，共青團還在，只是改名為「我們的」，執政黨就是複製版的蘇聯共產黨。總統大權在握，如同當年的總書記，擁有絕對權力。而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東正教。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亞歷山大．格林就曾寫道：「不知怎麼回事，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對藝術家來說，街壘是個危險的地方，是一個陷阱。它會使視力惡化，瞳孔變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裡只有黑與白，從那裡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個黑點，一個目標。我這輩子都是在街壘上面，我也想離開那裡，學會享受生活，讓自己恢復正常視力。但是，數萬人再次走上了街頭，手攜著手。他們在外套上掛著白絲帶，那是復興的符號、光明的象徵。我與他們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鐵錘鐮刀和列寧肖像T恤的年輕人。但他們真的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