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集（全六冊）

第一卷
上編
小說(上)：《竹林的故事》、《桃園》、《棗》、集外短篇5篇
小說(中)：《橋》
第二卷
小說(中)：《橋》(下卷)、《莫須有先生傳》、《紡紙記》、
《芭蕉夢》
小說(下)：《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第三卷
文(20年代)：22篇
文(30年代)：62篇
文(40年代)：18篇
詩(1922—1930)：11首
詩(1931)：57首
詩(1932—1948)：23首
第四卷
論(上)：《談新詩》、續編4篇
論(下)：《阿賴耶識論》、外編5篇
下編
《一個中國人民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後歡喜的話》
《古代的人民文藝——詩經講稿》
《杜甫論》
《杜甫的詩》
古典文學論文6篇
第五卷
《跟青年談魯迅》、外3篇
《魯迅的小說》、外1篇
《魯迅研究》、外3篇
第六卷
《新民歌講稿》
《歌頌篇三百首》、外2首
《毛澤東同誌著作的語言是漢語語法的規範》
《美學講義》、外1篇
文、詩24篇
附錄


~~~~~
今年的暑假
【題註】載1932年9月1日《現代》第1卷第5期，署名廢名
[1]此刊未見。

[1]參看《紡紙記》《芭蕉夢》“題註” 

我於民國十六年之冬日卜居於北平西山一個破落戶之家，荏苒將是五年。這其間又來去無常。西山是一班女士消夏的地方，不湊巧我常是冬天在這裡，到了夏天每每因事進城去。前年冬去青島，在那裡住了三個月，慨然有歸與之情，而且決定命余西山之居為“常出屋齋”焉。亡友秋心君曾愛好我的齋名，與“十字街頭的塔”有同樣的妙處。我細思，確是不錯的。其實起名字的時候我並（並沒）有想到許多。只是聽說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則喜歡到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開卷有得而已。今年春又在北平城內，北平有某一刊物，彷彿說我故意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裡”，[1]那其實不然，我的街坊就是北平公安局長，馬路時新建的，汽車不斷地來往。今年我立了一個志，要寫一個一百回的小說，名曰“芭蕉夢”，但只寫好了一個“楔子”。[2]我的《橋》於四月間出版，這是一部小說的一半，出版後倒想把牠續寫，不願意有這麼一個半部的東西，於是《芭蕉夢》暫且不表，我決定又來寫《橋》。所以今年的夏天，我倒是有志來西山避暑，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裡”。換句話說，走進象牙之塔。
山中方七日矣，什麼也沒有做。今天接到一個“訃”，音樂家劉天華君於月前死去。我不知道劉君，但頗有興致來吊一吊琴師，自古看竹不問主人，“君善笛請為我一奏”，千載下不禁神往也。然而我輩俗物卻想藉此來發一段議論。我曾同我的朋友程鶴西君說，文人求不朽，恐怕與科學制度不無關係，就是到瞭如今的嶄新人物，依然難脫從來“士”的習氣，在漢以前恐怕好得多，一藝之長，思有用於世，假神農皇帝之名。伯牙子期的故事，實在是藝術的一個很好的理想，澈底的唯物觀，人琴俱亡，此調遂不彈矣。我乃作聯挽劉天華君曰：
高山流水不朽
物是人非可悲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悼秋心（梁遇春君）
【題註】載1932年7月1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36期，署名廢名。文前有該刊附言：
按梁遇春君（筆名秋心）在北平逝世消息及追悼預志，已見七月七日本報第五版新聞。梁君生平事蹟及著作，亦已於該篇約略評述。茲特約梁君之知友廢名（馮文炳）君撰文一篇，以誌哀悼。本刊編者識。
[1] 《春醪集》北新書局1930年版3月初版

秋心君於六月二十五日以猩紅熱病故，在我真是感到一個損失。我們只好想到大塊的寂寞與豪奢。大約兩月前，秋心往清華園訪問葉公超先生，回來他向我說，途中在一條小巷子裡看見一副對子，下聯爲“孤墳多是少年人”，於是就鼓其如蓮之舌，說的天花亂墜，在這一點秋心君是一位少年詩人。他常是這樣的，於普通文句之中，逗起他自己的神奇的思想，就總是向我談，滔滔不絕，我一面佩服他，一面又常有嘆息之情，彷彿覺得他太是生氣蓬勃。日前我上清華園訪公超先生，出西直門轉進一條小巷，果然瞥見那副對子，想不到這就成了此君的讖語了。
我說秋心君是詩人，然而他又實在是寫散文的，在最近兩三年來，他的思想的進展，每每令我驚異，我覺得在我輩年紀不甚大的人當中，實在難得這樣一個明白人，他對於東方西方一班哲人的言論與生活，都有他的親切的了解。他自己的短短的人間世，也就做了一個五倫的豪傑，兒女英雄了。他的師友們都留了他的一個溫良的印像，同時又是翩翩王孫。我同公超先生說起“五倫豪傑”四字，公超先生也為之點頭。這四個字是很不容易的，現代人坐不上，古代人做來又不稀奇，而且也自然地坐得不好。
秋心君今年才二十七歲。以前他雖有《春醪集》行世，[3]那不過是他學生時期的一種試作。前年我們刊行《駱駝草》，他是撰稿者之一，讀他的文章的人，都感到他的進步。最近有兩篇散文，一為《又是一年芳草綠》，一為《春雨》，將在《新月》月刊披露。[4]關於這一方面，我很想說話。我常想，中國的新文學，奇怪的很，很少見外來的影響，同時也不見中國固有的文化在那裡起什麼作用。秋心君卻是兩面都看得出。我手下存著他去年寫給我的一封信，裡面有這一段話：

安諾德批評英國浪漫派詩人，以為對於人生缺乏明澈的體驗，不像歌德那樣抓到整個人生。這話雖然說得學究，也不無是處。所以太迷醉於人生里面的人們看不清自然，因此也不懂得人生了。自然好比是人生的鏡，中國詩人常把人生的意思寄之於風景，隨便看過去好像無非幾句恬適的描寫，其實包括了半生的領悟。不過像宋朝理學家那樣以詩說道，倒走入魔了。中國畫家彷彿重山水，不像歐洲人那樣注意畫像，這點大概也可以點出中國人是間接的。可是更不隔膜的，去了解人生。外國人天天談人生，卻常講到題外了。

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好，正因為秋心君是從西方文學的出發點來說這話。至於中國詩人與畫家是不是都能如秋心君所說，那是另外一回事。即此數十言語，已看出秋心君的心得。再從我們新文學的文體上講，秋心君之短命，更令人不能不感到一個損失。我常想，中國的白話文學，應該備過去文學的一切之長，在這裡頭徐志摩與秋心兩位恰好見白話文學的駢體文的好處，不過徐君善於運用方言，國語的歐化，秋心君則似乎可以說是古典的白話文學之六朝文了。此二君今年相繼而死，真是令人可惜的事。秋心君的才華正是雨後春筍，加之他為人平凡與切實的美德，而我又相知最深，唉矣吾友。
最後我引一段我們之間的事情。今年他做了一篇短文，所以悼徐志摩先生者，後來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二十三期）發表，[5]當他把這短短的文章寫起時，給我看，喜形於色，“你看怎麼樣？”我說“Perfect! Perfect!”他又哈哈大笑，“沒有毛病罷？我費了五個鐘頭寫這麼一點文章。以後我曉得要字斟句酌。”因為我平常總是說他太不在字句上用功夫。他前兩年真是一個酒徒，每每是喝了酒午夜文思如湧。因了這篇短文章他要我送點禮物作紀念，我乃以一枚稿筆送他，上面刻了兩行字，“從此燈前有得失，不比酒後是文章”，他接著很喜歡，並且笑道，“這兩句話的意思很好，因為這個今是昨非很難說了。” 
(二十一年七月五日) 







詩及信
【題註】載1935年1月10日《水星》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同期此文前有鶴西《詩及信》，其詩所詠皆涉及“落葉”。另可參看《落葉樹》、《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初冬大雪後，夜半作。是日鶴西回保定。》，本文另有收錄。

[1]見1934年11月10日該刊1卷2期

一
鶴西：兩首詩我讀了果然喜歡，就此賀你了。今早看了你的這兩首詩，我也提起筆來寫一首了，你知道，我寫詩完全是一個偶然，近來簡直不有詩興的，也自己知道我是不會有詩興的，只是喜歡看別人有詩，但前日夜裡忽然有一個詩的感覺，自己覺得這感覺很好，但也就算了，不想用紙筆把它留下來的，接到你的詩，為得表示歡喜起見，我乃同算算學一樣把我的前夜的詩用符號記錄如下—— 

我是從一個夢裡醒來，
看見我這個屋子的燈光真亮，
原來我剛才自己慢慢的把一個現實的世界走開了
大約只能同死之走開生一樣，—— 
你能說這不是一個現實的世界麼？
我的妻也睡在那壁，
我的小女兒也睡在那壁，
於是我訝著我的燈的光明，
訝著我的墳一樣的床，
我將分明的走進兩個世界，[6 ] 
我又稀罕這兩個世界將完全是新的，
還是同死一樣的夢呢？
還是夢一樣的光明之明日？

你看了一位何如？不吝捧喝是幸。匆匆不多及。
廢名十月十七日
二
之琳兄：你叫我把鶴西給我的信同我複他的信交給你拿去發表，因為那裡頭有詩。我想鶴西的信或者單抄詩給你那是應該的，我的複信卻沒有什麼意思，因為我的那首詩我覺得不好。鶴西的這兩首詩我很喜歡，大約因為我懷念他，他遠遠的在那個沒有“落葉樹”的地方住了一年又回來了，若在不知作者行踪的人讀來恐要隔膜一點。前天我在《水星》上讀了足下的《道旁》，[7]又很有恭賀你的意思，這種詩我讀來很感覺新鮮，看來拙，其實巧。似造作，其實自然。足下詩篇於詩的空氣之外又更有文章的style。總而言之是一個新的“清新”。我複鶴西的信裡所寫的一首詩，雖然是想如實的畫下來，其結果與當時的感覺卻很不一樣，當時的感覺並沒有那麼多的“大話”，只是玲瓏樸質可喜，看了你的《道旁》我乃另外用一個方法來描畫一下，結果仍是失敗，茲照抄於後。[8] 
糊糊塗塗的睡了一覺，
把電燈忘了擰，
醒了難得一個大醒，
冷清清的屋子夜深的燈。

目下的事情還只有埋頭來睡，
好像看魚兒真要入水，
奇怪莊周夢蝴蝶
又游到了明日的早晨。
廢名十一月十六日




小園集序[9] 
此時已是今夜更深十二時了罷，我不如趕快來還了這一筆文債，省的明天早晨興致失掉了，那是很可惜的事，又多餘要向朱君說一句話對不起序還沒有寫也。今夜已是更深十二時也，我一口氣一葉葉的草草將朱君英誕送來的二冊詩稿看完了，忍不住笑，忍不住笑也。天下有極平常而極奇的事，所謂樂莫樂兮新相知也。其實換句話說也就是，詩歌垃圾成個堆也。今日下午朱君持了詩稿來命我在前面寫一點文章，這篇文章我是極想寫的，我又曉得這篇文章我是極不能寫也，這位少年詩人之詩才，不佞之文絕不能與其相稱也，不寫朱君又將以為我藏了什麼寶貝不伸手出來給人也，我又豈肯自己藏拙不出頭讚美讚美朱君自家之寶藏乎，決非本懷也。去年這個時候，詩人林庚介紹一個學生到我這裡來，雖然介紹人價值甚大，然而來者總是一學生耳，其第一次來我適在病榻上，沒有見，第二次來是我約朱君來，來則請坐，也還是區區一學生的看待，朱君當頭一句卻是問我的新詩意見，我問他寫過新詩沒有，他說寫過，我給一個紙條給他，請他寫一首詩我看，然後再談話，他卻有點躊躇，寫什麼，我看他的神氣是他的新詩寫得很多，這時主人之情對於這位來客已經優待，請他寫他自己所最喜歡的一首，他又有點不以為然的神氣，很難說那一首是自己所最喜歡的，於是來客就拿了主人給他的紙條動手寫，說他剛才在我的門口想著做了一首詩，就寫給你看看，這一來我乃有點惶恐，就將朱君所寫的接過手來看，並且請他講給我聽，我聽了他的講，覺得他的詩意甚佳，知道這進門的不是凡鳥之客，我乃稍為同他談談新詩，所談乃是我自己一首《搯（掐）花》，[10]因為朱君說他在雜誌上讀過這一首詩，喜歡這一首詩，我就將這一首詩講給他聽，我說我的意思還不在愛這一首詩，我想鄭重的說明我這首詩的寫法，這一首詩是新詩容納得下幾樣文化的例證。不久朱君的詩集《無題之秋》自己出版了，[11]送一冊給我，我讀了甚是佩服，乃知道這位少年詩人的詩才也。不但此也，我的明窗淨几一管枯筆，在真的新詩出世的時候，可以秋收冬藏也。所以我在前說一句詩歌垃圾成個堆，其實說話時忍不住笑也，這一大塊錦繡沒有我的份兒，我乃愛惜“獺祭魚”而已。說到這裡，這篇序已經度過難關，朱君這兩冊詩稿，還是從《無題之秋》發展下來的，不過大勢之所趨已經是無可奈何了，六朝晚唐詩在新詩裡復活也。不過我奉勸新詩人一句，原稿有些地方還得拿去修改，你們自己請鄭重一點，即是洞庭湖還應該吝惜一點，這件事是一件大事，是為新詩要成功為古典起見，是千秋事業，不要太是“一身以外，一心以為有鴻鵠之將至”也。若為增進私人的友愛計，這個卻於我無多餘，是獺祭魚的話，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也。是為序。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廢名於北平之北河沿。





蠅[12]【題註】載1936年10月1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署名廢名。

我故意取這一個字做題目，讓大家以為我是討厭蒼蠅。我的意思不是那樣，我是想談周美成的一首詞，看他拿蠅子來比女子，而且把這個蠅子寫得多麼有個性，寫得很美好。看起來文學裡沒有可迴避的字句，只看你會寫不會寫，看你的人品是高還是下。若敢於將女子與蒼蠅同日而語之，天下物事蓋無有不可以入詩者矣。在《片玉集》卷之六“秋景”項下有《醉桃源》一首，其詞曰：
冬衣初染遠山青，雙絲雲雁綾，夜寒袖濕欲成冰，都緣珠淚零。情黯黯，悶騰騰，身如秋後蠅，若教隨馬逐郎行，不辭多少程。
杜甫詩，“況乃秋後轉多蠅”，我們誰都覺得這些蠅兒可惡，若女兒自己覺得自己悶得很，自己覺得那兒也不是安身的地方，行不得，坐不得，在離別之後理應有此人情，於是自己情願自己變做蒼蠅，跟著郎的馬兒跑，此時大約拿鞭子揮也揮不去，而自己也理應知道不該逐這匹馬矣。因了這個好比喻的原故，把女兒的個性都表現出來了，看起來那麼鬧哄哄似的，實在閨中之情寫得寂寞不過，同時路上這匹馬兒也寫得好，寫得安靜不過，在寂寞的閨中矣。因了這匹馬兒，我還想說一匹馬。溫飛卿詞，“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第一句寫的是船，我看這隻船兒並不是空中樓閣，女兒眼下實看見了一隻船，只是蕩子歸棹此時不知走到那裡，“千山萬水不曾行”，於是一隻船兒是女兒世界矣。這並不是我故意穿鑿，請看下面一匹馬，“柳堤，不聞郎馬嘶”，同前面那隻船一樣的是寫景，柳堤看見馬，盼不得郎馬，——不然怎麼憑空的詩裡會有那麼一個聲音的感覺呢？船是歸棹，馬也應是回來的馬，一個自然要放在遠水，一個又自然近在柳堤矣。這些都是善於描寫女子心理。






陶淵明愛樹[13]【題註】載1936年10月20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第20期，署名廢名。

世人皆曰陶淵明愛菊，我今天來說陶淵明愛樹。說起陶公愛樹來，在很早的時候我讀《閒情》一賦便已留心到了。《閒情賦》裡頭有一件一件的願什麼願什麼，好比說願在發而為澤，又恐怕佳人愛洗頭髮，豈不從白水以枯煎？願做絲而可以做絲鞋，隨素足周旋幾步，又恐怕到時候要脫鞋，豈不空委棄於床前？這些都沒有什麼，我們大家都想得起來，都可以打這幾個比方，獨有“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算是陶公獨出心裁了，我記得我讀到這幾句，設身處地的想，他大約是對於樹陰涼兒有好感，自己又孤獨慣了，一旦走到大樹陰下，遇涼風暫至，不覺景與罔兩俱無，惟有樹影在地。大凡老農老圃，類有此經驗，我從前在鄉下住了一些日子，亦有此經驗也。所以文章雖然那麼做，悲高樹之多蔭，實乃愛樹蔭之心理。稍後我讀《影答形》的時候，見其說著“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所暫乖，止日終不別，”已經是莫逆之心了。在《止酒》一詩裡，以“坐止高蔭下”與“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相提並論，陶公非愛樹而何？我屢次想寫一點文章，說陶淵明愛樹，立意卻還在介紹另外一首詩，不過要從愛樹說起。陶詩《讀山海經》之九雲：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
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這首詩我真是喜歡。《山海經》雲，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這個故事很是幽默。夸父杖化為鄧林，故事又很美。陶詩又何其莊嚴幽美耶，抑何質樸可愛。陶淵明之為儒家，於此詩可以見之。其愛好莊周，於此詩亦可以見之。“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是作此詩者畫龍點睛。語云，前人栽樹，後人乘蔭，便是陶詩的意義，是陶淵明仍為孔丘之徒也。最令我感動的，陶公仍是詩人，他乃自己喜歡樹蔭，故不覺而為此詩也。“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他總還是孤獨的詩人。




中國文章【題註】載1936年11月6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第37期，署名廢名。又載1948年1月11日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第38期，署名廢名。現據《世界日報》所刊排印。
[1] 《夢》本書另有收錄，見《天馬》，題為“夢之二”。

中國文章裡簡直沒有厭世派的文章，這是很可惜的事。我這話雖然說得有點兒遊戲，卻也是認真的話。我說厭世，並不是叫人去學三閭大夫葬於江魚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熱中的危險，至少要發狂，我們豈可輕易喝采。我讀了外國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國哈代的小說，總覺得那些文章裡寫風景真是寫得美麗，也格外的有鄉土的色採，因此我嘗戲言，大凡厭世詩人一定很安樂，至少他是冷靜的，真的，他描寫一番景物給我們看了。我從前寫了一首詩，題目為“夢”，[14]詩云：
我在女子的夢裡寫了一個善字，
我在男子的夢裡寫了一個美字，
厭世詩人我畫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畫一個世界。
我喜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喜讀哈代的小說，喜讀俄國梭羅古勃的小說，他們的文章裡卻有中國文章所沒有的美麗，簡單一句，中國文章裡沒有外國人的厭世詩。中國人生在世，確乎是重實際，少理想，更不喜歡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是文藝裡也多是凝滯的空氣，好像大家缺少一個公共的花園似的。延陵季子掛劍空壟的故事，我以為不如伯牙鍾子期的故事美。嵇康就命顧日影彈琴，同李斯臨刑嘆不得複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未免都哀而傷。朝雲暮雨尚不失為一篇故事，若後世才子動不動“楚襄王，赴高唐”，毋乃太鄙乎。李商隱詩，“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這個意思很難得。中國人的思想大約都是“此間樂，不思蜀，”或者就因為這個原故愛文章裡乃失卻一份美麗了。我嘗想，中國後來如果不是受了一點兒佛教影響，文藝裡的空氣恐怕更陳腐，文章裡恐怕更要損失好些好看的字面。我讀中國文章是讀外國文章之後再回頭來讀的，我讀庾信是因為讀了杜甫，那時我正是讀了英國哈代的小說之後，讀庾信文章，覺得中國文字真可以寫好些美麗的東西，“草無忘憂質疑，花無長樂之心”，“霜隨柳白，月逐墳圓，”都令我喜悅。“月逐墳圓”這一句，我直覺的感到中國難得有第二人這麼寫。杜甫《詠明妃詩》對得一句“獨留青塚向黃昏”，大約從庾信學來的，卻沒有庾信寫得自然了。中國詩人善寫景物，關於“墳”沒有什麼好的詩句，求之六朝豈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論也。
庾信《謝明皇帝絲布等啟》，篇末云“物受其生，於天不謝”，又可謂中國文章裡絕無而僅有的句子。如此應酬文章寫得如此美麗，於此見性情。




五祖寺
現在我住的地方離五祖寺不過五里路，在我來到這裡的第二天我已經約了兩位朋友到五祖寺遊玩過了。大人們做事真容易，高興到那裡去就到那裡去！我說這話是同情於一個小孩子，便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時候。真的，我以一個大人來游五祖寺，大約有三次，每回在我一步登高之際，不覺而回首望遠，總很有一個驕傲，彷彿是自主做事的快樂，小孩子所欣羨不來的了。這個快樂的情形，在我做教師的時候也相似感到，比如有時告假便告假，只要自己開口說一句話，記得做小學生的時候總覺得告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總之我以一個大人總常常同情於小孩子，尤其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時候，——因之也常常覺得成人的不幸，凡事應該知道臨深履薄的戒懼了，自己作主是很不容易的。因之我又常常羨慕我自己做小孩時的心境，那真是可以讚美的，在一般的世界裡，自己那麼的繁榮自己那麼的廉貞了。五祖寺是我小時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從四祖，五祖回來帶了喇叭，木魚給我們的時候，幼稚的心靈，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嚮往之，五祖寺又更是那麼的有名，天氣晴朗站在城上可以望得見那個廟那個山了。從縣城到五祖山腳下有二十五里，從山腳下到廟裡有五里。這麼遠的距離，那時我，一個小孩子，自己知道到五祖寺去玩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有一回做夢一般的真個走到五祖寺的山腳下來了，大人們帶我到五祖寺來進香，而五祖寺在我竟是過門不入。這個，也不使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不帶我到山上去呢？也不覺得悵惘。只是我一個小孩子在一天門的茶舖裡等候著，尚被系坐在車子上未解放下來，心裡確是有點孤寂了。最後望見外祖母，母親姊姊從那個山路上下來了，又回到我們這個茶舖所在的人間街上來了（我真彷彿他們好容易是從天上下來），甚是喜悅。我，一個小孩子，似乎記得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到現在那件過門不入的事情，似乎還是沒有話可說，即是說沒有質問大人們為什麼不帶我上山去的意思，過門不入也是一個圓滿，其圓滿真彷彿是一個人間的圓滿，就在這里為止也一點沒有缺欠。所以我先前說我在茶舖裡坐在車上望著大人們從山上下來好像從天上下來，是一個實在的感覺。那時我滿了六歲，已經上學了，所以寄放在一天門的原故，大約是到五祖寺來進香小孩子們普遍的情形，因為山上的路車子不能上去！只好在山腳下茶舖裡等著。或者是我個人特別的情形亦未可知，因為我記得那時我是大病初癒，還不能好好的走路，外祖母之來五祖寺進香乃是為我求福了，不能好好走路的小孩子便不能跟大人一路到山上，故寄放在一天門。不論為什麼原故，其實沒有關係，因為我已經說明了，那時我一個小孩子便沒有質問的意思，叫我在這裡等著就在這裡等著了。這個忍耐之德，是我的好處。最可讚美的，他忍耐著他不覺苦惱，忍耐又給了他許多涵養，因為我，一個小孩子，每每在這裡自己遊戲了，到長大之後也就在這裡生了許多記憶。現在我總覺得到五祖寺進香是一個奇蹟，彷彿晝與夜似的完全，一天門以上乃是我的夜之神秘了。這個夜真是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記憶。後來我在濟南千佛山遊玩，走到一個小廟之前白牆上橫寫著一天門三個字，我很覺得新鮮，“一天門？”真的我這時乃看見一天門三個字這麼個寫法，兒時聽慣了這個名字，沒想到這個名字應該怎麼寫了。原來這裡也有一天門，我以為一天門只在我們家鄉五祖寺了。然而一天門總還在五祖寺，以後我總彷彿“一天門”三個字寫在一個懸空的地方，這個地方便是我記憶裡的一天門了。我記憶裡的一天門其實什麼也不記得，真彷彿是一個夜了。今年我自從來到停前之後，打一天門經過了好幾回，一天門的街道是個什麼樣子我曾留心看過，但這個一天門也還是與我那個一天門全不相干，我自己好笑了。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二天門。今年四月裡，我在多雲山一個親戚家裡住，一天約了幾個人到五祖寺遊玩，走進一天門，覺得不像，也就算了，但由一天門上山的那個路我彷佛記得是如此，因此我很喜歡的上著這個路，一直走到二天門，石徑之間一個小白屋，上面寫“二天門”，大約因為一天門沒有寫著一天門的原故，故我，一個大人，對於這個二天門很表示著友愛了，見了這個數目字很感著有趣，彷彿是第一回明白一個“一”字又一個“二”字那麼好玩。我記得小時讀“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樓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起初只是唱著和著罷了，有一天忽然覺著這裡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字，乃拾得一個很大的喜悅，不過那個喜悅甚是繁華，雖然只是喜歡那幾個數目字，實在是彷彿喜歡一天的星，一春的花；這回喜歡“二天門”，乃是喜歡數目字而已，至多不過舊雨重逢的樣子，沒有另外的兒童世界了。後來我在二天門休息了不小的工夫，那裡等與一個涼亭，半山之上，對於上山的人好像簡單一把扇子那麼可愛。
那麼兒時的五祖寺其實乃與五祖寺毫不相干，然而我喜歡寫五祖寺這個題目。我喜歡這個題目的原故，恐怕還因為五祖寺的歸途。到現在我也總是記得五祖寺的歸途，其實並沒有記住什麼，彷彿記得天氣，記得路上有許多橋，記得沙子的路。一個小孩子，坐在車上，我記得他同大人們沒有說話，他那麼沉默著，喜歡過著木橋，這個木橋後來乃像一個影子的橋，牠那麼的沒有缺點，永遠在一個路上。稍大讀《西廂記》，喜歡“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裡”兩句，也便是喚起了五祖寺歸途的記憶，不過小孩子的“殘照”乃是朝陽的憧憬罷了。因此那時也懂得讀書的快樂。我真要寫當時的情景其實寫不出，我的這個好題目乃等於交一份白捲了。














打鑼的故事[15]【題註】載1947年2月2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期，署名廢名。


我做大學生的時候，讀了俄國梭羅古勃有名的短篇小說《捉迷藏》，很是喜悅，心想我也來寫一篇《打鑼的故事》罷。《打鑼的故事》如果寫起了，應該放在《竹林的故事》之後，《橋》之前。然而筆記本上有“打鑼的故事”這個題目，沒有文章。我一向是這樣，記下來的題目是真多，寫出來的文章卻是很少了。我的《打鑼的故事》與梭羅古勃的《捉迷藏》有什麼連帶的關係呢？那可以說是寂寞的共鳴，簡直是憧憬於一個“死”的寂寞，也就是生之美麗了。到現在我還留著那篇《捉迷藏》的印象，雖然故事的內容忘記殆盡。我記得那是一個母親同自己的小孩子捉迷藏的故事。奇怪，做小孩子的都喜歡捉迷藏這個遊戲，這裡頭不知有著什麼意義否？梭羅古勃的《捉迷藏》則明明是有意義是不待說的。一個小孩子總要母親同他捉迷藏，母親便同一般的母親逗自己的小孩子遊戲一樣，便總是同他捉迷藏，後來孩子病了，他還是要母親同他捉迷藏，母親便同他捉迷藏。他病已不可救了，他在死之前，還是要母親同他捉迷藏，然而母親對著這沒有希望的自己的孩子可傷心了，掩面而泣，而孩子以為母親是同他捉迷藏<捉迷藏> ！就在母親掩面而泣的當兒孩子死了。所以他的死實在是一個遊戲，美麗而悲哀。我當時讀了把我的《打鑼的故事》的空氣渲染成功，就只差了沒有寫下來，故事是一定不差的。
我做小孩子喜歡打鑼，在監獄一般的私塾裡也總還有他的兒童的光線，我記得讀上論讀到“鄉下儺”三個字，喜得不得了，以為孔子聖人也在那裡看打鑼了，大約以為“儺”就是“鑼”，而我們鄉人卻總是打鑼，無論有什麼舉動都敲起那一面鑼來，等於辦公看手錶，上課聽打鐘，何況“儺”敝鄉人叫“放猖”，本來是以打鑼為唯一的場面，到了鑼聲一停止，一切都酒闌人散了，寂寞了，好像記得那先生曾把鄉下儺三個字講給我聽了，鄉下儺就是我們鄉下放猖。所以我的想像裡一時便熱鬧得不得了，打鑼了，放猖了。我所喜歡的，便是單打這圓圓的一面鑼，一般叫“大鑼”，一般說“打鑼”也便是指單打這一面大鑼說。打這一面大鑼，直截了當，簡單圓滿，沒有一點隔閡的地方，要打便打，一看便看見，一聽也便聽見，你給我我給你好了，世間還用的著費唇舌嗎？要言語嗎？有什麼說不出的意思呢？難怪小孩子喜歡。我卻總是退一步，看大人們互相授受，你給我我給你，彷彿不能給我小孩子了，我小孩子只能作旁觀者了，真的，我這時的寂寞，應等於大人不能進天國。外家住在河邊，夏天發山洪時，河壩有破裂之虞，便打起鑼來，意思是叫大家都來搶救。這時能有我的份兒嗎？當然沒有。然而我偷偷地看打鑼，鑼聲響徹天地，水之大，人之勇，我則寂靜。我的喜歡從來沒有向人說。“化籠”時，則是火光與金聲。富貴人家，父母之喪，家中請了和尚或道士做法事，法事的最後一場便是化籠，即將陽世間為陰世間備的金銀財寶裝在紙籠子裡一舉而焚之。這個場合甚大，時間總在夜裡，當其火光照耀天空時，一面大鑼便大大的響起來，號召鬼眾都來認領。而我每每在這時看見每個人的面孔，即是火邊看熱鬧人的面孔，都是熟人，我一面歡喜一面有點奇怪，何以大家都看得見呢？我彷佛夜裡不能看見了。連忙知道是在火光之下了。這個熱鬧，難得幾回有，有則總不忘記了。在農村里，家家都是養豬的，豬養得愈大愈顯得家事興旺，若在城裡住家，養豬則是家貧，本來沒有什麼可給豬吃的，每每是自己節食給豬吃，小孩子雖不知道這些，但對於城裡養豬的人家我總替他寂寞。城裡養豬，豬又總容易失了，失了豬便拿了一面鑼沿街敲，沿城敲，俾拾得者知道物主是誰。這等於亡羊補牢而已，未必有何益處。我不知道這些，跟在敲鑼者後面跑，覺得這是再新鮮不過的事，可喜悅的事。有時養豬失豬者是孤兒寡婦之流，便由其小孩子去敲鑼，這個小孩子每每是我的朋友，我乃同他一路上城，（街上我則不敢同他去，給大人看見了要責備的）東南西北城，我們都走過了，一面談話，一面打鑼，我卻好容易設法將這鑼移在我的手上打了一陣，對於朋友感激不盡。出殯時也總是打這一面鑼的，這一面鑼總在棺前行，故俗稱出殯為“鐺！瞥！”笑老而不死者便問，“你幾時“鐺瞥”呢？”“鐺”便指鑼聲，“瞥”則是隨著鑼聲而要放一枚爆竹，這個爆竹之聲微弱的可憐。無論貧富，都有此“鐺瞥”，即是說這個儀式決不可少，是基本單位，再多則花樣翻新，悉聽尊便，只要你有錢，而我只同這“鐺瞥”之聲甚是親切，無論誰家出殯，經過我家門前，我必出門而目送之，因為他必能讓我知道，必有那一聲鑼響叫我出來也。有一回鄰近有一個挑水的老頭兒死了，他沒有親人，他出城時，是我打鑼，這算是我小孩子好事的成功，其得意可知。我記得我這時小學已快畢業了，算是大孩子了。
說來說去，我的《打鑼的故事》原是要描寫一個小孩子的死，死的寂寞。因為我是一個愛打鑼的孩子，而小孩子死獨不打鑼了，一切儀式到此都無有了，故我對於一個死的小孩子，在一個不講究的匣子似的棺材裡將他提攜到野外墳地裡去，甚是寂寞。我，一個小孩子，有多次看著死的小孩子埋在土裡的經驗。我是喜歡看陳死人的墳的，春草年年綠，彷彿是清新庾開府的詩了，而小孩子的墳何以只是一堆土呢？象垃圾似的。而且我喜歡的聲音呢？“倘若我死了，獨不要我打鑼嗎？”那時我真個這樣想。所以後來讀了梭羅古勃的《捉迷藏》，喜其將小孩子的死寫得美麗。















放猖[16]【題註】載1947年2月26日南昌《中國新報.文林》第370期，署名廢名。題下有編者介紹：“作者廢名即馮文炳先生，現執教於北大，著作甚豐。”此文全部錄入《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之後》第八章。

我在故鄉避難時，教中小學生作文，我告訴學生作文的目的是要什麼事情都能寫，正如小兒學語是要什麼話都能說一樣。我這意思當然是最明白而且最正當的了，然而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向作文的辦法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寫，正如女子裹了腳便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一樣，所以我的一點明白而正當的意思反而不能被人接受，而被人痛恨。此事真應慟哭流涕。故我所想，要我愛國我便要教學生作文，我要他們什麼事情都能寫。我出的作文題，都根據於兒童的經驗，從小在鄉間所習見的風俗習慣，我都拿來出題目。“放猖”是故鄉的一種風俗，我便教學生寫放猖，在小學六年級裡第一次交出一篇作文說太陽不說太陽要說“金烏”的學生後來居然寫了一篇很好的《放猖》了，此事令我大喜。這個學生姓魯，我現在還記得他的《放猖》，不知他記得我否。今天我自己來寫一篇放猖。
故鄉到處有五猖廟，其規模比土地廟還要小得多，土地廟好比是一乘轎子，與之比例則五猖廟等於一個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個，大約都是士兵階級，在春秋佳日，常把他們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驅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處亂跑一陣。故做母親的見了自己的孩子應歸家時未歸家，歸家了乃責備他道：“你在那裡'猖'了回來呢？”猖神例似（以）壯丁扮之，這便等於額外兵，是父母替他許願，當了猖兵便可以沒有災難，身體健康。我當時非常之羨慕這種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讓我也來做一個呢？猖兵赤膊，著黃布背心，這算是製服，公備的。另外誰做猖誰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褲穿著，而且必須是紅的。我當時跟著已報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戶借褲，因為是紅褲，故必借之於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裡說笑話了，近於講愛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裝束好了以後，即是黃背心、紅褲、扎裹腿、草鞋，然後再來“打臉”，羨慕已極，其中有小猖兵，更覺得天下只有他們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這天生的，本來如此的臉面，算什麼呢？打臉之後，再來“練猖”，即由道士率領著在神前（在鄉各村，在城各門，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畫符念咒，然後便是猖神了，他們再沒有人間的自由，即是不准他們說話，一說話便要肚子疼的。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人間的自由本來莫過於說話，而現在不准他們說話，沒有比這個更顯得他們已經是神了。他們不說話，他們已經同我們隔得很遠，他們顯得是神，我們是人是小孩子，我們可以淘氣，可以嬉笑著逗他們，逗得他們說話，而已看他們是花臉，這其間便無可奈何似的，我們只有退避三捨了，我們簡直已經不認得他們了。何況他們這時手上已經拿著叉，拿著叉郎當郎當的響，真是天兵天將的摸樣了。說到叉，是我小時最喜歡的武器，叉上串有幾個鐵輪，拿著把柄一上一下郎當著，那個聲音把小孩子的神秘話都說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歡喜。我最不會做手工，我記得我曾做過叉，以吃飯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講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創作了。我的叉的鐵輪是在城裡一個高坡上（我家住在城裡）拾得的洋鐵屑片剪成的。在練猖一幕之後，才是名副其實的放猖，即由一個凡人（同我們一樣別無打扮，又可以自由說話，故我認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鑼敲著，在前面率領著，拼命著跑著，五猖在後面跟著拼命地跑著，沿家逐戶地跑著，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歡迎著，跑進去，又跑出來，不大的工夫在鄉一村在城一門家家都跑遍了。我則跟在後面喝采。其實是心裡羨慕，這時是羨慕天地間唯一的自由似的。羨慕他們跑，羨慕他們的花臉，羨慕他們的叉響。不覺之間彷彿又替他們寂寞——他們不說話！其實我何嘗說一句話呢？然而我的世界熱鬧極了。放猖的時間總在午後，到了夜間則是“遊猖”，這時不是跑，是抬出神來，由五猖護著，沿村或沿街巡視一遍，燈燭輝煌，大鑼大鼓還要吹喇叭，我的心裡卻寂寞之至，正如過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為遊猖接著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經完了。
打了第二天，遇見昨日的猖兵時，我每每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彷彿一朵花已經謝了，他的奇蹟都拿那裡去了呢？尤其是看著他說話，他說話的語言太是貧窮了，遠不如不說話。


















知堂先生
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誌”，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於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云：“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我想我寫了可以當面向知堂先生請教，斯又一樂也。這是數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於知堂先生的嚮往，事後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末可知。我們的歸結是這麼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裡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賢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直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農先生家書後》有云，“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嘆，此文篇未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嘆息。”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嘆息之聲，其所表現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閒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
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平伯乃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當時我尚不甚了然，稍後乃領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

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著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
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熘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衖頭衖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云云…… 
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點規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系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於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彷彿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佛家經典所提出的“業”，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原是自己一時糊塗的思想，後來同知堂先生閒談，他不知道我先有一個成見，聽了我的話，他不完全的說道：“科學其實也很道德。”我聽了這句話，自己的心事都丟開了，彷彿這一句平易的話說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說話的神氣真是一點也不費力，令人可親了。二十三年七月

【題註】載1932年9月1日《現代》第1卷第5期，署名廢名
[1]此刊未見。

[2]參看《紡紙記》《芭蕉夢》“題註” 
【題註】載1932年7月1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36期，署名廢名。文前有該刊附言：
按梁遇春君（筆名秋心）在北平逝世消息及追悼預志，已見七月七日本報第五版新聞。梁君生平事蹟及著作，亦已於該篇約略評述。茲特約梁君之知友廢名（馮文炳）君撰文一篇，以誌哀悼。本刊編者識。
[3] 《春醪集》北新書局1930年版3月初版
[4]兩文分載《新月》4卷4、5期。
[5]此文題“吻火（Kissing the Fire）”,載1932年4月11日《大公報》。
【題註】載1935年1月10日《水星》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同期此文前有鶴西《詩及信》，其詩所詠皆涉及“落葉”。另可參看《落葉樹》、《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初冬大雪後，夜半作。是日鶴西回保定。》，本文另有收錄。

[7]見1934年11月10日該刊1卷2期
[8]此詩後以“無題”收入《水邊》（商務印書館1944年）和《招隱集》（大楚報社1945年），第三句“難得的大醒”。
【題註】載1937年1月10日《新詩》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小園集》未見出版。
[10] 《掐花》本書另有收錄，見《鏡》。
[11]開明書店1935年初版。


【題註】載1936年11月6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第37期，署名廢名。又載1948年1月11日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第38期，署名廢名。現據《世界日報》所刊排印。
[14] 《夢》本書另有收錄，見《天馬》，題為“夢之二”。
【題註】載1947年2月2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期，署名廢名。文林》第370期，署名廢名。題下有編者介紹：“作者廢名即馮文炳先生，現執教於北大，著作甚豐。”此文全部錄入《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之後》第八章。我在故鄉避難時，教中小學生作文，我告訴學生作文的目的是要什麼事情都能寫，正如小兒學語是要什麼話都能說一樣。我這意思當然是最明白而且最正當的了，然而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向作文的辦法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寫，正如女子裹了腳便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一樣，所以我的一點明白而正當的意思反而不能被人接受，而被人痛恨。此事真應慟哭流涕。故我所想，要我愛國我便要教學生作文，我要他們什麼事情都能寫。我出的作文題，都根據於兒童的經驗，從小在鄉間所習見的風俗習慣，我都拿來出題目。“放猖”是故鄉的一種風俗，我便教學生寫放猖，在小學六年級裡第一次交出一篇作文說太陽不說太陽要說“金烏”的學生後來居然寫了一篇很好的《放猖》了，此事令我大喜。這個學生姓魯，我現在還記得他的《放猖》，不知他記得我否。今天我自己來寫一篇放猖。故鄉到處有五猖廟，其規模比土地廟還要小得多，土地廟好比是一乘轎子，與之比例則五猖廟等於一個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個，大約都是士兵階級，在春秋佳日，常把他們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驅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處亂跑一陣。故做母親的見了自己的孩子應歸家時未歸家，歸家了乃責備他道：“你在那裡'猖'了回來呢？”猖神例似（以）壯丁扮之，這便等於額外兵，是父母替他許願，當了猖兵便可以沒有災難，身體健康。我當時非常之羨慕這種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讓我也來做一個呢？猖兵赤膊，著黃布背心，這算是製服，公備的。另外誰做猖誰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褲穿著，而且必須是紅的。我當時跟著已報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戶借褲，因為是紅褲，故必借之於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裡說笑話了，近於講愛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裝束好了以後，即是黃背心、紅褲、扎裹腿、草鞋，然後再來“打臉”，羨慕已極，其中有小猖兵，更覺得天下只有他們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這天生的，本來如此的臉面，算什麼呢？打臉之後，再來“練猖”，即由道士率領著在神前（在鄉各村，在城各門，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畫符念咒，然後便是猖神了，他們再沒有人間的自由，即是不准他們說話，一說話便要肚子疼的。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人間的自由本來莫過於說話，而現在不准他們說話，沒有比這個更顯得他們已經是神了。他們不說話，他們已經同我們隔得很遠，他們顯得是神，我們是人是小孩子，我們可以淘氣，可以嬉笑著逗他們，逗得他們說話，而已看他們是花臉，這其間便無可奈何似的，我們只有退避三捨了，我們簡直已經不認得他們了。何況他們這時手上已經拿著叉，拿著叉郎當郎當的響，真是天兵天將的摸樣了。說到叉，是我小時最喜歡的武器，叉上串有幾個鐵輪，拿著把柄一上一下郎當著，那個聲音把小孩子的神秘話都說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歡喜。我最不會做手工，我記得我曾做過叉，以吃飯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講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創作了。我的叉的鐵輪是在城裡一個高坡上（我家住在城裡）拾得的洋鐵屑片剪成的。在練猖一幕之後，才是名副其實的放猖，即由一個凡人（同我們一樣別無打扮，又可以自由說話，故我認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鑼敲著，在前面率領著，拼命著跑著，五猖在後面跟著拼命地跑著，沿家逐戶地跑著，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歡迎著，跑進去，又跑出來，不大的工夫在鄉一村在城一門家家都跑遍了。我則跟在後面喝采。其實是心裡羨慕，這時是羨慕天地間唯一的自由似的。羨慕他們跑，羨慕他們的花臉，羨慕他們的叉響。不覺之間彷彿又替他們寂寞——他們不說話！其實我何嘗說一句話呢？然而我的世界熱鬧極了。放猖的時間總在午後，到了夜間則是“遊猖”，這時不是跑，是抬出神來，由五猖護著，沿村或沿街巡視一遍，燈燭輝煌，大鑼大鼓還要吹喇叭，我的心裡卻寂寞之至，正如過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為遊猖接著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經完了。打了第二天，遇見昨日的猖兵時，我每每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彷彿一朵花已經謝了，他的奇蹟都拿那裡去了呢？尤其是看著他說話，他說話的語言太是貧窮了，遠不如不說話。知堂先生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誌”，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於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云：“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我想我寫了可以當面向知堂先生請教，斯又一樂也。這是數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於知堂先生的嚮往，事後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末可知。我們的歸結是這麼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裡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賢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直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農先生家書後》有云，“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嘆，此文篇未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嘆息。”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嘆息之聲，其所表現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閒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平伯乃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當時我尚不甚了然，稍後乃領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著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熘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衖頭衖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云云…… 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點規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系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於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彷彿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佛家經典所提出的“業”，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原是自己一時糊塗的思想，後來同知堂先生閒談，他不知道我先有一個成見，聽了我的話，他不完全的說道：“科學其實也很道德。”我聽了這句話，自己的心事都丟開了，彷彿這一句平易的話說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說話的神氣真是一點也不費力，令人可親了。二十三年七月【題註】載1932年9月1日《現代》第1卷第5期，署名廢名[1]此刊未見。[2]參看《紡紙記》《芭蕉夢》“題註” 【題註】載1932年7月1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36期，署名廢名。文前有該刊附言：按梁遇春君（筆名秋心）在北平逝世消息及追悼預志，已見七月七日本報第五版新聞。梁君生平事蹟及著作，亦已於該篇約略評述。茲特約梁君之知友廢名（馮文炳）君撰文一篇，以誌哀悼。本刊編者識。[3] 《春醪集》北新書局1930年版3月初版[4]兩文分載《新月》4卷4、5期。[5]此文題“吻火（Kissing the Fire）”,載1932年4月11日《大公報》。【題註】載1935年1月10日《水星》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同期此文前有鶴西《詩及信》，其詩所詠皆涉及“落葉”。另可參看《落葉樹》、《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初冬大雪後，夜半作。是日鶴西回保定。》，本文另有收錄。[7]見1934年11月10日該刊1卷2期[8]此詩後以“無題”收入《水邊》（商務印書館1944年）和《招隱集》（大楚報社1945年），第三句“難得的大醒”。【題註】載1937年1月10日《新詩》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小園集》未見出版。[10] 《掐花》本書另有收錄，見《鏡》。[11]開明書店1935年初版。【題註】載1936年11月6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第37期，署名廢名。又載1948年1月11日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第38期，署名廢名。現據《世界日報》所刊排印。[14] 《夢》本書另有收錄，見《天馬》，題為“夢之二”。【題註】載1947年2月2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期，署名廢名。文林》第370期，署名廢名。題下有編者介紹：“作者廢名即馮文炳先生，現執教於北大，著作甚豐。”此文全部錄入《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之後》第八章。我在故鄉避難時，教中小學生作文，我告訴學生作文的目的是要什麼事情都能寫，正如小兒學語是要什麼話都能說一樣。我這意思當然是最明白而且最正當的了，然而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向作文的辦法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寫，正如女子裹了腳便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一樣，所以我的一點明白而正當的意思反而不能被人接受，而被人痛恨。此事真應慟哭流涕。故我所想，要我愛國我便要教學生作文，我要他們什麼事情都能寫。我出的作文題，都根據於兒童的經驗，從小在鄉間所習見的風俗習慣，我都拿來出題目。“放猖”是故鄉的一種風俗，我便教學生寫放猖，在小學六年級裡第一次交出一篇作文說太陽不說太陽要說“金烏”的學生後來居然寫了一篇很好的《放猖》了，此事令我大喜。這個學生姓魯，我現在還記得他的《放猖》，不知他記得我否。今天我自己來寫一篇放猖。故鄉到處有五猖廟，其規模比土地廟還要小得多，土地廟好比是一乘轎子，與之比例則五猖廟等於一個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個，大約都是士兵階級，在春秋佳日，常把他們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驅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處亂跑一陣。故做母親的見了自己的孩子應歸家時未歸家，歸家了乃責備他道：“你在那裡'猖'了回來呢？”猖神例似（以）壯丁扮之，這便等於額外兵，是父母替他許願，當了猖兵便可以沒有災難，身體健康。我當時非常之羨慕這種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讓我也來做一個呢？猖兵赤膊，著黃布背心，這算是製服，公備的。另外誰做猖誰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褲穿著，而且必須是紅的。我當時跟著已報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戶借褲，因為是紅褲，故必借之於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裡說笑話了，近於講愛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裝束好了以後，即是黃背心、紅褲、扎裹腿、草鞋，然後再來“打臉”，羨慕已極，其中有小猖兵，更覺得天下只有他們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這天生的，本來如此的臉面，算什麼呢？打臉之後，再來“練猖”，即由道士率領著在神前（在鄉各村，在城各門，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畫符念咒，然後便是猖神了，他們再沒有人間的自由，即是不准他們說話，一說話便要肚子疼的。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人間的自由本來莫過於說話，而現在不准他們說話，沒有比這個更顯得他們已經是神了。他們不說話，他們已經同我們隔得很遠，他們顯得是神，我們是人是小孩子，我們可以淘氣，可以嬉笑著逗他們，逗得他們說話，而已看他們是花臉，這其間便無可奈何似的，我們只有退避三捨了，我們簡直已經不認得他們了。何況他們這時手上已經拿著叉，拿著叉郎當郎當的響，真是天兵天將的摸樣了。說到叉，是我小時最喜歡的武器，叉上串有幾個鐵輪，拿著把柄一上一下郎當著，那個聲音把小孩子的神秘話都說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歡喜。我最不會做手工，我記得我曾做過叉，以吃飯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講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創作了。我的叉的鐵輪是在城裡一個高坡上（我家住在城裡）拾得的洋鐵屑片剪成的。在練猖一幕之後，才是名副其實的放猖，即由一個凡人（同我們一樣別無打扮，又可以自由說話，故我認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鑼敲著，在前面率領著，拼命著跑著，五猖在後面跟著拼命地跑著，沿家逐戶地跑著，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歡迎著，跑進去，又跑出來，不大的工夫在鄉一村在城一門家家都跑遍了。我則跟在後面喝采。其實是心裡羨慕，這時是羨慕天地間唯一的自由似的。羨慕他們跑，羨慕他們的花臉，羨慕他們的叉響。不覺之間彷彿又替他們寂寞——他們不說話！其實我何嘗說一句話呢？然而我的世界熱鬧極了。放猖的時間總在午後，到了夜間則是“遊猖”，這時不是跑，是抬出神來，由五猖護著，沿村或沿街巡視一遍，燈燭輝煌，大鑼大鼓還要吹喇叭，我的心裡卻寂寞之至，正如過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為遊猖接著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經完了。打了第二天，遇見昨日的猖兵時，我每每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彷彿一朵花已經謝了，他的奇蹟都拿那裡去了呢？尤其是看著他說話，他說話的語言太是貧窮了，遠不如不說話。知堂先生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誌”，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於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云：“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我想我寫了可以當面向知堂先生請教，斯又一樂也。這是數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於知堂先生的嚮往，事後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末可知。我們的歸結是這麼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裡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賢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直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農先生家書後》有云，“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嘆，此文篇未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嘆息。”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嘆息之聲，其所表現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閒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平伯乃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當時我尚不甚了然，稍後乃領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著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熘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衖頭衖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云云…… 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點規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系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於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彷彿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佛家經典所提出的“業”，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原是自己一時糊塗的思想，後來同知堂先生閒談，他不知道我先有一個成見，聽了我的話，他不完全的說道：“科學其實也很道德。”我聽了這句話，自己的心事都丟開了，彷彿這一句平易的話說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說話的神氣真是一點也不費力，令人可親了。二十三年七月【題註】載1932年9月1日《現代》第1卷第5期，署名廢名[1]此刊未見。[2]參看《紡紙記》《芭蕉夢》“題註” 【題註】載1932年7月11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36期，署名廢名。文前有該刊附言：按梁遇春君（筆名秋心）在北平逝世消息及追悼預志，已見七月七日本報第五版新聞。梁君生平事蹟及著作，亦已於該篇約略評述。茲特約梁君之知友廢名（馮文炳）君撰文一篇，以誌哀悼。本刊編者識。[3] 《春醪集》北新書局1930年版3月初版[4]兩文分載《新月》4卷4、5期。[5]此文題“吻火（Kissing the Fire）”,載1932年4月11日《大公報》。【題註】載1935年1月10日《水星》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同期此文前有鶴西《詩及信》，其詩所詠皆涉及“落葉”。另可參看《落葉樹》、《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初冬大雪後，夜半作。是日鶴西回保定。》，本文另有收錄。[7]見1934年11月10日該刊1卷2期[8]此詩後以“無題”收入《水邊》（商務印書館1944年）和《招隱集》（大楚報社1945年），第三句“難得的大醒”。【題註】載1937年1月10日《新詩》第1卷第4期，署名廢名。《小園集》未見出版。[10] 《掐花》本書另有收錄，見《鏡》。[11]開明書店1935年初版。【題註】載1936年11月6日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第37期，署名廢名。又載1948年1月11日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第38期，署名廢名。現據《世界日報》所刊排印。[14] 《夢》本書另有收錄，見《天馬》，題為“夢之二”。【題註】載1947年2月2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期，署名廢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