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2016
Reith Lectures
- 1993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知識分子論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單德興譯
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尋智書摘 (以取掉)北京: 三聯 2002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別可怖的懲罰。因為它不只意味著遠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無目的的遊盪，而且意味著成為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人們總是把流亡的觀念和身為麻瘋病患、社會及道德上的賤民這些可怕的事聯想到一塊。在二十世紀，流亡已經從針對特定個人所精心設計的、有時是專一的懲罰（如偉大的拉丁詩人奧維德［Ovid, 43 B.C.-17 A.D.）從羅馬被遠遠流放到黑海邊的小城），轉變成針對整個社群和民族的殘酷懲罰。而這經常由於像是戰爭、饑荒、疾病這些非個人的力量無意中造成的結果。
……
有一種風行但完全錯誤的認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斷，孤立無望地與原鄉之地分離。但願那種外科手術式、一刀兩斷的劃分方式是真的，因為這麼一來你知道遺留在後的就某個意義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完全無法恢復的。這種認知至少可 以提供些許的慰藉。事實上，對大多數流亡者來說，難處不只是在於被迫離開家鄉，而是在當今世界中，生活裡的許多東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鄉其實並非那麼遙遠，當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對故鄉一直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祕密的流浪人。精於生存之道成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險卻在過於安逸，因而要一直防範過於安逸這種威脅。
……
政治修飾（political trimming）這種很模糊的藝術（不採取明確立場卻生存得好好的技術）以及知識分子如何適應新的或冒現的主宰勢力，是我下兩講的主題。這裡我要集中於相反的主題：因為流亡而不能適應，或者更中肯地說，不願適應的知識分子，寧願居於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納入，不被收編。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論點。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個真實的情境，就我的目標而言，也是個隱喻的情境。這種說法的意思就是：我對於流亡的知識分子的研判，來自本講開始時有關流離失所和遷徙的社會史和政治史，但並不限於此。甚至一輩子完全是一個社會成員的知識分子都能分為所謂的圈內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邊是完全屬於那個社會的人，在其中飛黃騰達，而沒有感受到強烈的不合或異議，這些人可稱為諾諾之人（yea-sayers）；另一邊則是諤諤之人（nay-sayers），這些個人與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識分子設定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永遠處於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彷彿處於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傾向於避免、甚至厭惡適應和國族利益的虛飾。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可悲的是，永遠無法完全抵達，永遠無法與新家或新情境合而為一。
其次，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傾向於以不樂為樂，因而有一種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滿意，彆彆扭扭、難以相處， 這種心態不但成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這種看法時，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驚）。知識分子也許類似怒氣沖沖、最會罵人的人。
……
阿多諾把知識分子再現成永恆的流亡者，以同樣的靈巧來迴避新與舊，其再現的核心在於寫作風格—極端講究且精雕細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斷、突兀、不連貫，沒有情節或預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識分子的意識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靜，一直防範著來自成功的奉承、誘惑，這對有悖常情的阿多諾來說，意味著有意嘗試不輕易、立即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領域，因為就像阿多諾晚期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希望不是對世界有影響，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寫作的原意。
其中一個片段——《最低限度的道德》第十八節——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義。阿多諾說：「嚴格說來，居住在當今是不可能的。我們以往成長的傳統居所已經變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每一個舒適的特點都以背叛知識為代價，每一個庇護的遺跡都以家庭興趣陳腐的契約為代價。」這是在納粹主義之前成長的戰前人們的生活。至於社會主義和美國的消費主義也沒有更好：在那裡，「人們不是住在貧民窟，就是住在小屋，到第二天可能就變成茅舍、拖車、汽車、營地或露天。」因此，阿多諾指陳：「房屋已經過去了。……面對這一切時，最好的行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虛懸的一種。……在自己家中沒有如歸的安適自在之感，這是道德的 一部分。」
然而，阿多諾剛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便立即加以反轉：「但是，這個弔詭的命題（thesis）導向毀滅，無情無愛地漠視事物必然也不利於人們；反面命題（antithesis）一旦說出，對於那些內疚地想維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來說，就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錯誤的生命無法正確地生活。」
換言之，即使對於嘗試維持虛懸狀態的流亡者，也沒有真正的逃脫之道，因為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state of in- 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為一個嚴苛的意識形態立場，一種居所（這種居所的虛假在時間中被掩蓋），而人太容易就對這些習以為常了。但是，阿多諾繼續追逼：「懷疑的探究總是有益的」，涉及知識分子的寫作時尤其如此。「對於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寫作成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諾最後提到不得鬆懈對於自我分析的嚴苛：
要求一個人堅強起來對抗自憐，暗示著在技術上必須以全然的警覺去對抗任何知識張力的鬆懈，並消除開始使作品［或寫作］僵化或怠惰地隨波逐流的任何事物，這些事物在早期也許像閒話一樣會產生有利於成長的溫暖氣氛，但現在則被擱在後面，乏味且陳腐。結果，作者不被允許在他的作品中存活。
這是典型的憂鬱和不屈。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種滿足、 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人從全無「居所」的焦慮和邊緣感中得到些許短暫的舒緩；但是流亡的知識分子阿多諾諷刺上述的觀念。阿多諾所未言及的則是流亡的樂趣，流亡有 時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於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這種說法是真確的。然而，也有必要強調那種狀態帶有某種報償，是的，甚至帶有特權。因此，雖然知識分子並未獲獎，也沒被歡迎進入自吹自擂的菁英聯誼會（這些團體的慣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規、令人尷尬的惹是生非者），卻同時從流亡與邊緣性中得到一些正面的事物。
當然，其中的樂趣之一就是驚奇，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學習處置讓大多數人迷惑或恐懼的不安穩狀況。知識分子基本上關切的是知識和自由。但是，知識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義，並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須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這種很陳腐的說法），而是以真正的體驗。知識分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魯濱遜（Robinson Crusoe）那樣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島當成目標，而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
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從這種並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關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藉著比較兩個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關人權的議題。我覺得大多數西方有關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危言聳聽、嚴重缺失的討論，在知識上之所以惹人反感，正是因為沒有和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相比，就我個人在中東的經驗，這兩種基本教義派都同樣盛行，而且應該受到叱責。通常被想成是對公認敵人的簡單評斷的問題，在以雙重或流亡的視角來看時，迫使西方知識分子看向一個遠為寬廣的景象，因為現在所要求的是 以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或非世俗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所有神權政治的傾向，而不只是面對慣常指定的對 象。
知識分子流亡的立足點第二個有利之處，就是比較能不只看事物的現狀，而能看出前因。視情境為機緣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視情境為人們一連串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人類造成的社會事實，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賦的（因而是不能改變的、永恆的、不可逆轉的）。
……
最後，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會證實，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園，不管最後落腳何方，都無法只是單純地接受人生，只是成為新地方的另一個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這種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來幾乎不值得。你會花很多時間懊悔自己 失去的事物，羨慕周圍那些一直待在家鄉的人，因為他們能接近自己所喜愛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長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經歷失落曾經擁有的事物，更不必去體驗無法返回過去生活的那種折磨人的回憶。另一方面，正如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曾說的，你可以成為自己環境中的初學者，這讓你有一個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尤其一個不同的、經常是很奇特的生涯。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在尋常生涯中，「做好」（“doing well”）和跟隨傳統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如果在體驗那個命運時，能不把它當成剝奪或要哀嘆的事物，而是當成一種自由，一種依自己模式來做事的發現過程，隨著吸引你注意的各種興趣、隨著自己決定的特定目標所指引，那就成為獨一無二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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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到調和適應、唯唯諾諾、安然定居的獎賞所誘惑甚至圍困、壓制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者是一種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維方式，面對阻礙卻依然去想像、探索，總是能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在邊緣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這些是足跡從未越過傳統與舒適範圍的心靈通常所失去的。邊緣的狀態也許看起來不負責或輕率。卻能使人解放出來，不再總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攪亂計畫、擔心使同一集團的成員不悅。當然，沒有人能擺脫牽絆和情感，而且我在這裡所想的也不是所謂的漂泊不定的知識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術能力完全待價而沽。相反地，我說的是：知識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不被馴化，就得要有不同於尋常的回應：回應的對象是旅人過客，而不是有權有勢者；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而不是習以為常的事；是創新、實驗，而不是以威權方式所賦予的現狀。流亡的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第四章
專業人與業餘者
我們再度回到我的主題：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想到個人的知識分子時——我在這裡的主要關懷是個人——究竟強調的是描繪此人的個性，還是把焦點放在此人身為一分子的團體或階級？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影響我們期盼於知識分子 對我們的說法：我們聽到或讀到的是獨立的看法，還是代表一個政府、一個有組織的政治理念、一個遊說團體？十九世紀對於知識分子的代表傾向於強調個性，知識分子經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喬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樣，是個獨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順服社會，因而是完全自外於社會定見的叛徒。二十世紀愈來愈多的人士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遊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人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以兼顧現實與理想的方式，而非犬儒的方式，來探究。王爾德說，犬儒者知道每件事的價錢，卻連一件事的價值都不知道。僅僅因為知識分子在大學或為報紙工作謀生，就指控他們全部是出賣者，這種指控是粗糙、終致無意義的。「世界太腐敗了，每個人到頭來都屈服於金錢」，這種說法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犬儒式說法。另一方面，把個人的知識分子當成完美的理想，像是身穿閃亮盔甲的武士，純潔、高貴得不容懷疑會受到任何物質利益的誘惑，這種想法也同樣草率。沒有人通得過這種考驗，即使喬伊斯的戴德勒斯如此純潔、極端理想派，最終還 是力不從心，甚至更糟的是，只得噤聲不語。
其實，知識分子既不該是沒有爭議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為友善的技術人員，也不該試著成為專職的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雖能預言卻不見信於人），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悅，而且無人理睬。每個人都受到 社會的約束——不管社會如何自由開放，不管個人如何放蕩不羈。在任何情況下，知識分子都該為人所聽聞，實際上應該激起辯論，可能的話更要挑起爭議。但其他的選擇卻不是完全的靜止或完全的反叛。
……
我在本系列演講中一直主張，知識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圖像，而是一項個人的行業，一種能量，一股頑強的力量，以語言和社會中明確、獻身的聲音，針對諸多議題加以討論，所有這些到頭來都與啟蒙和解放或自由有關。今天對於知識分子特別的威脅，不論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來自學院、郊區，也不是新聞業和出版業驚人的商業化，而是我所稱的專業態度。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當成為稻粱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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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討論的是我心目中挑戰著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志的四種壓力，其中任何一種都不是某個社會所獨有的。儘管這些壓力普遍可見，但都可以用我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來對抗。而所謂的業餘性就是，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
這些壓力中的第一個就是專業化。今天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當然，沒有人會反對專業能力，但如果它使人昧於個人直接領域——比方說， 早期維多利亞時代的情詩——之外的任何事情，並為了一套 權威和經典的觀念而犧牲一己廣泛的文化時，那麼那種能力就得不償失。
例如，在研究文學時——文學是我的特別興趣——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知道在創作文學作品時真正進入其中的真實經驗）。專業化意味著昧於建構藝術或知識的原初努力；結果就是無 法把知識和藝術視為抉擇和決定，獻身和聯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論或方法論來看待。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到頭來，身為完全專業化的文學知識分子變得溫馴，接受該領域的所謂領導人物所允許的任何事。專業化也戕害了興奮感和發現感，而這兩種感受都是知識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總之，我一向覺得，陷入專業化就是怠惰，到頭來照別人的吩咐行事，因為聽命於人終究成為你的專長。
如果專業化是各地所有教育體系中存在的一種廣泛的工具性壓力，那麼專業知識和崇拜合格專家的作法則是戰後世界中更特殊的壓力。要成為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 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 更是如此。近來有許多有關所謂「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討論，人們把這個陰險狡詐的用語套在學院裡的人文學者身上，批評這些人不獨立思考，而是依循一小撮左派所建立的正規來思考；這些正規被認為是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諸如此類的事過於敏感，而不允許人們以「開放」的方式去辯論。
真相是：反對政治正確性運動的人士，主要是各式各樣的保守分子和其他提倡家庭價值的人。雖然他們所說的某些事確有些許可取之處——尤其注意到那些不加思索的偽善言詞所表現出的有口無心——但他們的運動完全忽略了在涉及軍事、國家安全、外交和經濟政策時驚人的一致性和政治正確性。例如，就在戰後的那幾年，一涉及蘇聯就得毫不懷疑地接受冷戰的先決條件：蘇聯是全然的邪惡諸如此類的事。有更長一段時間，大約從194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0年 代中期，美國的官方觀念主張在第三世界的自由就只意味脫離共產黨——這種觀念幾乎毫未受到挑戰地主宰著大家的思維；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大群一大群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無休無止地闡揚的觀念：「發展」（“development”）不涉及意識形態，是來自西方的，並包含了經濟起飛、現代化、反共以及某些政治領袖熱中於和美國正式結盟。
對於美國及其一些盟邦（如英國、法國）而言，這些有關國防和安全的看法經常意味著追隨帝國式的政策，其中，反暴動和全然反對本土的民族主義（一同被視為倒向共產主 義和蘇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些災難的形式是代價高昂 的戰爭和侵略（如越南），間接支持侵略和屠殺（如西方的盟邦印尼、薩爾瓦多、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出現經濟離奇 扭曲的附屬政權。不同意這一切就等於妨礙控制下的專業知識市場，而這個市場的目的是要符合並促進國家的努力。例如，如果你不是美國學院訓練出來的政治學者、以健康的心態尊敬發展理論和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會聽你的，在某些情況下不許你發言，而挑戰你的理由是你不具備專業知識。
因為嚴格說來，「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喬姆斯基對於越戰施壓的一些材料，在見解和正確性上遠高於合格專家的類似著作。但是，喬姆斯基逾越了儀式性的愛國觀念——那包括了下列的觀念：「我們」是來協助我們的盟邦；「我們」捍衛自由，防止莫斯科或北京所鼓動的接管——並呈現掌控美國行為的真正動機；而那些合格的專家，希望被國務院諮詢或在國務院發言的人，或為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的人，根本不誤闖那個領域。喬姆斯基說過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他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經常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是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就是他並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只說他處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專業化的第三個壓力就是其追隨者無可避免地流向權力和權威，流向權力的要求和特權，流向被權力直接雇用。美國在與蘇聯競爭世界霸權時，國家安全的進程決定學術研究的優先順序及心態，其程度之深簡直嚇人。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蘇聯，但在西方沒有人對於那裡的自由探索存有任何幻想。我們現在才剛開始意識到其所代表的意義——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對於大學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錢超過任何單一的捐獻者：對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佛大學來說尤其如此，因 為這兩所大學幾十年來從這兩個政府部門得到最多的補助。
同樣地，同時期美國政府為了相同的進程也資助大學的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的學系。當然，所有社會都有類似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一些反游擊戰研究的進行， 是為了支持在第三世界——主要在東南亞、拉丁美洲、中東——的政策，這些研究直接應用於祕密行動、陰謀破壞，甚至公開的戰爭。有關道德和正義的問題遭到擱置，以便能履 行合約，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科學家自 1964年開始為美國陸軍進行的惡名昭彰的卡美樂計畫（Project Camelot），研究的 不僅是全世界不同社會的崩潰，也包括了如何防止崩潰。
不僅於此。美國公民社會（American civil society）的集中化力量，如民主黨或共和黨；工業或特殊利益的遊說，如軍火、石油和菸草集團所成立或維持的遊說團體；大型基金會：如洛克斐勒（Rockefeller）家族、福特（Ford）家族、 美隆（Mellon）家族所建立的基金會—都雇用學院專家進 行研究和計畫，以推展商業和政治的進程。這當然是一般認為的自由市場體系正常運作的一部分，也發生於歐洲和遠東各地。從智庫能得到獎助和基金，休假及出版津貼，以及職業的晉升和承認。
有關體系的一切都是公開的，而且就像我所說的，根據競爭和市場反應的標準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這些標準掌控了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先進的資本主義下的行為。然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擔憂極權政府體系下對於思想和知識自由 的箝制，但在考慮獎賞知識的統一性、獎賞樂於參與由政府（而不是科學）所建立的目標的這種體系對於個別知識分子 的威脅時，卻未能同樣注意到枝微末節；因而研究和水準鑑 定遭到控制，以便獲得並維持較大的市場佔有率。
換言之，個別和主觀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空間——他們所質疑和挑戰的包括戰爭的智慧，或獎賞合約、頒獎的巨大社會計畫——與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巨幅縮減，因為一百年前戴德勒斯能說，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根本不服侍任 何權力或權威。在此，我不要像某些人那樣主張我們應該回復到先前的時代，那時的大學並不那麼大，它們提供的機會不是那麼沒有節制；我認為那種主張過於感情用事。在我心目中，西方的大學，尤其在美國，依然能夠提供知識分子一個準烏托邦的空間（a quasi-utopian space），在其中能繼續進行省思與研究——雖然會處於新的限制和壓力之下。
因此，知識分子的問題是嘗試處理我所討論的現代專業化的衝擊，其方式不是假裝那些衝擊不存在或否認它們的影響力，而是再現另一套不同的價值和特有的權利。我把這些總結在業餘的名下，就字面而言，這類行為的動力來自關切和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業化。
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此外，身為業餘 者的知識分子精神可以進入並轉換我們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僅僅為專業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潑、激進得多；不再做被認為是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麼做這件事，誰從中獲利，這件事如何能重新連接上個人的計畫和原創性的思想。
每個知識分子都有閱聽大眾和訴求對象。重點在於是否要去滿足群眾，因而使客戶高興；還是去挑戰群眾，因而激起直接的對立，或使群眾動員成為更民主的參與社會。但這兩個情況都無法迴避權威和權力，也無法迴避知識分子與權 威、權力的關係。知識分子如何向權威發言：是要做專業性的懇求者，還是做不受獎賞的、業餘的良心？
Celebrated humanist, teacher, and scholar, Edward W. Said here examines the ever-changing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today. In these six stunning essays - delivered on the BBC as the prestigious Reith Lectures - Said address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tellectual can best serve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a heavily compromised media and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who are protected at the cost of larger community concerns. Said suggests a recasting of the intellectual's vision to resist the lures of power, money,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se powerful pieces, Said eloquently illustrates his arguments by drawing on such writers as Antonio Gramsci, Jean-Paul Sartre, Regis Debray, Julien Benda, and Adorno, and by discussing current events and celebrated figures in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Robert Oppenheimer, Henry Kissinger, Dan Quayle, Vietnam, and the Gulf War. Said sees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as an editor, journalist, academic, or political adviser - in other words, a highly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 who has moved from a position of independence to an alliance with powerful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He concludes that it is the exile-immigrant, the expatriate, and the amateur who must uphold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as the voice of integrity and courage, able to speak out against those i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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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floating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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