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三論》收錄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友工教授和康奈爾大學梅祖麟教授合作的三篇論文：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8, 1968）；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1, 1971）；Meaning,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1978） 。最初的中文譯本名為《唐詩的魅力》，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轉眼之間，二十五年已經過去了。

　　本書的翻譯出版，緣自筆者當初負笈南開大學時，師從葉嘉瑩先生的那段難忘際會。是葉先生的耳提面命，使當初那個蒙沌初開的後生小子有幸接觸到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的理論； 又是葉先生的穿針引線，和高友工、梅祖麟二先生的慨然應允，使得譯者少年輕狂的冒昧唐突成就了一段回味久長的學術夢想。這次出版社打算重新出版高友工、梅祖麟先生著作時，據說又是承蒙高、梅先生錯愛，充分肯定了譯者當年青澀的譯文，並再次提供版權使用。出版方又經葉先生的介紹，頗費周折地聯繫到譯者，促成了本書時隔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重新面世。一本學術著作，居然牽扯出太平洋兩岸三位學術前輩和一個晚輩後學的如此因緣，說來不禁讓人感慨系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激情洋溢的時期，學術思想也十分活躍。隨著國門的開啟和禁錮的破除，各種各樣的西方學術思潮湧入國內，令人應接不暇，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批評理論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這一理論學派與雅各布森（R．Jakobson）、索緒爾（F．Saussure）、列維-施特勞斯（Lévi-Strauss）這些著名西方學者的名字緊密聯繫，他們主張把文學批評的焦點鎖定在文本的語言形式上，認為作品的形式因素（語言結構、修辭、 音律等）不僅是表達內容的工具，其本身也在參與內容的構成。於是，對作品各項形式因素的分析就成為至關重要的研究任務。

　　在服膺了多年的社會學批評之後，這種過去常被指斥為“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不僅讓人耳目一新，而且別有一番滋味。由於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結構，詞彙的豐富和詞義的複雜，語序對意義的構成具有重要影響。這對於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批評來說，是難得的解剖對象。對聲律的協調、字句的錘煉、結構的佈局、修辭的安排使得漢語古典文學的文本成為適合燕卜蓀（W．Empson）和瑞恰茲(IA Richards）理論實踐的最好範本。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精微之處諳熟於心的高友工、梅祖麟兩位先生運用語言學、符號學理論對唐詩的精彩分析，不僅堪稱語言學批評的傑出典範，也為歷史悠遠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了一個新生面。時至今日，它的典範和開拓的價值依然不應忽視。

　　美國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十分傾倒，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意向和隱喻曾給他的創作帶來明顯的影響。他那首最著名的屬意象派名作《地鐵車站》就用寥寥十四個字，勾畫了一副經典的場景：“這些面龐在人群中幻景般閃現；濕漉漉的黑樹枝上花瓣數點。（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在這裡，“濕漉漉的黑樹枝上花瓣數點”讓那些“浮現的臉龐”變得鮮活生動；而相關意象的選取，則暗含了作者微妙的態度。而類似的意象組合，在漢語中，尤其是古典詩歌中則是俯拾皆是，例如，“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所有這些我們司空見慣詩句，在高友工、梅祖麟兩位先生的分絲剖縷的解析下， 展示了許多在人們習慣性閱讀中被有意無意忽略的信息，也為古往今來的許多傳統審美體驗找到了可查證的語言學依據，會心之處，常常讓人有一種“原來如此”的了悟，恍然之間，確實加深我們了對唐詩魅力的領會。

　　此次再版，譯者沒有對當年的譯文做改動，首先是因為原來的譯本已得到高、梅二先生的認可，二來也是為了保留當年的那點青澀的記憶。好在大體上還算文通字順，也就請讀者見諒了。

　　再次對葉嘉瑩先生、高友工先生、梅祖麟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謝。人的一生，能夠遇到這樣的師長是一種很難得的幸運，過去如此，現在更是如此。
　　　　　　　　　　　　　　　　　　　　　　　　　　　　　　　　　　　　　　李世躍2013年5月16日於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