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曾警告毛澤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 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視察了他和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這裡有近100萬人死於饑荒。有些人靠吃死屍，或者殺人、吃人肉活了下來。《墓碑》 (Tombstone)對這場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進行了研究，此書發人深省。楊繼繩在書中得出的結論是，從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萬中國 人死於饑荒，還有40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這意味着“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對於大饑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馮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但楊繼繩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他生活在中國，並且大膽而嚴謹。他寫道，毛澤東的統治“實現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 端……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他說，這種政治體制“使民族性墮落”。
楊繼繩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著名記者，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請不要忘記，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還掛在北京故 宮的大門前，人們從天安門廣場的每個角落都能看見，毛澤東做過防腐處理的遺體還躺在天安門廣場上精心建造的紀念堂里。雖然公眾對毛澤東仍然尊敬有加，楊繼 繩卻敢於直視這個主席的真面貌，他說，“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儼然以帝王自居”， 毛澤東在審定口號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兩年前，楊繼繩在接受記者張彥(Ian Johnson)的採訪時評價道，他認為大饑荒“是中國當時的極權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禍首是毛澤東”。
楊繼繩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開始仔細閱讀通常不對外公開的官方檔案，其中包括大饑荒所造成的破壞的機密報告，他還閱讀了官方殺害抗議者的記錄。他也找到了關於人吃人的記載，還採訪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來的人。
關於中國的數據一向都很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楊繼繩舉了一些例子，幫我們理解3600萬死亡人數的概念。他寫道，“相當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倍”，並且“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他認為，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還指出，二戰死亡人數在4000萬到5000 萬人，但是在七、八年間發生的，而中國大饑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場饑荒既不是發生在戰爭時期，也不是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中 國極少會提及大饑荒，而在提及時，又總是把責任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和俄羅斯的背棄，楊繼繩引述了大量材料證明這兩點都不成立。
楊繼繩在書中對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事情進行了最為詳細講述，其狀況非常令人吃驚。信陽地區物產豐富，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地區之 一，1958年，當地共有850萬人口。毛澤東的政策迫使農民們放棄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裡共同勞動，他們被迫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上交給國家，要麼用來 供給城市，要麼用來增加出口（這種做法很瘋狂）。而國家分配給農民的糧食只夠食用幾個月。據楊繼繩統計，單在信陽地區，死亡人數就超過了100萬。
毛澤東宣稱，在農業集體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劉少奇以完全阿諛奉承的態度表示了認可：“家庭是一個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 消滅的。”糧食生產直線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隨着收成急劇下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向毛澤東保證，農業生產實際上在飆升，楊繼繩將這些高官比作“兇惡的鷹 犬”。毛澤東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製度下，糧食產量還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讓農民們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說，“在一兩年，最多三年的困難時期過後， 情況將會好轉。”
一位當時報道信陽情況的記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絕境的慘狀。多年以後，他告訴楊繼繩，他看到一名黨委書記以當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饑荒時期，幹部 們都吃的不錯。然而他知道，記錄真相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場，所以他什麼也沒說：“我怎麼敢寫內參啊？”劉少奇的確對抗過睚眥必報的毛澤東，於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劉少奇被指控為叛徒、內奸。他被開除黨籍，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寂寂無名地孤獨死去。
當然，《墓碑》在中國內地已經被禁，不過2008年，這套兩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該書的盜版版本和網絡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過邊境進入中 國內地。該書英譯本的篇幅雖然也很長，但大約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書的譯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謂妙筆生花。他們說，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樣，就是“全面展示這場悲劇的所有恐怖”，並以既易於普通讀者閱讀、又能為專家提供信息的 方式，翻譯楊繼繩的調查分析成果。在這塊可以閱讀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楊繼繩寫道，把這本書命名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緬懷把他像親生兒子一樣撫養長大、於1959年餓死的伯父。那個時候，作為一位共產黨的虔誠 信徒，他對全國總體情況的惡劣程度一無所知，楊繼繩覺得，無論每件事有多麼艱難，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戰鬥中的組成部分。成為一名年輕的記者後，他在 工作中發現官方的秘密，信仰開始鬆動。不過，他真正的“覺醒”發生在1989年民運遭到鎮壓之後：“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 言洗刷一盡。”這是勇敢的言論。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與“天安門”有關的詞句依然會受到屏蔽。
今天，楊繼繩斷言，“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里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希望《墓碑》能夠去除“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激勵 國人“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儘管楊繼繩對民主的崛起抱有謹慎的希望，但他最終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中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但這個勇敢的 人還是總結道，“政治制度依然沒有變。”《墓碑》沒有直接挑戰中國現政權，作者也沒有參加有組織的運動。所以，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劉曉波不同，楊繼繩沒有被判處長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經讓毛澤東以及在他幫助下建立起的政黨利劍穿心。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凱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學修養和匠心獨運，即此可見。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承巫先生寄贈《一滴淚》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將此書重寫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綱領雖與英文本不殊，但在敘事方面則詳細多了，使中國讀者能由語境而深入情境，盡其曲折。所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斷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價值。本書有五章是根據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寫成，其中事實都在作者的聞見之外。作者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難的經歷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兩束蘆葦，互倚不倒」。這不但是文學的技巧，而且有像徵意義。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倖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中所寫清河農場的情況恰可印證。）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難時期，也一直是「兩束蘆葦，互倚不倒」。

但是本書的最高價值並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難」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最黑暗期間的「心史」。在毛澤東「乾坤獨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識人都在煉獄中受煎熬。大致說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五、六十歲的屬於老一代，三四十歲的屬於中年一代，二十歲前後的則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陸思想氣氛開始鬆動的時候，老一代知識人或死或衰，已發不出什麼聲音；中年一代則已進入晚景，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保持著剛剛得到的「皇恩浩蕩」，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時正進入中年，精力雖然旺盛，但成長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社會中，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精神與思想的資源，作為反思三十年劫難的憑藉。巫先生獨能在一九八六年寫成〈從半步橋到康橋〉自傳初稿，五年以後又擴大成《一滴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從客觀條件說，作者的「劫後餘生錄」不但是在英國和美國撰寫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由於具有這一客觀的優勢，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寫出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來。這裡必須重視的是作者的主觀條件。

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這是我斷定《一滴淚》是知識人「心史」的主要根據。能寫出這樣「心史」的作者，必須具備一項最重要的主觀條件：即在精神和肉體都被踐踏了三十年之後，還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復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來，我曾會見過不少老一代的知識人，而且還包括過去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談，我便發現他們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狀態（disoriented）。

在幾十年以暴力為後盾的不斷「思想改造」下，他們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徹底散滅了。就我所見到的文字記錄而言，似乎也只有陳寅格、吳宓等極少數的人還能至死不失其故我。這使我不能不五體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堅韌的精神抗力，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頂得住鋪天蓋地而來的胡言亂語。他並不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寫自傳時才神定氣足：早在「右派」尚未徹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態復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國外國文學會議」上，他語驚四座，發出了獅子吼——「選取自由的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事實證明，他說出了人人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所以會後許多同行紛紛向他致敬，有的還含著眼淚。正因如此，我才毫不遲疑地認定他的《一滴淚》寫出了整整一代知識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國之前，已具備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他的價值意識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已大致定型。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經過無數劫難而始終保持住原有的價值系統。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樣，「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他也像莊子所描繪的「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他和大多數同難知識人的分別便在於此。我當然不是說，巫先生是唯一經得起「黨天下」煉獄考驗的知識人。僅僅就五十五萬「右派」而言（事實上遠不止此數），其中不肯向「黨天下」屈服的人必然佔有一個很高的比例，但他們卻不像巫先生那樣，能夠「倖存」下來或留下文字的記錄。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視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她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寫回憶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

但是我寫這篇序文，卻時時聯想到今年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篇》（共十冊，北京，三聯，二○○六年）。這部晚年日記始於一九四九，終於一九七四，中間雖有殘缺，但大體上延續了二十六年，恰好涵蓋了毛澤東的當權時期。吳先生記述了每一次所謂「運動」的實況，包括「思想改造」和「檢討」中的種種胡言亂語；他也鉅細不遺地寫下了他自己和其他同事備受凌辱的經過。

以個案而言，這是我見到的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記錄，把中國知識人在這一時期的苦難鏡頭一一攝取了下來，使讀者如身臨其境。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都抱著「殉道」的精神與征服了中國的史達林體制——「黨天下」——相抗爭。他所謂「道」即建立在對中西古典文化的體認之上的價值信仰。在《吳宓日記》前十冊（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屢屢自誓「殉道」的決心，而《續編》則充滿了實踐的事蹟，兩相對照，他的「知行合一」是無可懷疑的。在暴力威脅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黨天下」低頭。但是在日記中他則一再為此自責，而且自比於「身降心不降」的吳梅村。限於篇幅，讓我舉兩三個實例來說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寫道：

宓4-6至柑園赴三組學習會，續研《實踐論》。念古今東西哲學之偉大而奉此一冊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競事讚頌發揮，可笑尤可恥也。（《續編》第一冊，頁200）

能在日記中對毛的〈實踐論〉作此大不敬之語，他非具有強大的自信力不可，而當時哲學名家如金岳霖、馮友蘭則無不奉此文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與觀念遊戲之辨已無所遁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說：

當時毛澤東正在全力推行「一邊倒」政策，從體制到作風，沒有一處不是奉史達林治下的蘇聯為楷模；至於蘇聯侵奪中國權益的種種舉動，如日記所列的事實，中共則一概為之文過飾非。吳先生對此表現了最大的憤怒；他認定中共是心甘情願地使「中國亡於蘇俄」。以後幾年他在日記中反覆論述這一觀點。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國古典文化已徹底毀滅，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復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國」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來的中國」或將成為「蘇維埃聯邦之一部分」，或「蘇聯之羽翼」。（見同書，第二冊，頁148-149；第三冊，頁138-139）「反右」運動展開之後，他寫了一首〈記學習所得〉詩：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將曉作（同上第三冊，頁131）

中國的現況和知識人的處境都濃縮在這一首詩中。吳先生與「黨天下」抗爭從未停止過。文革時期，他屢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記中自不敢暢所欲言。但即使在這種極端恐怖氣氛之下，他仍然堅持以曲折方式傳達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宓讀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參考消息》。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在Detroit宣言：聞知國內「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冊，頁511）

這顯然是借《參考消息》的報導來表示他反對當時的「批孔」運動；他自己未著一字，但滿腔孤憤已藉此宣洩出來了。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鄭重介紹《吳宓日記續編》呢？這有三重理由：第一、吳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師。我曾向巫先生求證過，他說他在西南聯大時選過吳先生「歐洲文學史」的課程。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澤東雖能恃其「黨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數中國知識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獨行的豪傑之士，自始至終不為威勢所屈。巫先生屬於中年一代而吳先生則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這部新出的《吳宓日記續編》正好與《一滴淚》互相印證。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寫出一部知識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於他原有的精神價值從未為政治上的狂風暴雨所撼動。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吳先生晚年只要有機會便閉戶讀中西古典文學或重讀早年師友以至自己的詩文集。這正說明，他必須不斷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頭，去汲取和增強與暴力抗爭的動力。

巫先生在《一滴淚》中沒有明確點出他的精神抗力從何而來。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個很嚴肅的請求，希望他能再寫一本劫難中的心路歷程，與《一滴淚》互為表裡。我盼望他不會讓我失望。但是細心的讀者並不難在《一滴淚》中找到線索。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橋勞教所報到的時候，行囊中便帶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詩選》。這兩本書便是支持他渡過半步橋、北大荒、清河農場三處艱苦歲月的精神伴侶。他把女兒取名為「一毛」，即出於杜詩「萬古云霄一羽毛」之句。在北大荒，他又從難友那裡借到一些沈從文的小說，他的精神世界也更豐富了。從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憶，他在勞改營裡，一直是「與《哈姆雷特》、杜甫的詩篇、和沈從文小說相依為命」的。（第十章〈暫回人間〉）這和吳宓先生的精神奮鬥豈不如出一轍？

最後，我要借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對巫先生的訪問，作為這篇序文的結束。但這必須從何偉的新書談起。何偉是《紐約客》（New Yorker）駐北京的記者，他的第一本報導文學《江城》（River Town），通過許多小故事，寫變動中的中國，十分生動深刻。其中單篇文字在《紐約客》上刊出時，早已膾炙人口，集結成書後更是好評如雲。今年他又把最近的散篇集成《甲骨》一書（Oracle Bones, New York: Harper Colins,2006）。這部新書的有些篇章也是先在《紐約客》上刊出的。書名《甲骨》，因為其中一個主要故事是寫陳夢家的。因陳夢家而涉及他的夫人趙蘿蕤，再從趙蘿蕤蔓延到《一滴淚》作者，所以才有對巫先生的專訪。何偉的研究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他不但訪問了陳夢家、趙蘿蕤的親友，而且連領頭迫害陳夢家的人也不肯放過。由於陳夢家打成「右派」的罪狀是他反對文字改革，何偉竟遍訪與文字改革有直接關係的人，包括一位九十多歲老先生；他對有關陳夢家的每一件事都非追到水落石出不止。這件事恰好又與吳宓發生了瓜葛，讓我引兩條日記為《甲骨》一書添一點有趣的證據。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吳宓記道：

吳先生是誓死捍衛漢字的，陳的文章和唐的發言給他陡然增添了無限的勇氣，竟寫信去支援。但八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說：

吳先生因「郵票脫落」而倖免打成「右派」的可能，這種事實在太巧了。但他並不「自幸」，而是「自愧」，這又是他「殉道」精神的充分體現。巫先生便是和陳夢家同時落入「陽謀」的陷阱的。

何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尚不止此。由於甲骨的發現地是安陽，他親到安陽考古站訪問，希望找到和陳夢家相識的考古人員。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在那裡找到了一位已退休的老楊，老楊是當時看守陳夢家的人員之一，他向何偉回憶了陳自殺前後的一些事蹟。但是何偉並不照單全收，他要和其他的採訪資料互相比勘，才試作推斷或存疑。更不可思議的是，為了進一步理解安陽發掘，他竟於二○○一年十二月親至台北中央研究院訪問了百齡老人石璋如先生，因為他是當年參加發掘的僅存人證了。

只有介紹了《甲骨》一書是怎樣寫成的，我們才能認真對待何偉對巫先生的專訪。巫先生初到燕京大學時，暫時寄居在陳夢家、趙蘿蕤的家中，直接和陳先生交往過，並且親身聽到他說：「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這一切何偉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有備而來的。但何偉此書並不是專寫陳夢家一人；他不過是借陳的個案為線索，來探索在黨天下的蹂躪下，幾代中國知識人是怎樣活下來的。因此他每訪一位與陳有關的人，除了蒐集資料之外，筆鋒一轉，便以被採訪者為主體；對於巫先生，他也是如此。被採訪者對於中共一浪高於一浪的「運動」，特別是「文革」，反應各有不同。他只作現象學的描述，不下任何道德判斷。但對於巫先生，他顯然另眼看待。他說，他特別尊敬巫先生的寧靜。正是由於內心的寧靜，他才能在回憶錄中把自己的經歷清理出來，並循此而尋求其苦難人生的意義所在。在這一方面《一滴淚》體現了極高的價值。何偉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樣在監獄和勞改營中還能保持住堅韌的精神。巫先生說，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亞和狄倫．托瑪斯。他特別引了托瑪斯〈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的詩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淚》中譯出的幾句：

這又再一次證實了上面關於他的精神世界源頭的推測。

巫先生對於「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的人生並不悔恨，他對何偉說：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運動，我也許會是一個更有成就的學者，也許我會寫出幾部有關英、美文學的專著。但是那又怎麼樣呢？關於這一方面的專書早已汗牛充棟了。《一滴淚》也許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p.456）

我完全同意巫先生的看法。王國維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人間詞話》捲上）《一滴淚》便是「以血書者」，巫先生以「受難」的全部人生為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的盛業，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則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趙翼的兩句詩，引之以為序文的結語：

二○○六年耶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