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Michael Szonyi） 著《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 》

 

前福建省政府祕書長翁明志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他回憶1977年十歲時曾經參與狩獵麻雀的行動：

 

當時金門島上的鳥類非常多，吃掉了不少高粱。因此鎮公所買了一些獵槍，出借給居民獵麻雀。你會去借把槍，拿來對著麻雀射擊，我們小孩子就拿彈弓來代替。你必須交出一定數量的麻雀爪子和麻雀蛋，直接從鳥巢裡偷蛋也行得通。夜晚來臨時，我們會把手電筒的光照進鳥巢，鳥巢裡的麻雀會一動也不動。若是在白天，牠們會飛走，但在晚上牠們會僵在那兒，你便能對準牠們開槍──碰、碰、碰，一隻隻應聲摔落在地上。當時我們還必須繳交滿滿一個火柴盒的蒼蠅，如果孩子們不照規矩交出麻雀爪子、老鼠尾巴或蒼蠅，就會被打手心。當時整個金門都這麼做，因此獵殺了非常多的鳥類。而隔年，木蟻肆虐了整座金門島，你可以看到牠們一排排橫行在馬路上，開車時更會輾過牠們──啪、啪、啪，空氣裡瀰漫著螞蟻。我的父母告訴我們，牠們是古寧頭戰役中陣亡士兵的靈魂。

 

在1960年代早期，金門引進了眾多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動員當地居民根除麻雀等「害蟲」的行動是其中一部分。這也許讓人聯想到當時政治重心已轉移至民生議題，然而追根究柢，那些政策仍是因為軍事議題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優先考量而產生，並以其為依歸。以上二者，換句話說其實就是軍事化，一種軍事發展的形式。這兩個詞的並置促成了一種概念──即便是農業推廣、學校建設或甚至禁賭法令等與軍事領域幾無關聯的政策，實際上也都和軍事扯在一塊。

 

 

胡璉的回憶錄裡有一段可信度存疑的紀錄，詳細描寫他在1949年時如何注意到金門的老鼠問題。當時軍隊配給的主食是蒸饅頭，用從臺灣運送過去的精製麵粉製成。來自中國南方的軍人常常抱怨這種不熟悉的食物，但當他們發現能抓些蛇回來加菜時，個個都雀躍不已。幾個月後，金門爆發瘟疫，造成軍民死亡。一位醫學專家受命從臺灣被派至金門，隨後找出了其中重要的因果關係：「以往因為蛇蟒在野捕鼠為生，鼠類不易繁殖，現在我軍吃蛇，無異助鼠為虐。」

 

瘟疫長久以來一直是金門島上的威脅。上一次瘟疫大流行發生於1890年代，據說造成超過八千人死亡，接近當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1946年大約三百人死於瘟疫，其中瓊林村就占了約一百人，隔年據報又有六十人死亡。1949年以後，戒嚴令和指揮官的絕對力量，能針對爆發的瘟疫做出迅速而果斷的反應。當瘟疫襲擊某個村莊時，胡璉會下令所有居民撤離，接著進行消毒、噴灑殺蟲劑、為居民接種疫苗，疫情很快便獲得控制。

 

在金門開始實施軍政的前幾年，官方在探討瘟疫時，將其視為一個須以技術來解決的問題：接種疫苗、隔離，並根除帶原者。僅在1950年，就有十二萬人次接種疫苗，幾乎包含了島上的每一位軍民。瘟疫是個軍事議題，視察團隊一致認為瘟疫可能削減金門的軍事實力，對這個「占有極重要戰略地位」的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更嚴重的是，若流行於金門的瘟疫傳播到臺灣，後果將不堪設想。1951年5月初瘟疫爆發時，政府採取了隔離措施，暫時切斷金門的海空交通以限制瘟疫傳播到臺灣本島的風險。

 

然而滅鼠防疫的計畫馬上也成了牽涉大眾動員及軍民關係的事務。胡璉頒布了一道政策，要求島上每一戶居民捕殺的老鼠須達到一定的數額，最後訂為每人每月至少一隻。為確保民眾遵守規定，政府要求每一戶人家都須繳交老鼠尾巴。在1954年的第二季，民眾共繳交了超過24,000條尾巴。即便瘟疫造成的後果被以軍事的角度看待，疫病蔓延的起因及島上老鼠的猖獗卻被認為是島上居民無知落後的結果。視察該地的團隊曾說：「金門地處偏僻、民智閉塞、不重視環境衛生，亦可說不知衛生怎麼一回事。遇有疾病，則請巫求神醫治，可見其知識水準之低。」

 

雖然胡璉的回憶錄認為老鼠數量增加與其天敵消失有關，其他資料來源則以大眾衛生不良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只要利用常識便能得到第三種詮釋方式。在古寧頭戰役結束後的幾年間，軍隊進駐了金門島，大量的糧食因此必須由臺灣定期運送並貯存在島上，儲備的糧食便成了鼠輩們取之不盡的食物來源。島上建造的大量壕溝、碉堡和地下掩體創造出無以數計的老鼠藏身之處，使得毒鼠行動難以徹底深入。因此，困擾軍隊的老鼠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來自其本身，因為他們在島上反而讓金門成了老鼠的安居之所。金門的軍事化，有時反倒創造出軍事政權認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到了1954年，老鼠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變成動員的問題。村長須向家家戶戶收取老鼠尾巴，一位當年的村長回憶道：「政府命令我收集什麼，我就必須去收集，譬如老鼠尾巴。」居民的遵守程度是政府考核村幹部的重要標準。另一位村長語帶驕傲地回憶道，他在1958年4月的捕鼠行動中表現優異，獲頒模範獎狀。村長可選用數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置沒有繳納規定數量老鼠尾巴的村民。1964年時，村民被警告若他們繳交的數量不能達標，便會被處罰，進行三天的強制性勞動。一位副村長也回憶，沒能達標的人會「發現他們很難做事」。在小金門，繳交數額不足的居民被要求在村公所想辦法補足，才能拿到往金門的渡輪登船許可證。

 

金門的居民也被動員進行其他與衛生相關的運動，例如消滅跳蚤和麻雀。一些歷史檔案顯示，若不考慮其他面向，這些運動在狹義上達到了原訂目標。許多害蟲，包括老鼠、麻雀和蒼蠅，紛紛被居民捕殺。然而作為大眾動員的重點，這些運動的成果則可說是好壞參半。居民會利用各種方式來應付各種獎懲規定，即便這些規定的原意是鼓勵民眾遵守。一位小金門的居民若達不到規定的標準，隨時都能向鄰居借條尾巴來充數。更狡獪的欺騙方式也所在多有，陳華錦回憶自己曾把老鼠尾巴剪成數段，並謊稱每一段都是不同老鼠的尾巴。1982年，衛生局發出了一份文件，對於近來有人拿葦草充當老鼠尾巴繳交的行為表示憤怒。當地居民也將這些「計策」運用在其他的運動中，1977年時衛生局曾通知幹部，如果在繳交的死蒼蠅中找到其他物品，重量直接打對折計算。陳華錦記得他曾用茶葉和香灰填滿裝著蒼蠅的火柴盒，再上繳官方。把這些尾巴的故事冠上「反抗」這個詞似乎太重，但要說居民們想法天真，是被動的受害者，也不大對。一直以來，金門的居民津津樂道如何用計來矇騙愚蠢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民間智慧中帶有的幽默，在某種形式的對抗記憶中至關重要，穿越了金門晚近的歷史。即使它並非公然挑戰官方，卻動搖著官方把滅鼠當作公民對國家志業的無私奉獻的華麗詞藻。

 

違反規定最簡單的方式，便是不去捕殺規定數量的老鼠。村辦公室的統計數字說明這是不斷發生的問題，隨著時間變本加厲，表示政府在嘗試創造全新形式的自我紀律時完全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這些運動中的投機行為有一大部分來自村幹部本身，因為他們認為比起教育、責罵或處罰轄區內的民眾，用作弊的方式更容易達到政府為他們設定的標準。小金門前代理村長及退休警察李振華回憶道，有一次居民繳交的蒼蠅數量不足，他和同事便到垃圾場丟魚頭、噴殺蟲劑。「然後用掃把將蒼蠅趕到草蓆來沾食沙丁魚頭，一直等到了那天傍晚，我們才湊齊應繳的數量，又完成了那些任務。又如繳交老鼠尾巴，各家戶如果沒有繳交足夠的數額，我們就得花高價到市場去購買，每尾三元、五元不等，否則達不到規定的數量，幹部就要接受申誡、記過的處罰。」

 

在第九章我們將會看到，金門的居民在戰地政務體制之下變得非常有企業頭腦。這樣的企業家精神也擴及到老鼠尾巴上，很快發展出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最初被創造出來的原因，在於軍人們也被要求繳納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他們達標的需求比當地居民更為迫切，因為若達不到標準，返臺假就會被取消。於是老鼠尾巴的價格隨著供需狀況波動，到了1970年代，一根尾巴的價格幾乎和一包香菸不相上下。一旦臺灣的發展較金門來得迅速，使兩地的經濟差異拉大時，軍人通常會比平民來得富有，價格因此上揚。吳貴海記得當時有人相中了這樣的市場，專門抓老鼠來賣錢。那些人比較喜歡賣給部隊，而非像李振華這樣的官員，因為部隊給的價錢較好（部隊高價收購老鼠尾巴的現象全島皆然，成為金門小規模經濟體的一部分，我們在第九章會再次提到）。後來老鼠尾巴又形成了一種次級市場，伙房兵和採買兵在為部隊買菜時，會要求菜販附上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否則他們會威脅要換別家菜販，因此菜販也願意用比較高的價錢收購老鼠尾巴。

 

對於衛生不佳會導致疾病，進而造成軍事威脅的說法，金門的居民並不買帳，他們反而認為官方對於衛生運動的重視程度起伏不定，再次說明了戰地政務政策的反覆無常。「再則每一位新縣長上任，就會有新的作風、新的措施。戰地政務體制下，擔任縣長的都是一些軍人，每一個人的作風又大不相同，上級想到什麼就規定什麼，上山下海你都要設法達成，叫你捕鳥，你就得捕鳥；叫你拍蒼蠅，你就得拍蒼蠅；叫你滅鼠，你就得滅鼠。擔任村里幹部可以說非常的可憐。」如同部隊一般，當地居民體認到，既然這些運動不知實施到何年何月，他們也不想花太多力氣在捉老鼠上面。1991年，對政策持反對意見的報紙《金門報導》收錄了一篇刻意以幽默口吻寫成的報告，裡頭寫到部隊只殺公老鼠；若抓到母老鼠，最好的做法是切下尾巴然後放了牠，如此一來牠就能繁衍更多後代，確保金門有取之不盡的老鼠來源。於是島上有許多活生生的老鼠跑來跑去，每隻都沒有尾巴，這便是故事最後的結局。

 

就官方把害蟲問題建構在「居民生活落後、亟需現代化」之上的作法來看，衛生運動本身就含有失敗的因子。動員運動意圖灌輸某些態度或行為，然而運動的執行則牽涉到監控和調節。1978年，一次針對當時運動召開的會議觀察到：居民也許一直都有在捕殺老鼠，但他們已經不願意配合運動的執行。「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捕鼠後不願割取鼠尾送繳，致工作推行困難」，但這並不代表農村居民已經與「現代」畫上等號。衛生視察團隊仍會針對一些被標記為「落後」的行為來找碴，例如村民讓家禽四處走動、沒有為茅坑加蓋、沒有打掃家門口等等，如此一來就能把政策的失敗怪罪到人的問題上，而非政策本身。

 

到了1970年代後期，手段和目的已經完全混淆。1970年代中期，為了達到既定目標，村辦公室推行了一種象徵性的獎勵方式：若繳交的老鼠尾巴數量超過規定數額，每條可換得新臺幣一元的獎金。然而在1978年的8月，有個村子沒有繳交半條老鼠尾巴，其他村也沒有達到規定數額，於是負責滅鼠運動的縣委員會召開了特別會議。當時的狀況在流行病學或軍事上可能導致的結果並不是主要的議題，該次會議也沒有考慮到數額的減少可能反映了運動的成功，或老鼠的滅除；運動本身反倒成了問題的根源。未能達到規定的繳交數額，表示有許多幹部會受到處罰，為未來做計畫成了不可能的事。主席提出了一成不變的解決方式：延長繳交期限、調整資金、針對獎勵和動機的平衡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項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若老鼠尾巴的市場價格高於運動提供的獎金，解決方式即是提高獎金。一個曾經牽涉動員大眾的問題，現在又只被當作單純的經濟問題看待。

 

老鼠問題的解釋，呈現金門政治中軍事與現代化進程的交互作用，農村衛生不佳造成這個問題，但賦予它影響力的則是戰略上的考量。運動形式的動員能夠同時顧及軍事和現代化，在促使當地公民現代化的同時，使金門保有作戰能力。這項運動以家庭為行動單位，並私下維持非正式的村里關係以確保民眾遵守，因此也深植於政務執行的歷史模式之下。個人與家庭用不同的方式與運動斡旋，規定繳交的害蟲數額有時遭到抗拒，有時被打折扣，也有時被忽略。兩種改變足以說明金門島上動員型現代化的發展：第一，隨著遵守與監控的議題成為最主要的考量，最初訂定的目標卻完全消失，此運動最終成為了自己的目標。第二，運動在嘗試將居民的意識現代化時未果，或與失敗畫上等號，因此變得極易受市場力量左右。有關單位於是開始相信，只要增加財務獎勵，民眾不遵守規定的問題就能解決。最後，對大眾動員的強調以及利用運動來改善環境問題的作法，引發了一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類似政策的比較，中共於1960年代實施的「除四害運動」常被作為不當政策的例證。金門滅鼠運動的歷史，也說明了戰地政務時期發展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為何在地方自治恢復後仍徘徊不去：1995年，金門縣衛生局宣布老鼠的數量正在增加，縣政府因此下令每位公務員每月必須繳交兩條老鼠尾巴，直到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