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章的回憶錄《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李日章：陳鼓應和王曉波；不是英雄受難故事 ──台大哲學系事件四十週年回顧：

台大哲學系事件，後來被講成英雄受難故事，這未免有點滑稽。事實是：1.該事件中如果有英雄的話，英雄並未受難；該事件中確有受難者，但受難者並不是英雄。2.該事件中被某些人目為英雄的兩個人，事實證明他們並非英雄，而是狗熊。

台大哲學系事件，乃是國家暴力壓制人民思想言論自由之一例。該事件之發生，象徵台灣最後一個學術與教育的自由堡壘之陷落。其起因，可以溯至殷海光在《自由中國》雜誌連續撰文批判當道，並在學校鼓吹自由主義思想，講授邏輯，教人慎思明辨，乃至雷震之創辦《自由申國》與籌組政黨，以及彭明敏師生之意圖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殷、彭都是台大教授，本人雖一亡故，一逃亡，但其實影響力猶在，台大被當時掌權的蔣經國視為肉中之刺。

蔣為整頓台大，曾經長久準備。首先，他派遣特務

出身??的閻振興出任校長；接著任命當時國內最優秀的軍官，曾經留美並擔任唯一飛彈營營長的張德溥為台大總教官。張就職前夕，蔣且對他做了一番特別的指示；整肅哲學系時，王昇也曾對地做了一次表白；張在職期間，蔣頻頻召見垂詢。這在前文《不照規劃的生涯》中已有陳述。(見附註)蔣的意圖在上述言行中表露無遺。所以哲學系事件，絕非偶發，陳鼓應與王曉波帶頭“保釣”， 陳鼓應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上與馮滬祥之衝突，只是導火線。 但由於事件是由他們兩人引爆，而事件的本質乃是政治對學術自由的剝奪，其具體做法則是解除他們在學校的教職。因此，同情者便很自然地把他們兩人視為受難英雄。 但正如《不照規劃的生涯》所說的，陳、王在離開教職後立即被安排了新的職位，實際上只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他們並沒遭受多少苦難。真正長期受到苦難的是許多被牽連的無辜。這些人全部沒有參與陳、王帶頭 的保釣運動，大部分的人與殷海光也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只因上過殷先生的課，並與陳、王同學、同事，又末加入國民黨，沒有黨內的權貴伯伯可以保護，就被當作垃圾那樣掃地出門。這些人離職後，不但無人聞問，且因為被打上烙印，從此成為一般人心目中的the untouchable。他們包括：梁振生、胡基峻、黃天成、楊斐華、鍾友聯、黃慶明及本人。

這件事的影響改變了他們的整個人生。如梁振生從此離開了他學於斯、教於斯凡十年的台灣，黯然回到其僑居地馬來西亞。胡基峻家庭因此破碎、生活不穩定，且無機會再從事自己擅長的教學工作，曾經多年在美國報社任職。黃天成去職時是專任講師，其後，改行從商，永遠告別令人傷心的學界。楊斐華助教則不久即罹癌亡故。鍾友聯改任國中教師。惟有黃慶明較幸運，在文化大學找到再出發的起點。我的情況在前段已有陳述，茲不多贅。

有人說，陳鼓應在哲學系事件後流落島外二十年，直至解嚴後才回國，自是該事件的受難者，陳本人也自認如此。但陳之流落島外是因為另外兩個原因，而不是哲學系事件所致。 兩個原因之一是，他不安於所安排的國際關係研究所新職位，而於1978年違抗黨命，執意出來參與選舉，且於競選中，指控國民黨違背三民主義，是孫中山的叛徒，因而激怒蔣經國，被蔣下令查辦，而在得知消息後，攜眷逃往美國。次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政府大肆逮捕反對人士，他害怕被抓，不敢回來，這才長期滯留美國。(蔣下令查辦他一事，是鼓應離台前親口告訴我的。他還說指令中有一句是:"調查有無叛國事實"。) 第二個原因，且是更重大的原因是，他流落美國數年之後不得其所，終於冒然"投匪"，還扮演起類似於投奔自由約"反共義士"的角色，充當對方政治宣傳的工員，在媒體上公開控訴蔣家政權的暴行(孟祥森曾收聽到他在北京電台的廣播)。這在當時是嚴重的"叛國"罪行，此後他更不敢回台了。 以上兩個原因，才造成陳流落島外之局，這跟哲學系事件並無直接關聯。

我們如果把它對照於同案的王曉波的情況，事情就更清楚了。 王曉波離開台大後，被安排到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他安份地呆在那裡，後來又在世界新專謀得一份教職，二十年間日子過得平平安安的，人也養得白白胖胖的，他自己都不認為曾經遭受什麼苦難，而從不以受難者自居。鼓應如果也像他那樣乖乖呆在國際關係研究所，怎麼會有後來那一連串的波折? 以上說明事件中的"英雄"並沒有受難。

另一方面，真正受難的卻都不是英雄 我們都沒有參與當時那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也不曾對專制、腐敗的政府做過什麼批評，更不曾出頭提倡什麼自由、民主、人權，都只是兢兢業業地在做著自己份內的工作，希望在學院謀得一席立身之地。以我自己來說，在台大那三年任內，拿的是兼任講師的鐘點費，卻承擔著資深教授擔任多年而於退休時突然交下來的系中重課，工作壓力大得氣都喘不過來，那有餘暇餘力去理會其他事務？所以說來慚愧，當時發生在校園裡的那些聳動聽聞的大事，包括保釣行動、民族主義座談會、陳鼓應倡議開闢民主廣場等等，我都一無所知，更不要說親身參與了！最可笑的是，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一

事，我事先竟然毫無所悉，開會當天晚上陳鼓應用手扶著喉嚨，以看似勉強擠出的沙啞嗓音對我說，他重感冒，無法講話，要我代他去上那天晚上的三節課，我二話不說地答應了。哪曉得他竟利用那段時間去在座談會上和馮滬祥吵架，而惹出後來的哲學系事件！

所以我們這些受難者都不是什麼對抗暴政、爭取自由、民主的英雄，而只是一些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可憐蟲。 那麼，陳鼓應和王曉波是不是這樣的英雄呢? 先說王曉波。 曉波的母親是共產黨，在台灣被國民黨槍決；他父親身為憲兵營長，也因為“知匪不報”而入獄七年。曉波自始就是一個左派的統派，卻寄生於殺母囚父的國民黨，對該黨的暴虐、腐敗不置一詞，從不信奉“資產階級的民主”，認為所謂“現代化”實不過是“西化”，內心並不以為然，主張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其從事的保釣運動，實質上是一種愛國運動，與爭取自由、民主無關。馬英九競選文宣中的台灣論述乃是出於他的手筆。國共交好之後，他充當中介，不時穿梭於海峽兩岸，對中共之專制殘暴、剝奪自由、踐踏人權、對外擴張，視若無睹，只一味歌頌民族的崛起、國力的強大。這樣的一個人，在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中，恐怕只能歸於反派的一類吧！

至於陳鼓應，他起初倡議在校園開闢民主廣場，讓學生有機會自由表達意見；競選時，豎立民主牆看板，批評國民黨違背國父遺教，似乎頗有殷海光遺風。但後來由於失意，竟從祟尚自由民主、維護人權、珍視生命的美國，投奔到以上各方面比台灣更不如的中國，這就無以維持生平志行的一致了！其後數年間，他身在別人的屋簷下，面對統治者的惡行、暴行，只是一味裝聾作啞。甚至當引發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訴求政治改革的運動，波濤壯闊地在他身邊展開，北大眾多師生奮不顧身地投入時，他也選擇了袖手旁觀。這樣的一個人能不能算是為了自由民主而舊鬥的英雄，就交給讀者去判斷了。 很有趣的是，鼓應一直企圖把自己塑造成殷海光的衣缽傳人。 但聽其言、觀其行，他究竟有幾分像殷先生呢? 別的不說，光從他一生幾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就不難斷定他究竟是不是第二個殷海光。 他第一次的大轉變是，從一個有多年黨齡的資深國民黨員一變而為完全否定國民黨的反對人士。 第二次大轉變是由爭取自由民主的鬥士一變而為擁抱專制殘暴政權的回歸遊子。 第三次大轉變是，台灣解嚴後，又從北京回到台北重新當起台大教授。 最後則從台大退休後，又回到仍在威權統治下的北大擔任教職。 這樣搖身一變，出入敵對陣營，遊走於兩個中國之間，像不像一身傲骨、絕不向暴政低頭的殷先生之作風呢?

【附註】

蔣經國對張德溥說的話是這樣的：“台灣所有的學校我都可以控制，但是只有台灣大學沒有辦法控制。而台大自由色彩太濃，軍人都沒有地位。你去呢，希望能打開一個局面。”(張在職兩年多期間，蔣召見他四十七次。) 王昇則對他這麼說：“台灣思想界的混亂，台大哲學系是根源，我是替蔣經國來收復失土的。” 孫智燊主任在整肅了哲學系之後，很得意地說：“台灣已經光復了三十年，台大哲學系今天才光復！”

（作者為前台大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