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臺灣臺北板橋人。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亦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與哈佛大學。
余英時：悼張光直：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作者： 余英時
歲暮懷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現在寫這篇紀念光直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不知從何說起。今年春間,哈佛大學正式舉行了一次規格很高的追悼會,我和許倬雲兄都曾應邀在會上發言,倬雲回憶光直的大學時代,我則追想和他同在哈佛讀研究院時期的一些往事。
這篇文字仍然從這一時期開始,所述以我們的私交為限。光直和我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到哈佛大學,他是人類學系的研究生,我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這一年,我們的寓所相隔很近,在同一條街（Shepard Street)的斜對面。當時他和台灣大學的董同?先生、高友工兄同住一所公寓。光直也修過董先生中國語言學的課,所以他們是一師二徒的組合,相處極為融洽。光直不但聰慧過人,而且用功的程度更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因此我雖偶然在晚間到他們的住處相訪,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董先生的房裡談話,不敢多打擾他。他也有時走過來湊湊熱鬧,但不到十分鐘便回房用功去了。他自律之嚴,即此可見。第一學期讀下來,聽說他的各門成績都是最優等。他在學術上必有輝煌的成就,我們從那時起便已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也從訪問的身份轉變為研究生,這才和光直在哈佛有先後六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一）的交往。我和他從相識到相知大概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後他修完了博士課程,進入寫論文的階段,有了較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他便不再像第一學年那樣緊張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他和李卉結婚後,有一年（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住在研究生宿舍裡。他們兩人都熱情好客,常常在周末招待一些單身同學。他頗有烹飪功夫,所以偶然也下廚一顯身手。這一類的聚會主要是為了舒解學業的壓力和排遣旅居的愁悶,所以大家都盡量輕鬆,打麻將和談武俠小說是我們的基本消遣。這一年嚴耕望先生恰好在哈佛訪問,也偶然參加我們的聚會。嚴先生是一位最嚴肅的學者,從來不看閒書。但在我們的感染之下,竟然也對武俠小說發生了好奇心。臨行時,他特別向我借了一部武俠小說為途中的讀物。這件事十足反映出我們當時“少年狂”的情況。說起打麻將,也有一件趣聞。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李濟之先生來哈佛講學,光直自然要好好招待業師一番。李先生夫婦也好玩牌,飯後我和光直陪他們打了幾圈。我們打牌從不賭錢,輸贏只計籌碼的多少。這一天光直大敗,散局時當然照例一走了之。幾天之後,我又碰見了李師母,閒談中提到了那次搓麻將的事。她老人家說,那天她是大贏家,但光直是窮學生,因此沒有算賬。我只好對她說明原委,她老人家也不禁為之失笑。我記這些故事是為了透出光直為人的另一面。他的事業心已強到無可再強,但他通情達理,而且富於幽默感。我們相處幾十年,見面或通電話時,開場白照例是一些謔而不虐的戲語。所以他有一次說:我們是“開玩笑的關係”（他說的是英文“joking relationship”）。“開玩笑的關係”這句話本身也是開玩笑,我們之間說正經話的時候當然比開玩笑多得多。所以下面我想談談他的治學精神。我們不同行,我沒有資格對他的學術成就做任何評論。我從他那裡撿到了不少關於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知識。雖然大部分是耳食之學,但究竟有轉益多師的收穫。他的治學規模很大,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特徵（特別是與西方文明相對照）要求做整體的掌握,這可以說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大概他在台灣大學時期便已堅定地建立了起來,到美國之後68他便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恰好五十年代美國考古學翻開了新的一頁,當時稱之為“新考古學”。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支是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經過韋利（Gordon Willey）擴大研究之後,“聚落形態（settlement pattern)”成為考古學家注意的焦點。從聚落形態出發,考古學家可以系統地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組織,並對考古學上的所謂“文化”提出功能性的解釋。更重要的,考古資料中所顯現的變遷,聚落形態的研究也可以找出長期內在轉化的原因,而不必一定訴諸以前流行的播散或移植的觀念。總之,聚落形態強調了文化的整體性和延續性,這正適合光直當年的需要。
我記得他在研究生時期便已在美國人類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美洲聚落考古學的論文。這是他為了熟悉方法和技術的一種準備工作,後來他寫《古代中國考古學》便運用自如了。正因為他想根據不斷出土的中國考古新資料,重新建構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變遷,他平時和我討論的也都是關於掌握古史整體的大問題。在我的記憶中,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他當年最愛談的幾個題目。由於他重視中國古代文明的延續性,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損益也是最吸引他的問題。他非常希望考古發掘可以證實夏代的歷史性,晚年扶病從事早商的發掘工作也是為了要把三代的歷史從考古方面推得更早。他雖然有許多持久不變的大見解, 但卻沒有讓這些見解變成阻礙知識進步的偏見。他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四個字。《古代中國考古學》一書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先後修訂了三次,最後第四版是一九八六年刊布的。每一版幾乎都是重新撰寫的,他絕不讓抽象理論抹殺具體事實。光直還有組織與辦事的才能,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是一股動力,早年在哈佛時期已見端倪。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他畢業後,在哈佛人類學系開始教書。像第一年一樣,我們又同寓距校園不遠的哈佛街,這次則“對門居”,過街便可相訪,過從自然很密。我的寓所有一間較大的客廳,週末晚間常常是學文史的中國同學聚談之地,光直有空也來參加。
五十年代中期我們初到哈佛時,學文史方面的中國學生很少,但經過了四五年,從台灣和香港來的人逐漸增加,這時已有十餘人之多。光直覺得我們與其漫無界限的閒談,不如索性組織一下,變成一個定期討論會。每次輪流由一個人做專題報告,其餘的人聽後進行問難和討論。這個非正式的討論會先後舉行了一二十次,有時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但一點也沒有傷和氣。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十分平靜的,大學校園更是名副其實的“象牙塔”。我們這一群中國學生當時既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沒有政治觀點的分歧。我們真的相信“象牙塔”裡藏著無限的智慧,正等著我們去發掘、吸收和消化。通過討論會,我們各自把學、思所得具體地呈現出來,確令人胸懷為之一暢。很多年後,我讀了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 Berlin)的感舊錄,其中有一篇描寫三十年代牛津大學一群青年哲學家定期討論會的情況。他說,他們那時少年氣盛,目無餘子,以為這幾個人便是哲學世界的中心。他接著又說,現在回想起來,雖深感不免過於輕狂,但年輕時期如果不經歷這一集體發狂的階段,將永遠嘗不到智性的樂趣。我們這一群受中國文化熏陶的青年人,直接間接,都知道莊子“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寓言,絕不敢像伯林和他的朋友們那樣“狂” 。然而我們曾在忘情的爭論中嚐到過智性的樂趣,則並無二致。當時的講題多已不能複憶,只記得光直講的是從考古新發現中重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史前史。我則不務正業,第一次整理了關於《紅樓夢》的新看法,這是十幾年後我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遠源。討論會為此書種下了元胎,否則連胎死腹中也談不上,更不必說見之文字了。但光直是這個會的靈魂,若不是他的推動,討論會根本便不可能出現。
他的推動力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三個清楚的印跡,我必須藉這個機會說出來,作為我們相交四十五年的一個紀念。第一是他主編《中國文化中的飲食》（Food in Chinese Culture）這部書。他在研究生時期便一再提到要和我合作,結合考古學、人類學與史學,最早曾建議合寫中國的節日,如中秋、端午之類。但當時各自有更急迫的研究計劃在手,此事終無下文。
一九七二年冬,他忽然從耶魯打電話給我,很鄭重地提議要集合人類學家和史學家,共寫一部中國飲食史。那時人類學家如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和道格拉斯70（Mary Douglas）都有著名的論著問世,尋求“食”的文化意義。恰好他一向研究的商、周禮器與飲食有極密切的關係,青銅器上的“饕餮”圖形更對他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所以這一飲食研究的計劃仍是他長期對中國文明起源做整體掌握的一部分。人類學的新潮流不過適逢其會,觸動了契機而已。我們經過多次交換意見之後,他堅邀我寫漢代一章。我對這個計劃十分欣賞,但要我蒐集文獻與考古資料,寫漢代的飲食,我的興致實在不大。最後我一口答應下來主要是為了和他的交情,同時也算實踐了以前關於學術合作的承諾。但那時我已決定了向哈佛告假,回到香港母校新亞書院去服務兩年;這也是踐十八年前的宿諾。我預計在港期間的行政工作必定十分忙碌,寫漢代飲食章大概只好等到一九七五年回美以後再說。一般合作寫書,拖上三兩年是常事,所以我一點也沒有緊迫感。誰知我的如意算盤完全打錯了。光直這位主編非常人可比,我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中剛到香港,他八月間已追踪而至,提醒我不可忘了稿約。第二年春間他大概隔兩三個星期便有信來催稿。我有一封回信,其中一句是“食指尚未動”。這是順手拈來的雙關語,雖曾博得他一笑,卻未能激發他的慈悲心。我知道逃無可逃,只好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來,還了這筆債。當時我的窘迫,至今記憶猶新。但這是我們惟一的合作成績,作為友誼的象徵,是很可珍惜的。
第二件事 是我從哈佛轉到耶魯。我是一九六六年回到哈佛任教的,至一九七七年已十一年,早已定居下來,根本沒有想到還會移動,光直可以說是我到耶魯的最大原動力。一九七六年耶魯中國史教授萊特（Arthur F. Wright）突然去世,光直便想把我搬過去。他一方面向我重申合作之議,另一方面大概也努力說服了歷史系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由他出面和我正式接洽。詳情在此沒有細說的必要,總之,我最後之所以動念,和光直共事合作確是一個重大的誘因。但是我完全不曾想到,就在同時,哈佛人類學係也在積極進行把光直請回來。等到我知道這件事時,我和耶魯的商談差不多已至最後階段,不便出爾反爾了。我和耶魯歷史系、東亞系的同仁都無深交,光直是我惟一的熟朋友。如果早知道光直可能離開,我大概從頭便不會考慮耶魯的事了。最後我們兩人只好同意各自做抉擇,結果則是我去他來,移形換位。這是一個巧得不能再巧的陰錯陽差,大概只有佛教“緣”之一字可以解釋:我們沒有共事的緣分。
最後一事則是他推動我訪問中國大陸。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已參加過一個學術訪華團,在大陸訪問了一段時期。他們的團體回程經過香港時,光直還打電話要我用車子去九龍火車站接他們。他的專業是考古,平時對大陸考古學界的重大成就又深致推挹,他希望多和中國的同行做學術交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九七八年夏天,“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忽然要我擔任“漢代研究代表團”的領隊,去大陸做一個月的訪問,光直也是團員之一。這件事突如其來,我完全沒有心理上的準備。這個“交流委員會”事實上是美國官方的組織。我與這個組織素無來往,一個人也不認識。約我做一個普通團員也許還勉強說得過去,承擔領隊的重任,對我而言,簡直是天下奇談。當然我很快便明白了,這件事完全是光直在後面一手促成的。大概他覺得我對中國大陸太隔膜了,這是使我大開眼界的好機會。我們的代表團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從東京直飛北京,先後參觀了洛陽、西安、敦煌、蘭州、長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漢代遺址和出土文物,最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從北京啟程返美。除了北京之外,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離開中國以前所未到過的。我確實開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後會見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諸先生,他們是我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我個人的收穫是十分豐富的。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是對光直感念不已。但是最可懷念的則是在這一個月中,我和光直朝夕相處,無所不談。在相交四十五年間,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說過這麼多的話。這次旅程中我還發現了光直內心深藏著另一個精神要素,令我十分驚異。有一次在火車上,他忽然說,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嚮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使我立刻想起聞一多的一番話: 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炸開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靜安詳的,我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有此“壯懷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談何容易！光直這句“壯懷激烈”的話時時縈迴在我的心中,但並沒有深想下去。現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他的話表示他內心存在著一座“火山”,像聞一多一樣,這是可以肯定的。但“火山”不過是一個比喻,實質上這是蘊藏在一個人內部的創造力。創造力特別大的人便會感到內在的火山時時要求爆發。光直早年的嚮往說明他的巨大創造力已在迫不及待地尋找突破的出口。後來的客觀環境使他走上了學術的道路,他的全部創造力便發揮在古代研究上面。火山也不必一定要採取一次總爆發的方式才能放射出光和熱。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熱已永遠留在人間。讓我用最後這一段話作為懷念亡友的悼詞。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於普林斯頓
- Rethinking Archaeology (1967)
- Settlement Archaeology (1968)
-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ISBN 978-0-913516-06-5 (1969)
-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1976)
-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1977)
- Fong, Wen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ISBN 0870992260. (Chang has essay in)
-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2002)
- 《Souvenirs de la patate douce : une adolescence taiwanaise》 (2005)
- 《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 (1973)
- 《張我軍詩文集》 (編，1975)
- 《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 (1977)
- 《中國青銅時代》 (1983)
- 《考古學專題六講》 (1988)
- 《九洲學刊選編(一)》 (1988)
- 《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 (1990)
- 《美術.神話與祭祀》 (1992)
- 《考古人類學隨筆》 (1995年)，ISBN 978-957-08-1442-2
-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1995)
- 《蕃薯人的故事》 (1998)，ISBN 978-957-08-1757-7
- 《古代中國考古學》 (2002)
- 《商文明》 (2002)
-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 : 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 (2005)
余英時：悼張光直：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作者： 余英時
歲暮懷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現在寫這篇紀念光直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不知從何說起。今年春間,哈佛大學正式舉行了一次規格很高的追悼會,我和許倬雲兄都曾應邀在會上發言,倬雲回憶光直的大學時代,我則追想和他同在哈佛讀研究院時期的一些往事。
這篇文字仍然從這一時期開始,所述以我們的私交為限。光直和我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到哈佛大學,他是人類學系的研究生,我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這一年,我們的寓所相隔很近,在同一條街（Shepard Street)的斜對面。當時他和台灣大學的董同?先生、高友工兄同住一所公寓。光直也修過董先生中國語言學的課,所以他們是一師二徒的組合,相處極為融洽。光直不但聰慧過人,而且用功的程度更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因此我雖偶然在晚間到他們的住處相訪,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董先生的房裡談話,不敢多打擾他。他也有時走過來湊湊熱鬧,但不到十分鐘便回房用功去了。他自律之嚴,即此可見。第一學期讀下來,聽說他的各門成績都是最優等。他在學術上必有輝煌的成就,我們從那時起便已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也從訪問的身份轉變為研究生,這才和光直在哈佛有先後六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一）的交往。我和他從相識到相知大概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後他修完了博士課程,進入寫論文的階段,有了較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他便不再像第一學年那樣緊張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他和李卉結婚後,有一年（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住在研究生宿舍裡。他們兩人都熱情好客,常常在周末招待一些單身同學。他頗有烹飪功夫,所以偶然也下廚一顯身手。這一類的聚會主要是為了舒解學業的壓力和排遣旅居的愁悶,所以大家都盡量輕鬆,打麻將和談武俠小說是我們的基本消遣。這一年嚴耕望先生恰好在哈佛訪問,也偶然參加我們的聚會。嚴先生是一位最嚴肅的學者,從來不看閒書。但在我們的感染之下,竟然也對武俠小說發生了好奇心。臨行時,他特別向我借了一部武俠小說為途中的讀物。這件事十足反映出我們當時“少年狂”的情況。說起打麻將,也有一件趣聞。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李濟之先生來哈佛講學,光直自然要好好招待業師一番。李先生夫婦也好玩牌,飯後我和光直陪他們打了幾圈。我們打牌從不賭錢,輸贏只計籌碼的多少。這一天光直大敗,散局時當然照例一走了之。幾天之後,我又碰見了李師母,閒談中提到了那次搓麻將的事。她老人家說,那天她是大贏家,但光直是窮學生,因此沒有算賬。我只好對她說明原委,她老人家也不禁為之失笑。我記這些故事是為了透出光直為人的另一面。他的事業心已強到無可再強,但他通情達理,而且富於幽默感。我們相處幾十年,見面或通電話時,開場白照例是一些謔而不虐的戲語。所以他有一次說:我們是“開玩笑的關係”（他說的是英文“joking relationship”）。“開玩笑的關係”這句話本身也是開玩笑,我們之間說正經話的時候當然比開玩笑多得多。所以下面我想談談他的治學精神。我們不同行,我沒有資格對他的學術成就做任何評論。我從他那裡撿到了不少關於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知識。雖然大部分是耳食之學,但究竟有轉益多師的收穫。他的治學規模很大,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特徵（特別是與西方文明相對照）要求做整體的掌握,這可以說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大概他在台灣大學時期便已堅定地建立了起來,到美國之後68他便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恰好五十年代美國考古學翻開了新的一頁,當時稱之為“新考古學”。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支是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經過韋利（Gordon Willey）擴大研究之後,“聚落形態（settlement pattern)”成為考古學家注意的焦點。從聚落形態出發,考古學家可以系統地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組織,並對考古學上的所謂“文化”提出功能性的解釋。更重要的,考古資料中所顯現的變遷,聚落形態的研究也可以找出長期內在轉化的原因,而不必一定訴諸以前流行的播散或移植的觀念。總之,聚落形態強調了文化的整體性和延續性,這正適合光直當年的需要。
我記得他在研究生時期便已在美國人類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美洲聚落考古學的論文。這是他為了熟悉方法和技術的一種準備工作,後來他寫《古代中國考古學》便運用自如了。正因為他想根據不斷出土的中國考古新資料,重新建構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變遷,他平時和我討論的也都是關於掌握古史整體的大問題。在我的記憶中,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他當年最愛談的幾個題目。由於他重視中國古代文明的延續性,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損益也是最吸引他的問題。他非常希望考古發掘可以證實夏代的歷史性,晚年扶病從事早商的發掘工作也是為了要把三代的歷史從考古方面推得更早。他雖然有許多持久不變的大見解, 但卻沒有讓這些見解變成阻礙知識進步的偏見。他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四個字。《古代中國考古學》一書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先後修訂了三次,最後第四版是一九八六年刊布的。每一版幾乎都是重新撰寫的,他絕不讓抽象理論抹殺具體事實。光直還有組織與辦事的才能,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是一股動力,早年在哈佛時期已見端倪。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他畢業後,在哈佛人類學系開始教書。像第一年一樣,我們又同寓距校園不遠的哈佛街,這次則“對門居”,過街便可相訪,過從自然很密。我的寓所有一間較大的客廳,週末晚間常常是學文史的中國同學聚談之地,光直有空也來參加。
五十年代中期我們初到哈佛時,學文史方面的中國學生很少,但經過了四五年,從台灣和香港來的人逐漸增加,這時已有十餘人之多。光直覺得我們與其漫無界限的閒談,不如索性組織一下,變成一個定期討論會。每次輪流由一個人做專題報告,其餘的人聽後進行問難和討論。這個非正式的討論會先後舉行了一二十次,有時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但一點也沒有傷和氣。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十分平靜的,大學校園更是名副其實的“象牙塔”。我們這一群中國學生當時既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沒有政治觀點的分歧。我們真的相信“象牙塔”裡藏著無限的智慧,正等著我們去發掘、吸收和消化。通過討論會,我們各自把學、思所得具體地呈現出來,確令人胸懷為之一暢。很多年後,我讀了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 Berlin)的感舊錄,其中有一篇描寫三十年代牛津大學一群青年哲學家定期討論會的情況。他說,他們那時少年氣盛,目無餘子,以為這幾個人便是哲學世界的中心。他接著又說,現在回想起來,雖深感不免過於輕狂,但年輕時期如果不經歷這一集體發狂的階段,將永遠嘗不到智性的樂趣。我們這一群受中國文化熏陶的青年人,直接間接,都知道莊子“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寓言,絕不敢像伯林和他的朋友們那樣“狂” 。然而我們曾在忘情的爭論中嚐到過智性的樂趣,則並無二致。當時的講題多已不能複憶,只記得光直講的是從考古新發現中重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史前史。我則不務正業,第一次整理了關於《紅樓夢》的新看法,這是十幾年後我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遠源。討論會為此書種下了元胎,否則連胎死腹中也談不上,更不必說見之文字了。但光直是這個會的靈魂,若不是他的推動,討論會根本便不可能出現。
他的推動力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三個清楚的印跡,我必須藉這個機會說出來,作為我們相交四十五年的一個紀念。第一是他主編《中國文化中的飲食》（Food in Chinese Culture）這部書。他在研究生時期便一再提到要和我合作,結合考古學、人類學與史學,最早曾建議合寫中國的節日,如中秋、端午之類。但當時各自有更急迫的研究計劃在手,此事終無下文。
一九七二年冬,他忽然從耶魯打電話給我,很鄭重地提議要集合人類學家和史學家,共寫一部中國飲食史。那時人類學家如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和道格拉斯70（Mary Douglas）都有著名的論著問世,尋求“食”的文化意義。恰好他一向研究的商、周禮器與飲食有極密切的關係,青銅器上的“饕餮”圖形更對他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所以這一飲食研究的計劃仍是他長期對中國文明起源做整體掌握的一部分。人類學的新潮流不過適逢其會,觸動了契機而已。我們經過多次交換意見之後,他堅邀我寫漢代一章。我對這個計劃十分欣賞,但要我蒐集文獻與考古資料,寫漢代的飲食,我的興致實在不大。最後我一口答應下來主要是為了和他的交情,同時也算實踐了以前關於學術合作的承諾。但那時我已決定了向哈佛告假,回到香港母校新亞書院去服務兩年;這也是踐十八年前的宿諾。我預計在港期間的行政工作必定十分忙碌,寫漢代飲食章大概只好等到一九七五年回美以後再說。一般合作寫書,拖上三兩年是常事,所以我一點也沒有緊迫感。誰知我的如意算盤完全打錯了。光直這位主編非常人可比,我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中剛到香港,他八月間已追踪而至,提醒我不可忘了稿約。第二年春間他大概隔兩三個星期便有信來催稿。我有一封回信,其中一句是“食指尚未動”。這是順手拈來的雙關語,雖曾博得他一笑,卻未能激發他的慈悲心。我知道逃無可逃,只好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來,還了這筆債。當時我的窘迫,至今記憶猶新。但這是我們惟一的合作成績,作為友誼的象徵,是很可珍惜的。
第二件事 是我從哈佛轉到耶魯。我是一九六六年回到哈佛任教的,至一九七七年已十一年,早已定居下來,根本沒有想到還會移動,光直可以說是我到耶魯的最大原動力。一九七六年耶魯中國史教授萊特（Arthur F. Wright）突然去世,光直便想把我搬過去。他一方面向我重申合作之議,另一方面大概也努力說服了歷史系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由他出面和我正式接洽。詳情在此沒有細說的必要,總之,我最後之所以動念,和光直共事合作確是一個重大的誘因。但是我完全不曾想到,就在同時,哈佛人類學係也在積極進行把光直請回來。等到我知道這件事時,我和耶魯的商談差不多已至最後階段,不便出爾反爾了。我和耶魯歷史系、東亞系的同仁都無深交,光直是我惟一的熟朋友。如果早知道光直可能離開,我大概從頭便不會考慮耶魯的事了。最後我們兩人只好同意各自做抉擇,結果則是我去他來,移形換位。這是一個巧得不能再巧的陰錯陽差,大概只有佛教“緣”之一字可以解釋:我們沒有共事的緣分。
最後一事則是他推動我訪問中國大陸。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已參加過一個學術訪華團,在大陸訪問了一段時期。他們的團體回程經過香港時,光直還打電話要我用車子去九龍火車站接他們。他的專業是考古,平時對大陸考古學界的重大成就又深致推挹,他希望多和中國的同行做學術交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九七八年夏天,“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忽然要我擔任“漢代研究代表團”的領隊,去大陸做一個月的訪問,光直也是團員之一。這件事突如其來,我完全沒有心理上的準備。這個“交流委員會”事實上是美國官方的組織。我與這個組織素無來往,一個人也不認識。約我做一個普通團員也許還勉強說得過去,承擔領隊的重任,對我而言,簡直是天下奇談。當然我很快便明白了,這件事完全是光直在後面一手促成的。大概他覺得我對中國大陸太隔膜了,這是使我大開眼界的好機會。我們的代表團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從東京直飛北京,先後參觀了洛陽、西安、敦煌、蘭州、長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漢代遺址和出土文物,最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從北京啟程返美。除了北京之外,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離開中國以前所未到過的。我確實開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後會見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諸先生,他們是我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我個人的收穫是十分豐富的。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是對光直感念不已。但是最可懷念的則是在這一個月中,我和光直朝夕相處,無所不談。在相交四十五年間,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說過這麼多的話。這次旅程中我還發現了光直內心深藏著另一個精神要素,令我十分驚異。有一次在火車上,他忽然說,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嚮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使我立刻想起聞一多的一番話: 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炸開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靜安詳的,我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有此“壯懷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談何容易！光直這句“壯懷激烈”的話時時縈迴在我的心中,但並沒有深想下去。現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他的話表示他內心存在著一座“火山”,像聞一多一樣,這是可以肯定的。但“火山”不過是一個比喻,實質上這是蘊藏在一個人內部的創造力。創造力特別大的人便會感到內在的火山時時要求爆發。光直早年的嚮往說明他的巨大創造力已在迫不及待地尋找突破的出口。後來的客觀環境使他走上了學術的道路,他的全部創造力便發揮在古代研究上面。火山也不必一定要採取一次總爆發的方式才能放射出光和熱。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熱已永遠留在人間。讓我用最後這一段話作為懷念亡友的悼詞。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