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福，由劉子健先生牽頭，啟動了一項極富遠見的學術計劃，該計劃不但促進了美台之間的學術及文化交流，而且令眾多“ 中國研究 ”領域的研究生們受惠。在劉子健等先生的努力下，這一計劃最終發展成台北的“美國各大學聯合研習所”（譯者按：1997年後改稱“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

1959年，憑藉一本名為《宋代中國的變法》的小書，劉子健先生一躍成為宋史界的領軍人物。這本書是日後極有影響的“哈佛東亞研究叢書”的第三種。劉子健先生研究的對像是帝國晚期最具爭議性的題目之一，他徵引了極廣泛的史料，運用其自稱為“截面研究法”的手段，對這一複雜的時期進行了頗有說服力的記述。此外，該書充分利用了日本及中國學者最新的中國史研究成果，在這方面，它與當時一般的西文著作比起來，可謂著了先鞭，令人側目。儘管後繼者不乏其人，但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劉子健先生始終是促進美日兩國學界交流的一座橋樑。

劉子健先生其後的一系列著作表明，他是全球宋史領域的頂尖專家之一。對11世紀的重要詩人、學者、官員歐陽修，他尤為關注。同樣是廣徵博引，劉子健先生在1963年出版的中文著作（香港新亞書院）及經改寫於196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中，對歐陽修的生平和多方面的志趣進行了描述。這部關於歐陽修的著作，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劉子健先生作為中西史學津樑的作用。正如鄧廣銘在《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出版於日本京都，收文章40篇）的前言（譯者按：該文後收入《鄧廣銘全集》卷十二）中所云，劉子健先生在中國大陸的多次講座和會議上都強調，路子應該寬一點，爭取打破學科藩籬，以矯正有時顯得狹隘、瑣細、教條的大陸學術訓練體制。同時，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他也強調了在作出大判斷之前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學生們難忘師恩，不僅因為得到他的悉心培養，也是因為他總是樂意給予睿智的建議與幫助。

當然，劉子健先生的文章也常常作出大判斷。為什麼到了9世紀馬球就不受歡迎了？童蒙書《三字經》發生過哪些變動？對這些問題，劉子健先生都做了入情入理的引申。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如“新傳統時代”及“包容政治”。他還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釋，其中持論最力的莫過於12世紀初“中國轉向內在”說（哈佛，1988）。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熱切盼望能成為另一座連接古代中國、當代中國以及未來中國的橋樑（對連接未來，他總心嚮往之）。

在中美之間，劉子健先生同樣希望能通騎驛。即使他因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友好而在美國受人攻擊，因長駐美國而在中國受人攻擊，先生照樣不改初心。他回中國時，得知自己的三個兄弟於“文革”期間慘死的情形—— 周恩來都認為“太過分”——卻不曾流露絲毫怨尤之意。

劉子健先生知道扮演橋樑的角色令他兩頭不靠岸。為此他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半賓”——半個客人。無論是在美國、日本、歐洲，還是在中國，他都當自己是個客人。在涉獵某一學術領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的意義上，這個名字也挺合適：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半個客人，也是人文領域的半個客人。劉子健先生身邊的同事、弟子意識到，先生對各種政治事件、歷史材料知之甚詳，因此要想理解20世紀的中國，向他請教準沒錯；在一個混亂時期，先生到中國探訪過。同樣，他對11世紀、12世紀的深入了解簡直讓人以為他曾到宋朝當過遊客。先生本人的書法就是宋徽宗的“ 瘦金體 ”，即可印證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