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大讀缪詠華翻譯的長篇小說《天上再見》-- 敘述有點雨果風，故事、譯文兩美。
繆譯的譯注，多讓讀者受惠。不過我覺得一些法國文藝的常識，她漏注了，失去大顯身手的機會。譬如說，第24頁的：
"基本上阿爾伯特投入的戰爭湯達達爾式的，他發現自己深陷一場平淡無奇又野蠻無比的大屠殺中，大屠殺歷時四年又兩個月，每天造成千人送命。"
這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約略控訴。
小說中許多"時代的力量"下的戲劇性發展，很可觀。
(我今天讀到昔日筆記才決定寫這則
斯湯達
讀錢鍾書《宋詩選註》范成大
"前村火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榷茶。
頭腦保守的批評家總覺得田園詩裏提到官吏榨逼農民，那未免像音樂合奏時來一響手槍聲*，有點兒殺風景......"
*注斯湯達《紅與黑》第二部二十二章講文藝裏攙入政治的比喻。)
天上再見
AU REVOIR LÀ-HAUT
作者： 皮耶．勒梅特
原文作者：PIERRE LEMAITRE
譯者：繆詠華
出版社：時報出版新功能介紹
出版日期：2015/12/22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目錄
「我跟妳約天上見，
但願上帝會讓我倆再聚首。
我親愛的妻子，天上再見……」
尚．布朗夏遺言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第一章
凡是認為這場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人早就都死光了——他們正是死於戰爭。此外，當阿爾伯特在十月的時候聽到停戰謠言，他就抱持著懷疑態度。對他來說，停戰的說法，就好比剛開打時，軍方宣稱德國佬的子彈，跟熟得發爛的梨子一樣軟趴趴，打到軍服上會自己爛掉一樣，兩種說法阿爾伯特都不信。四年來，阿爾伯特見過一堆嘲笑德軍毫不嘴軟的傢伙，吃了德國佬的槍子兒。
他意識到自己拒絕相信停戰將至的說法，也相當迷信：人民越希冀和平，政府就越不證實消息的可信度，避免說破了就不靈。只不過，日復一日，消息排山倒海般席捲而來，越來越密集，來自四面八方，乃至於大家開始一再相傳戰爭真的就要結束了。甚至還有人看到相關說法，指稱在前線熬了好多年的資深戰士有復員還鄉的必要，不過這不足以採信。當停戰終於成了合理前景，那些最悲觀的人士，開始祈求自己能從戰火餘生，因為希望而飽受折磨，致使再也沒人對打德國佬一頭熱了，但，這是一個說不得的問題。有人說，么六三步兵師試圖搶進默茲河另一邊，有的人還在講要跟敵人拼個你死我活，但總體而言，在基層眼裡，阿爾伯特和同袍兄弟，打從盟軍在法蘭德斯一帶打了勝仗，解放了里爾，把奧地利打得潰不成軍，逼土耳其人棄械投降之後，如今阿兵哥打起仗來，已經遠不如眾軍官那般帶勁。義大利成功抵擋德軍進攻，英軍拿下圖爾奈，美國人進佔夏特林……我方居於優勢。部隊掌權人士開始倒數計時，軍中兄弟也分成兩派，涇渭分明，一邊是如同阿爾伯特之流，樂意靜待戰爭結束，打包好，淡定地坐等，抽根菸，寫寫信；另一邊則是全心把握最後幾天，打算好好跟德國佬拼個你死我活的鷹派人士。
這條分界線完全符合把軍官與士兵兄弟一分為二的那條軍階線。這沒啥新鮮，阿爾伯特心想。
但願上帝會讓我倆再聚首。
我親愛的妻子，天上再見……」
尚．布朗夏遺言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第一章
凡是認為這場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人早就都死光了——他們正是死於戰爭。此外，當阿爾伯特在十月的時候聽到停戰謠言，他就抱持著懷疑態度。對他來說，停戰的說法，就好比剛開打時，軍方宣稱德國佬的子彈，跟熟得發爛的梨子一樣軟趴趴，打到軍服上會自己爛掉一樣，兩種說法阿爾伯特都不信。四年來，阿爾伯特見過一堆嘲笑德軍毫不嘴軟的傢伙，吃了德國佬的槍子兒。
他意識到自己拒絕相信停戰將至的說法，也相當迷信：人民越希冀和平，政府就越不證實消息的可信度，避免說破了就不靈。只不過，日復一日，消息排山倒海般席捲而來，越來越密集，來自四面八方，乃至於大家開始一再相傳戰爭真的就要結束了。甚至還有人看到相關說法，指稱在前線熬了好多年的資深戰士有復員還鄉的必要，不過這不足以採信。當停戰終於成了合理前景，那些最悲觀的人士，開始祈求自己能從戰火餘生，因為希望而飽受折磨，致使再也沒人對打德國佬一頭熱了，但，這是一個說不得的問題。有人說，么六三步兵師試圖搶進默茲河另一邊，有的人還在講要跟敵人拼個你死我活，但總體而言，在基層眼裡，阿爾伯特和同袍兄弟，打從盟軍在法蘭德斯一帶打了勝仗，解放了里爾，把奧地利打得潰不成軍，逼土耳其人棄械投降之後，如今阿兵哥打起仗來，已經遠不如眾軍官那般帶勁。義大利成功抵擋德軍進攻，英軍拿下圖爾奈，美國人進佔夏特林……我方居於優勢。部隊掌權人士開始倒數計時，軍中兄弟也分成兩派，涇渭分明，一邊是如同阿爾伯特之流，樂意靜待戰爭結束，打包好，淡定地坐等，抽根菸，寫寫信；另一邊則是全心把握最後幾天，打算好好跟德國佬拼個你死我活的鷹派人士。
這條分界線完全符合把軍官與士兵兄弟一分為二的那條軍階線。這沒啥新鮮，阿爾伯特心想。
長官想能拿回多少失地算多少，這攸關上談判桌時是否可以居於強勢地位，但唯有極少數的人支持這種說法，多挺進個三十米真的可以改變衝突結果嗎？今日為國捐軀會比之前戰死沙場來得更有用嗎？
德．奧內-博戴勒中尉就屬於這一類。每個人提到他的時候都刻意將他的「德．奧內」略去——這個代表貴族稱號的前置詞——而光稱他「博戴勒」，大家知道他絕對會暴跳如雷。大夥兒可是走在鋼索上，因為他極其看重這個前置詞，向來都不會漏了它。好個階級反應。阿爾伯特不喜歡他。或許是因為他很帥。頎長、精瘦、高雅，深褐色捲髮茂盛濃密，鼻樑挺直，薄薄的雙唇線條如此精緻，還有著一對深藍色的眼睛。反觀阿爾伯特，一張如假包換的醜臉，一臉永遠都很不爽的德性，標準的不耐煩型。博戴勒沒有巡航速度，不是加速就是制動；兩者之間，空空如也。走路時單肩前傾，好似在推開擋路的傢俱，全速來到你面前，就硬生生地坐下來，是他一貫的節奏。這個混合物甚至相當令人好奇：他的貴族氣度，令他顯得既文明得可怕，又粗魯得徹底，跟這場戰爭的形象有點雷同。搞不好這就是他在戰場上如魚得水的緣故。
他的毛，阿爾伯特也不喜歡。黑色的毛，無所不在，就連指骨也有，一叢一叢還從脖子竄出來，正好在喉結下方。承平時期，他肯定每天都得刮好幾回鬍子以免一臉邪門。雄赳赳氣昂昂、陽剛、略帶西班牙風，加上毛髮茂盛八成會對許多女性起作用。比如說賽西兒好了……就算不提賽西兒，阿爾伯特也對這個博戴勒中尉沒啥好感。最重要的是，阿爾伯特對他疑懼有加。因為他愛衝鋒陷陣；他真的以奇襲、攻擊、征服為樂。
說的也是，他不像平常那般飛揚跋扈，已經有好一陣子了。可預期的停戰顯然害他心情跌至低谷，大大削弱了他的愛國熱情。光想到戰爭終了，簡直要了博戴勒中尉的命。
看得出他焦躁不安，部隊缺乏作戰熱情令他深感困擾。他準備好一套慷慨激昂的說詞，穿梭於羊腸戰壕，向兄弟們喊話，原本深信自己有本事激起袍澤的同仇敵愾之情，給予敵人最後致命一擊，卻只聽到一丁點牢騷埋怨，兄弟們對表態十分謹慎，邊頻頻點頭，邊衝著軍鞋打瞌睡。這不僅是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仗都快打完了才死的這種想法。最後一個死，阿爾伯特心想，就跟第一個死一樣，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蠢的了。
德．奧內-博戴勒中尉就屬於這一類。每個人提到他的時候都刻意將他的「德．奧內」略去——這個代表貴族稱號的前置詞——而光稱他「博戴勒」，大家知道他絕對會暴跳如雷。大夥兒可是走在鋼索上，因為他極其看重這個前置詞，向來都不會漏了它。好個階級反應。阿爾伯特不喜歡他。或許是因為他很帥。頎長、精瘦、高雅，深褐色捲髮茂盛濃密，鼻樑挺直，薄薄的雙唇線條如此精緻，還有著一對深藍色的眼睛。反觀阿爾伯特，一張如假包換的醜臉，一臉永遠都很不爽的德性，標準的不耐煩型。博戴勒沒有巡航速度，不是加速就是制動；兩者之間，空空如也。走路時單肩前傾，好似在推開擋路的傢俱，全速來到你面前，就硬生生地坐下來，是他一貫的節奏。這個混合物甚至相當令人好奇：他的貴族氣度，令他顯得既文明得可怕，又粗魯得徹底，跟這場戰爭的形象有點雷同。搞不好這就是他在戰場上如魚得水的緣故。
他的毛，阿爾伯特也不喜歡。黑色的毛，無所不在，就連指骨也有，一叢一叢還從脖子竄出來，正好在喉結下方。承平時期，他肯定每天都得刮好幾回鬍子以免一臉邪門。雄赳赳氣昂昂、陽剛、略帶西班牙風，加上毛髮茂盛八成會對許多女性起作用。比如說賽西兒好了……就算不提賽西兒，阿爾伯特也對這個博戴勒中尉沒啥好感。最重要的是，阿爾伯特對他疑懼有加。因為他愛衝鋒陷陣；他真的以奇襲、攻擊、征服為樂。
說的也是，他不像平常那般飛揚跋扈，已經有好一陣子了。可預期的停戰顯然害他心情跌至低谷，大大削弱了他的愛國熱情。光想到戰爭終了，簡直要了博戴勒中尉的命。
看得出他焦躁不安，部隊缺乏作戰熱情令他深感困擾。他準備好一套慷慨激昂的說詞，穿梭於羊腸戰壕，向兄弟們喊話，原本深信自己有本事激起袍澤的同仇敵愾之情，給予敵人最後致命一擊，卻只聽到一丁點牢騷埋怨，兄弟們對表態十分謹慎，邊頻頻點頭，邊衝著軍鞋打瞌睡。這不僅是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仗都快打完了才死的這種想法。最後一個死，阿爾伯特心想，就跟第一個死一樣，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蠢的了。
殊不知這正是即將發生的事。
到目前為止，等待停戰的大夥兒過著相對平靜的日子，孰料，驟然間一切都變了。一道命令從天而降，指示兄弟們就近嚴密監控德國佬。
這根本沒必要，因為他們跟法國人一樣，都在等戰爭終了。話是這麼說沒錯，但咱們還是得去瞧瞧。打從這一刻起，就再也沒有人能夠確定這些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了。
博戴勒中尉挑了路易．戴瑞厄和加斯頓．格里索尼來完成這次的偵察任務，很難說出他為什麼選上這一老一小，或許是經驗與實力的結合吧。總歸一句，這些優點壓根兒就沒派上用場，因為奉命前往的這兩個人活不過半個鐘點。通常，他們無須前進到很遠的地方，僅需沿著東北線往前，在大約兩百米處用大剪刀剪上幾刀，隨後匍匐前進，一直爬到第二排蒺藜鐵絲網處，瞄上幾眼，回來報告一切安好即可，因為大家都確信根本就沒啥好偵察的。所以說這兩個阿兵哥才沒因為要接近敵方陣營而擔心自身安危。有鑑於最近幾天的狀況，就算被德國佬發現，德國佬還是會讓他們瞧上幾眼，便放他們安然歸營，就跟放封似的。只不過當這兩名偵察敵情的哨兵盡可能彎低身子匍匐前進之際，兩人卻跟兔子那般，雙雙中槍。子彈聲響起，三聲，隨後便是一片死寂；對敵方而言此案已了。我方旋即力圖前往探視，但由於兩人前進到北側，我方無法辨別出兩名弟兄倒下的確切位置。
阿爾伯特身邊每個人都愣住了。緊接著就是大聲咒罵。王八羔子。德國佬狗改不了吃屎，下三濫！野蠻人……等等。何況，還是一老一小！一老一小又如何？這什麼也沒改變，但在所有人心中，令德國佬心滿意足的，並非因為殺了兩個法國阿兵哥，而是因為他們撂倒了老少兩大象徵哪。總歸一句，群情激憤。
接下來幾分鐘，炮兵動作之迅速，連眾兄弟都不知道他們怎能如此敏捷，只見炮兵從後方衝著德軍防線猛轟七五毫米迫擊炮，兄弟們心中兀自納悶，炮兵怎麼會早就知道幾分鐘後要開炮呢？
隨後一連串錯綜複雜的事件便發生了。
德國人回擊。法國這邊，沒多久時間便集結完畢，全員到齊。我們要他們付出代價，這群殺千刀的。時間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當時大家不知道自己離戰爭結束不到十天。
何況攻擊當天還是清明節。但是大家壓根兒就沒把這巧合放在心上。
這一刻咱們再度披掛上陣，我還停戰展望呢，阿爾伯特心想，準備爬上腳手架（他們都這麼稱呼用來爬出戰壕的梯子），朝敵軍防線急衝而去。所有人，一個接一個，跟滿弓一般緊繃，連口唾沫都嚥不太下去。阿爾伯特排在第三個，就在貝瑞和小夥子佩瑞庫爾後面，佩瑞庫爾回過頭來，檢查看看是不是每個人都在。兩人四目交會，佩瑞庫爾朝他笑了笑，打算大鬧一場的小搗蛋式微笑。輪到阿爾伯特，他也想笑回去，可他笑不出來。佩瑞庫爾已經又轉過頭去，恢復原來姿勢。大夥兒等著進攻命令，一個個莫不義憤填膺，一觸即發。德國佬的行徑激怒了法國阿兵哥，此刻內心唯有悲憤交加。在他們上方，炮彈來回，把個天空畫出了好幾道，大地為之撼動，連在戰壕中也感覺得到。
阿爾伯特從貝瑞肩膀上方探頭望去，看到博戴勒中尉登上崗哨，拿著雙筒遠鏡窺伺敵人防線。阿爾伯特回到隊伍中排好。要不是有這麼多噪音，他就可以好好想想令他煩心的瑣事，可是此起彼落的刺耳呼嘯聲，致使思緒被害你從頭毛到腳的爆炸聲打斷。我說阿爾伯特，你在這種狀況下可得專心一點哪。
這會兒小夥子們都在等待進攻命令。這倒是個挺不賴的時機，可以好好觀察一下阿爾伯特。
阿爾伯特．梅亞爾，一個瘦長的小夥子，性格略嫌萎靡不振，謹慎低調，話不多，喜與數字為伍。戰前在巴黎聯合銀行某分行作出納員。他不太喜歡這份工作，因為母親堅持，所以還是留了下來。梅亞爾太太就這麼一個兒子，而且她是標準的「寧為雞首，不為牛後」派人士。所以，阿爾伯特想當然爾就是銀行的經理囉……根本差得遠呢。話說阿爾伯特一進了銀行，她立刻就興奮莫名，堅信「就憑阿爾伯特的聰明才智」，用不了多久便可榮登銀行最高層。激化她這種追逐權勢的品味來自於她的父親，這位郵政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助理，將他在行政部門的管理階層制度視為這個世界的隱喻。梅亞爾太太喜歡所有的頭頭，無一例外，她對他們的能力或來歷並不計較。克里蒙梭、莫拉斯、龐加萊、饒勒斯、霞飛、白理安……等頭頭的照片，她應有盡有。打從她失去了她那在羅浮宮指揮一小班穿警衛制服的丈夫，偉大的人物就令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悸動。其實阿爾伯特對銀行並不熱衷，他隨母親說去，並未加以反駁，在她眼裡，銀行還是最靠得住的。他甚至還開始籌備計劃，他想走，他想去東京，這個想望隱隱約約，卻真真切切。反正辭掉銀行這份管理出納財務的工作，做別的事情就對了，但是一切都需要時間，偏偏阿爾伯特的動作並不快。何況賽西兒很快就出現了，他對她一見鍾情，賽西兒的雙眸，賽西兒的小嘴，賽西兒的微笑，然後不可避免地，又多了賽西兒的乳房，賽西兒的屁股，哪有可能再去想別的東西呢？
就今日的眼光來看，阿爾伯特．梅亞爾似乎不怎麼高，一米七三，可是在他那個年代，這種身高還算稱頭，這在當年，會有女孩子看上他的。尤其是賽西兒，好不容易才終於看上他。阿爾伯特注意賽西兒好久了，經過一段時間，由於他老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她瞧，幾乎無時無刻都在看，她當然也就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且輪到她看回去。阿爾伯特的這張臉令人動容。索姆河戰役期間，一顆子彈擦過他右邊太陽穴。他怕得要命，雖免於一死，卻付出了一道傷疤作為代價，這道呈圓括弧狀的傷疤把他的眼睛微微拉向一邊，為他增添了某種風格。在他允許之下，愛做夢、受蠱惑的賽西兒曾以指尖輕輕拂過這道傷疤，但這不足以撫慰他的心靈。還是個孩子時的阿爾伯特有張蒼白的臉，一張圓臉，沉重下垂的眼皮，賦予他一副小丑皮埃羅的哀傷神態。梅亞爾太太堅信阿爾伯特如此蒼白乃是因為缺血，於是省下自己的紅肉給兒子進補。阿爾伯特試圖跟她解釋過一千遍，缺血跟他臉色蒼白沒有任何關係，然而他母親完全不是一個聽他解釋就會改變主意的人，她總能找到例子、理由來予以反駁，她最討厭自己錯了，即便在她信中，都能翻出八百年前的舊帳，真令人大傷腦筋。阿爾伯特不禁自問，莫非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在戰爭一爆發之際便投身軍旅？梅亞爾太太得知阿爾伯特要入伍的消息時，連聲尖叫，但由於她是一位模範女性，不可能毫無節制地放任驚恐或戲劇性的舉措。她的確吼了幾聲，扯下了幾根頭髮，但旋即恢復鎮定。由於她對戰爭抱持著相當傳統的概念，她很快就深信「單憑阿爾伯特的聰明才智」，想必很快就會戰功彪炳，扶搖直上，她彷彿已然看到一幅畫面：兒子衝鋒陷陣，位居第一線，身先士卒。在她心目中，這是英勇的行為，很快便會升等成為軍官、上尉、少校，甚至更上一層樓，將軍，這些都是我們在戰爭中可以看到的事兒。阿爾伯特邊整理行囊，邊任由他母親在一旁嘀嘀咕咕。
賽西兒，則大不相同。這場戰爭並沒有嚇倒她。首先，她認為參軍是克盡「愛國義務」（阿爾伯特十分驚訝，他從沒聽她說過這些字眼），接著，其實沒有真正值得害怕的理由，因為入伍當兵充其量只是形式罷了；大家都這麼說。至於阿爾伯特，他有一個小小疑問：怎麼著？搞了半天賽西兒原來跟梅亞爾太太有點像，都很固執己見。聽她的說法，這場仗根本打不起來，阿爾伯特幾乎都快相信她了。不論她說什麼，賽西兒，用她的這雙手，這張嘴兒，這一切，對著阿爾伯特，跟他說什麼都行，說什麼他都信。你要是沒看過她，就沒辦法理解，阿爾伯特這麼想。對我們來說，這個賽西兒，稱得上是個漂亮的妞兒，如此而已；對他而言，則又是另一回事。賽西兒皮膚上的每個毛細孔，都是由特殊分子所構成的，她的呼息散發出一股特殊香氣。話說她那雙藍色的明眸，好，你不覺得怎麼樣，但在阿爾伯特眼中，那雙媚眼，可是一個漩渦、一泓深淵哪。喏，親她的嘴兒，把你當成他，當成咱們的阿爾伯特一下子。這張嘴兒，傳達出滿腔熱情又溫柔似水的吻，害他的下腹部輾轉翻騰，幾近爆炸，他感覺到她的瓊漿玉液在他口中流淌，他如此飢渴地啜飲著，賽西兒的唾沫就是有能耐創造出如此這般的奇妙效果，乃至於賽西兒已經不只是賽西兒了。簡直就是……結果，沒想到她竟然支持這場戰爭，覺得打勝仗唾手可得，殊不知阿爾伯特曾經那麼想讓賽西兒的唾沫給好好地蹂躪一番啊！
如今，他的看法已截然不同。戰爭無非是一張碩大無朋的彩票，開獎的彩球卻是真槍實彈，能在箇中倖存四年，基本上就是個奇蹟。
在離戰爭終點幾鏈的地方慘遭活埋，說實在的，絕對算奇蹟中的奇蹟。
然而，這正是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活埋，小阿爾伯特。
都怪他「運氣不好」，他母親會這麼說。
博戴勒中尉轉過身來對著他麾下兩邊的兄弟，目光直視最前排的那一位，這位兄弟猛盯著他瞧，彷彿看到彌賽亞。博戴勒點點頭，深深吸了一口氣。
幾分鐘後，阿爾伯特微微佝僂著腰，在世界末日的背景中奔跑，呼嘯而過的炮彈和子彈將他淹沒，他使盡全身氣力死抓著武器不放，步履沉重，頭縮進肩膀。這幾天下了很多雨，軍靴底下的土地十分濃稠。身邊的兄弟們瘋了似地大聲嚎叫，自我麻醉，自我振奮。然而，有些人則相反，他們全神貫注，胃部打結，喉頭乾燥，跟阿爾伯特一起衝鋒陷陣。全體衝向敵人，憤恚難當，復仇的慾望就是他們的最佳裝備。事實上，這有可能是停戰徵兆的不良影響。大兵們忍了又忍，竟然看到戰爭即將這麼結束，這麼多的兄弟犧牲性命，這麼多敵人活得好好的，不禁想乾脆大開殺戒，給他們個痛快，結束這一切。不管是誰，格殺勿論。
就連一想到死就嚇得要命的阿爾伯特也見人就砍。然而，砍歸砍，卻撞上不少障礙；他邊跑邊往右側偏去。起初，他緊緊沿著中尉規定的路線前進，但隨著呼嘯而過的子彈、炮彈，勢必跑得歪歪扭扭。加上他前面的佩瑞庫爾剛剛被子彈掃到，雙腿一軟，不支倒地，阿爾伯特完全來不及反應，只來得及跳過去，他失去平衡，拼命往前猛衝了幾米，就跌落在老格里索尼的屍首旁。死神這個不速之客，下達了終極大屠殺的指令！
儘管子彈在身邊咻過來咻過去，阿爾伯特看到格里索尼躺在那，硬是當場停下腳步。
他認出他的軍大衣，因為他老是穿著這件有紅扣眼的玩意兒，我的「恐怖軍團勳章」，他都這麼說。格里索尼，不是個心思細膩的人，是個老粗，卻是條正直的漢子，大夥兒都挺喜歡他。是他，毫無疑問。他的大腦袋嵌進爛泥巴裡，身體其餘部分也摔了個稀巴爛。就在他旁邊，阿爾伯特認出了最年輕的那個，路易．戴瑞厄。他也一樣，一部分被泥巴覆蓋，整個人縮成一團，呈現胚胎姿勢。他還這麼年輕，以這麼一種方式就死了，真令人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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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龔固爾獎（Goncourt）受重視程度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2013年的文學獎4日頒給作家皮耶．勒梅特爾的小說「天上再見」（暫譯，Au revoir la-haut）。（圖／翻攝自法新社）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法國的龔固爾獎（Goncourt）受重視程度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2013年的文學獎4日頒給作家皮耶．勒梅特爾的小說「天上再見」（暫譯，Au revoir la-haut）。
根據中央社報導，勒梅特爾的小說描述兩名一次大戰爭中倖存的士兵，一個是無產階級，另一個是同性戀藝術家，是獨裁銀行家失寵的兒子。為國家犧牲的他們，卻遭遇政府漠視，在社會的邊緣為求生存，他們靠賺死人錢的騙局謀生。
【法國】同日頒發龔古爾、勒諾多兩大文學獎
2014/01/09 01:08:02
2013.11.5 中國新聞社
2013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和勒諾多文學獎11月4日在巴黎德魯昂飯店舉行頒獎儀式。龔古爾文學獎被授予62歲的法國作家皮耶爾‧勒梅特爾（Pierre Lemaitre，右）及其作品《天上再見》（au revoir là-haut），勒諾多文學獎則被授予法國作家揚‧穆瓦（Yann Moix，左）及其作品《出生》（Naissance）。
《天上再見》的主角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浴血奮戰的退伍老兵們。這部「感人至深」的小說受到了法國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印刷量已達到10萬冊。不過，這部作品在今年龔古爾文學獎評選進行到第12輪時才最終勝出。
《出生》一書厚達約1,200頁，聚焦父輩與子輩的關係問題。這部作品得到了勒諾多獎評委們的青睞，首輪評選即順利勝出。穆瓦在獲獎後說：「很高興能夠獲得這一獎項，這對我而言是無上的光榮和喜悅。」
揚‧穆瓦1968年生於納韋爾，1996年以《朝天歡慶》（Ju-bilations vers le ciel）獲得龔古爾獎的處女作獎。此外，他也是一個成功的電影導演。
《出生》通篇描寫未來一個名叫揚‧穆瓦的作家在娘胎裡、在繈褓裡的時光，但最多也只寫到他在奧爾良的童年時代。書中似乎有無盡的人物，充滿了無盡的獨白、對話和總結，前85頁便是小揚對父母發出的詛咒，因為他根本不想出生。他先天沒有完整的包皮，為此被帶去看醫生、神父，甚至拉比。小說反復訴說著一個受虐的童年，但不斷離題，描寫了1970年代法國外省的生活。
9月號的《文學雜誌》發問，《出生》是一部「全小說」（roman total）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只寫了童年；當然又是，因為它懷有嘗試一切流派的野心。
書中的小揚恨自己的親爹，後將作家馬克B.阿斯托爾夫‧奧當做父親，後者誇口道：「我能用我的文字填滿整個宇宙。」《出生》於2013年9月2日由加塞特出版社出版，定價26歐元。
勒諾多文學獎創立於1925年，是法國五大文學獎項之一，每年與龔古爾文學獎同時頒發。該獎項以法國報業之父勒諾多的名字命名，頒給作品具有全新風格的作家。
法國人用文學獎紀念「一戰」百年
龔古爾獎頒給退伍老兵題材小說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100週年。在2013年的倒數第二個月，法國人用一次文學獎的選擇拉開了紀念序幕。11月4日，法語文學最高獎龔古爾獎頒給了犯罪小說家皮耶爾‧勒梅特爾的《天上再見》，這是一個關於「一戰」退伍老兵悲劇的故事，同時也是戰後法國或歐洲迷茫的一代的集體寫照。
《天上再見》講述了兩個「一戰」退伍老兵阿爾伯特和愛德華的故事，他們經歷過漫無止境的壕溝戰，走過戰場的他們現在卻要再次為融入法國社會而拼搏。在小說裡，兩名老兵在和平年代遭到政府和社會漠視，成為社會邊緣人，他們只能靠賺死人錢的騙局謀生。在這部500多頁的小說裡，勒梅特爾講述了一戰後歐洲迷茫的一代的故事，他們從戰壕中倖存了下來，緊接著的是同樣可怖的大蕭條。
儘管龔古爾文學獎的評委通過12輪投票才達成一致，但由於勒梅特爾幾個星期以來得獎的呼聲最高，所以評論普遍認為他獲獎也是實至名歸。龔古爾獎評委會認為，勒梅特爾的這部小說成功地抓住了戰爭恐怖的持續性，即便戰場已經打掃乾淨。評委會還盛讚了這部小說的電影敍事風格。
在獲得龔古爾獎之前，勒梅特爾一直是一名犯罪小說家，所以這也是嚴肅的龔古爾獎第一次頒給一位以商業類型小說出道的作家，而這部《天上再見》也是勒梅特爾從事寫作以來的第一部非犯罪小說。62歲的勒梅特爾以寫犯罪小說在法國出名，他的小說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翻譯成20多種語言，也曾在臺灣出版繁體中文版。也就在2013年，他的一部小說《阿萊克斯》的英本版獲得犯罪小說的最高榮譽匕首獎。
「我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傢伙了。這是一個作家寫作生涯中最獨一無二的時刻。這就像一次分娩，或者一段幸福的婚姻。」在得知獲獎之後勒梅特爾說，他能獲得這個法語文學最高獎是對某種寫作技巧的承認，它獲益於犯罪類型寫作和暢銷小說。
龔古爾文學獎於1903年由龔古爾兄弟創立，是法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儘管獎金只有10歐元，但在獲獎之後這部小說的銷售數字可能會達到30萬到40萬冊。不過，勒梅特爾一直在進行犯罪類型作品的寫作，所以即便這部《天上再見》屬於文學寫作行列，但這部小說出版至今已經售出超過10萬冊。（2013.11.6 東方早報/石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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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Quiet on the French Front
SYLVIE KAUFFMANN July 31, 2014
PARIS — On the evening of Aug. 2, 1914, two Frenchmen, Edouard Luthard and his son Maurice, said farewell to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on the platform of the Montpellier station,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nd boarded a crowded train to join their respective regiments as they answered the call-up for mobilization.
Edouard, 46, was a career officer. Maurice, 23, a stud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at the Sorbonne, learned of the declaration of war, on July 28, while on vacation at his family’s country house in Gignac, near Montpellier.
“We were to ride the train together to Nîmes,” Edouard wrote several years later. “There, Maurice would head North to his regiment, the Meuse, while I would go on to Avignon and then Briançon. Our farewell was movingly simple. Soon beyond Lunel, I took Maurice’s hand and held it until we reached Nîmes. There, we hugged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unable to utter a word. Words were of no use. Then Maurice got off the train. He turned toward me, said, ‘Father, I will do my duty,’ and disappeared into the very dense crowd on the platform. When the train left, I closed my eyes and, with a heavy heart, thought of the situation, of what might be its consequences for those who were dear to me and particularly for my son, that tall handsome young man who was going to be thrown into the battle.”
Indeed, Maurice Luthard was soon thrown into the battle. He was killed two weeks later.
Edouard Luthard was my great-grandfather. My grandmother was Maurice’s sister; I grew up with pictures of this “tall handsome young man” on the mantle in her house. One day, rummaging in the attic with my cousins, we stumbled upon an old notebook with a handwritten title, “Memories of My Military Career.” It was Edouard Luthard’s story of the war, which included this poignant description of a historic day for France, 100 years ago.
I have moved many times since then and my grandmother is long gone, but I have hung on to Edouard’s notebook. Last Christmas, I showed it to my own son, who was studying World War I at school. “La Grande Guerre,” or “14-18” as we call it in France, is all the rage. Kids are subjected to an avalanche of books, magazines, TV documentaries and hundreds of official events around the country commemorating the war, all of which they find fascinating — even more than their video games. France’s premier literary prize, the Prix Goncourt, was awarded last November for a novel about two survivors of the Great War, “Au Revoir Là-Haut,” by Pierre Lemaître: It has sold half a million copies so far. A new business called “memory tourism” has flourished on the 1914-18 battlefields as tourist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Somme and to Verdun.
Browsing the Internet with my son, I came across “Morts pour la France” (Fallen for France), a databank hosted by the French Defense Ministry website providing the names of every single soldier killed in French wars, including the 1.3 million who died in World War I. I entered Luthard, Maurice. On my screen, a copy of a handwritten army death certificate popped up: “Sous-lieutenant LUTHARD” was “killed in action” in Loudrefing, Lorraine, on Aug. 18, 1914.
My curiosity aroused, I entered “Kauffmann, Charles,” another great-uncle I had heard about on the paternal side of my family. Charles Valentin Kauffmann showed up, also a sous-lieutenant, born in Perpignan. Also soon thrown into a Lorraine battlefield and killed in action, only two days later, on Aug. 20, 1914, at the age of 27.
Most French families have such notebooks in their attics and familiar names in the Defense Ministry databank. France was the main battleground on the Western front, and with 8 million men mobilized, it lost more soldiers than any other Western allied power.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is centennial has revived widespread interest in that horrific carnage, six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st French surviving veteran of the war at the age of 110.
What is more perplexing is that, for a country so prompt to disagree on almost everything, the surge of interest in the war hasn’t set off any new debate. Even the historians agree: This is a very consensual centennial. We don’t feel like looking beyond our attics and official databanks. While our German and British neighbors have been passionately debating theorie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r its utility, all is quiet on the French front.
In Germany, the enormous success of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by the Australian historian Christopher Clark, has reopened an old debate about the country’s guilt, which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settled with the acceptance of Fritz Fischer’s 1961 book,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hile the official narrative since then has pointed to Germany’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Mr. Clark’s book has shed a new light on its origins, describing a “shared aggression, paranoia and a reckless game of brinkmanship on all sides, not just in Berlin.” Opinion polls earlier this year showed that the German consensus has shifted, with only 19 percent of Germans saying they believed their country bore chie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Britain has witnessed a more classic but lively disput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over this year’s commemorations, with Conservatives criticizing “revisionist” views of the Great War as a futile, insane loss of life orchestrated by criminal generals. Former Education Secretary Michael Gove even launched his own culture war against leftist historians and TV shows like the BBC’s “Blackadder” series that cast World War I as “a misbegotten shambles.”
In France, the Socialist president, François Hollande, decided to associate the traditional Bastille Day military parade down the Champs-Elysées with the centennial of World War I, inviting soldiers from 70 countries who fought in the war to take part. On matters of defense, the French are generally united; left and right went along with this, as they went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official “Mission Centenaire” (Centennial Committee), set up by former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to oversee all of this year’s war-related events. This committee even has its own board of historians, official guardians of the consensus.
Christopher Clark’s thesis has only been discussed in passing. The last controversy about World War I, which raged in 1998 over the mutinies of 1917 and whether the “poilus” (as the “hairy” infantrymen with beards and mustaches were called) were willing or forced to go to war, has been swept under the rug. For the French, the Great War was the “good war,” with the whole nation united, unlike World War II, which was tainted b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zi occupier. In today’s times of uncertainty and division, the “poilu” is our universal hero: Some regiments even came from Africa; he has become untouchable.
Maybe, after all, La Grande Guerre should be left where it belongs, in family notebooks, on websites, in books and movies. In other words, to history.
法國人的一戰情結
西爾維·考夫曼 2014年7月31日
巴黎——1914年8月2日晚上，在法國南部蒙彼利埃火車站的站台上，有兩名應召入伍的法國人告別親友，登上擁擠的火車，前往各自的軍團。這兩人是愛德華·盧塔德(Edouard Luthard)和他的兒子莫里斯(Maurice)。
時年46歲的愛德華是一位職業軍官，23歲的莫里斯則是巴黎大學(Sorbonne)法國文學專業的學生。7月28日聽到宣戰的消息時，莫里斯正在蒙彼利埃附近的吉尼亞克度假，他家在那裡有一棟鄉間別墅。
「我們一起坐火車前往尼姆，」愛德華幾年後寫道。「然後莫里斯將去北方的默茲河，他的軍團駐紮在那裡；而我則會去阿維尼翁，然後去布里昂松。我們的告別簡單動人。過了呂內爾之後不久，我握住了莫里斯的手，一直握着，直到我們抵達尼姆。在那裡，我們彼此擁抱良久，無法說出隻言片語。當時語言不足以傳情達意。莫里斯下車後，轉身對我說，『父親，我會盡我的責任，』然後就消失在了站台上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當火車再次開動，我合上雙目，帶着沉重的心情，想着當時的形勢，以及它可能會給我摯愛的人帶來怎樣的後果，尤其是會給我的兒子，那個正在被拽入戰鬥的、高大英俊的年輕人帶來怎樣的後果。」
事實上，莫里斯·盧塔德很快就被拽入戰鬥。他在兩周之後死亡。
愛德華·盧塔德是我的曾外祖父。我的外祖母是莫里斯的姐妹；我從小就在她家的壁爐台上看到過那個「高大英俊的年輕人」的照片。有一天，我和表親們去閣樓翻找東西，偶然發現了一個陳舊的記事本，上面有一個手寫的標題：《回憶我的軍旅生涯》。它記錄了愛德華·盧塔德的戰爭經歷，前文那段凄美的描述正是摘自其中。100年前，父子倆出發的那天，在法國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之後我搬過多次家，外祖母也早已過世，但我一直珍藏着愛德華的記事本。去年聖誕節，我把它拿給兒子看，他當時在學校里學到一戰的知識。「偉大的戰爭(La Grande Guerre)」在法國亦稱為「14-18」，有關它的內容風靡一時。孩子們被大量書籍、雜誌、電視紀錄片和數百個全國各地紀念戰爭的官方活動所包圍，他們覺得這一切非常吸引人——甚至比電子遊戲還有意思。法國首屈一指的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去年11月被授予了皮耶爾·勒梅特爾(Pierre Lemaître)的小說《天上再見》(Au revoir là-haut)，它講述了兩名一戰倖存者的故事，迄今已售出50萬冊。在1914到1918年期間的那些戰場上，一個名叫「憶舊旅遊」的新業務辦得紅紅火火，它看準了全球遊客前往索姆河和凡爾登的商機。
和兒子一起瀏覽互聯網時，我偶然看到了一個名為「Morts pour la France」（為法國捐軀的人）的數據庫。它由法國國防部設立，收錄了法國曆次戰爭中遇難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130萬在一戰中喪命的士兵，我輸入莫里斯·盧塔德的名字。屏幕上顯示出一張手寫的軍方死亡證明書的副本：「盧塔德少尉於1914年8月18日在洛林盧德雷凡陣亡。」
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又輸入「考夫曼，查爾斯(Kauffmann, Charles)」，他是我父親那一邊的一位叔公，我曾聽說過他的事情。屏幕上出現了查爾斯·瓦倫丁·考夫曼(Charles Valentin Kauffmann)的名字，他也是一名少尉，出生於佩皮尼昂。同樣在開戰後不之久，27歲的他參加了洛林的一次戰鬥並且陣亡，日期就在莫里斯死後兩天：1914年8月20日。
大多數法國家庭在閣樓上都有這樣的記事本，在國防部的數據庫中都找得到熟悉的名字。法國是一戰西線的主戰場，有800萬人蔘軍入伍，陣亡的士兵比其他任何一個西方盟國都多。最後一位倖存的法國老兵在六年前以110歲高齡過世之後，百年紀念日重新點燃了人們對這場可怕殺戮的廣泛興趣，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更令人費解的是，雖然法國人往往會迅速在一切觀點上站出來表達不同意見，但對一戰的興趣激增卻沒有掀起任何新的辯論。即使是歷史學家也同意：這是一個意見非常統一的百年紀念。除了閣樓和官方數據庫，我們無意把目光投向其他任何地方。雖然我們的德、英鄰國一直在熱火朝天地爭論一戰的起因或影響，法國卻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鴉雀無聲。
在德國，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夢遊者：歐洲如何在1914年陷入戰爭》(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大獲成功，重新開啟了關於德國負疚感的舊日爭論。人們曾經認為，弗里茨·菲舍爾 (Fritz Fischer)1961年的著作《德國在一戰中的宗旨》(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被大家接受，相當於是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之後官方已經表態說，德國對一戰爆發負有責任，但克拉克的書對一戰起因提供了一個新的見解，根據書中描述，「各方都咄咄逼人、偏執多疑，採取了魯莽的邊緣政策，而不僅僅是柏林如此。」今年早些時候的民意調查顯示，德國的共識發生了轉變，只有19%的德國人表示，他們認為一戰爆發的主要責任該由德國來承擔。
在英國，左右兩派對今年的一戰慶祝活動展開了更為典型的激烈爭論。保守黨人譴責了有關一戰的「修正主義」觀點，後者認為這次戰爭是由罪惡的軍事將領一手策劃的徒勞而瘋狂的殺戮。前教育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甚至自己發動了一場文化戰爭，來攻擊左翼歷史學家以及把一戰看做「幼稚拙劣的鬧劇」的電視節目，比如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連續劇《黑爵士》(Blackadder)。
在法國，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決定把在香榭麗舍大街舉行的國慶日傳統閱兵活動與一戰百年紀念聯繫起來，邀請了70個國家的一戰老兵。在國防問題上，法國基本上是團結一致的；左翼和右翼都同意奧朗德這麼做，就像他們都支持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設立的正式的「百年紀念委員會」一樣。該委員會負責監管今年與一戰有關的所有活動。它甚至設有自己的歷史學家委員會，他們是共識的官方守護者。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理論在討論中只是被簡要提及。上一場關於一戰的爭議是關於1917年法軍的騷動，以及法國大兵（poilus，那些長着各式鬍鬚的「毛茸茸」步兵的名稱）是自願還是被迫參戰的，這場爭議在1998年進行得尤為激烈，目前則已被淡忘。對於法國人來說，一戰是場「好戰爭」，整個國家團結一心，它不像二戰，因為與納粹佔領者的勾結而被玷污。在今天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分歧的時代，法國大兵仍然是所有人心中的英雄：一些兵團甚至來自非洲；他已經變得不可侵犯。
總而言之，或許那場大戰應該被留在它所屬於的地方，在家族的日記里，在網站上，在書本中，在電影里。換句話說，把它留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