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1845–1846) Alexandre Dumas, père；李波 ：早期中文譯本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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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衡》總第24期 (2014年6月)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早期中文譯本考釋

李　波^*

一. 引 言

2008年，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蔣學模先生病逝，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在肯定蔣先生在經濟學領域的建樹外，他早年翻譯的《基度山恩仇記》也再此進入大眾的視野。許多媒體在報導時，都使用了「中文首譯」等類似字眼，如「蔣學模正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的初譯者」、 ^[1] 他「是《基度山伯爵》最早的翻譯者」、 ^[2] 「蔣先生是我國經濟學泰斗，但他也是大仲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的最早翻譯者」 ^[3] 等等。在惋惜蔣先生駕鶴西遊的同時，筆者找到他的最早譯本（即1946年文摘出版社出版的《基度山恩仇記》），在譯序裡看到以下這段話：

「民國三十五年初，看到 徐蔚南 先生的節譯本，書名也叫基度山恩仇記，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約九萬字。」 ^[4]

落款顯示序寫於民國35年6月（即1946年6月），而徐蔚南的譯本1946年初已經與讀者見面了。那麼，嚴格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徐蔚南的譯本——雖然是節譯——是更早的中譯本， 蔣 先生的譯本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全譯本。事實是否如此呢？徐蔚南的節譯本是何時出版、又是怎樣的面貌呢？除此之外，有沒有更早譯本呢？帶著這些問題，本文試圖考證大仲馬的這部通俗小說代表作的中譯歷程。研究表明，這部小說的最早中譯本，可以追溯到1906年；而截至20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有多個譯者參與中譯。那麼，這些譯本的譯者是誰？無論是節譯還是全譯，他們依據的版本又是什麼？這些譯本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二. 譯本統計

穆雷指出了翻譯研究的重要性，並且在方法上強調要「有史有論」， ^[5] 所以，本文從史料著手。對於翻譯史研究來說，史料的發掘非常重要。王建開認為要「拓展史料的來源」，「使譯本統計完善」； ^[6] 因為「一旦材料拓展了，突破便隨之而來」。 ^[7] 鄭錦懷和嶽峰則將翻譯史料分為「直接翻譯史料」和「間接翻譯史料」，前者包括「原始報刊譯文」、「原始的譯本單行本」等，後者則包括「經過轉錄的譯文或譯本」、「書目索引」等等。 ^[8] 史料的拓展是個複雜的過程，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研究1900年創刊的《中國日報》（香港）時，筆者發現了一篇翻譯文學作品，即《幾道山恩仇記》（以下簡稱《幾》），「幾道山」按照粵語發音，特別接近現在所用的「基度山」或「基督山」； 而從內容上判斷，正是大仲馬的這部小說。由此，筆者大膽判斷，這是早於 蔣學模 先生的更早期譯本。有了這一發現，筆者不禁要問，除了《中國日報》（香港）上的連載譯文，還有沒有更早期的譯文產生呢？而《幾》與 蔣學模 先生1946年的譯本之間，是否有其他譯文出現呢？帶著這些問題，筆者進行了「翻譯考古」(translation archaeology) ^[9] 和查證。通過圖書館和網路資料，統計出以下譯本：

	出版日期	中譯名	譯者	出版社	備註
1	1906	煉才爐	(平湖) 甘永龍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原著者署名英國亞力杜梅，共18章，屬於節譯。 署「政治小說」。
2	1907-08	幾道山恩仇記	抱器室主譯	香港： 《中國日報》(鼓吹錄)	報紙連載（未完）
3	1935	蒙提喀列斯突伯爵	伍光建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只選譯了27、29、30三章，中英對照。
4	1939	煉獄	翟伊文	上海： 中華書局	節譯，19章，原著者杜馬。
5	1941	煉獄	張仲榮	《破浪》 (上海)	期刊連載，目前僅見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
6	1945	基度山恩仇記	徐蔚南	上海： 獨立出版社	節譯，19章。
7	1946-47	基度山恩仇記	蔣學模	上海： 文摘出版社	全譯，117章，據Everyman’sLibrary英文譯出。
8	1951	基度山恩仇記	曾以立	香港： 鴻盛出版社	節譯，1962年5版，1970年9版。
9	1954	基度山恩仇記	季芳 (李霽野)	臺北： 新興書局	譯者序指出， 本書據Everyman’s library 版的全譯本轉譯。
10	1963	基度山恩仇記	林維堂	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	全譯，上下兩冊，117章。

篇幅有限，本文將集中考察上世紀二十世紀60年代以前的譯本，後期譯本僅僅作為參考。這些譯本所依據的原本是什麼？在翻譯上有什麼特色呢？版本之間有什麼關聯呢？有鑒於此，本文將對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各個譯本進行詳細介紹和分析。

三. 版本考釋

史料的發掘固然重要，而「闡釋」(Explanation) 這些史料， ^[10] 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重點。基於以上發掘的翻譯史料，本文將詳細考察各個版本的文本特徵。在考察這些具體版本之前，先要看看大仲馬這部作品在英語國家的翻譯和傳播情況。大衛·科沃德 (David Coward) 指出：

1846年，小說英文版面世，除了 Belfast 的版本外，同年 Chapman and Hall 出版的版本席捲英語國家。這個版本與標準法語版略有出入（有幾處刪節，章節安排也不同），但是可讀性很高，也相當忠於原著。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後少數的「新」譯本，在很大程度上都參考了 Chapman and Hall 的英譯版。1852年，Routledge 確認了該譯文的版權，1900年之前，重印了20多次。之後，Nelson, Dent’s Everyman Library, and Collins 等都採納了這個版本。1846年，該版本進入美國，之後多次重印。1890年，Monte Cristo 在法國漸漸「失寵」，但英語世界卻陷入對大仲馬的癡迷。1890年 至1910年間，前後出現了30個版本，而美國多達50個版本。 ^[11]

在這麼多的版本中，如果譯者不具體說明，要推斷具體譯作所依據的英語原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期譯本更加是偵探的難中之難。

首先，現在可以考證到的最早中譯本，應該是190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煉才爐》，封面顯示為「說部叢書初集第四十八編，政治小說」。阿英在《晚清戲曲小說目》中收錄了這部譯作：「煉才爐，英國亞力杜梅著，甘作霖譯，光緒三十二年 (1906) 商務印書館刊」。 ^[12] 樽本照雄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中，也收錄了這本譯著：「10590，《煉才爐》，甘作霖譯，光緒32年」。 ^[13] 筆者所見是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2007年製作的影印本，版權頁顯示，「丙午年四月初版，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原著者署「英國亞力杜梅」，明顯是從英譯本轉譯；譯述者署「平湖甘永龍」，與阿英和樽本照雄所記錄的其實是同一個人。 ^[14] 譯文用文言行文，無標點符號，共計二萬八千字左右。譯文前的序言起自孔孟，強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然後總結故事情節，寫到譚德斯 (Dantès) 巧遇番蘭(Faria)、並受教于後者時，類比我國「漢書所載黃霸系獄從夏候勝受尚書」。但是，通讀全書，故事寫到譚德斯脫獄、得金即止，「而後，譚之名始聞於世。此不可謂非鄧葛籣、拂爾南、費烈福諸仇家之力也。乃至受教于番蘭，得金於荒島，其所處愈艱，而所遭顧愈幸，即所成就亦愈奇。後此數年，遂競傳有譚德斯大復仇之舉」。 ^[15] 整個譯本與英語全譯本對應章節比較貼合，當然，也刪除了一些細節。比如，在獄中，番蘭向譚德斯解釋「凡事必相因而成」時， ^[16] 省略了國王和小官員的例子。但整體來說，與全譯本的對應章節一樣完整。這個譯文命名為《煉才爐》，全因譚德斯的經歷告訴我們：

由是而險阻艱難備嘗之。人之情偽盡知之。千辟萬灌。艱苦卓絕。始煆煉 而成有用之才。古所謂晏安鳩毒，憂患玉成者。其信有之乎。不然，何其遇之奇也。方今我國志士，居恒無為。輒相聚慷慨而談天下事。徒觀其直天畫地，軒眉搤腕，忠義奮發，幾若臨刀鋸鼎鑊，曾不足以動其心，餒其志者。 ^[17]

譯者在序言裡解釋了翻譯的動因，「第為之揭其要旨，而定名為煉才爐，以諗觀者。庶幾我國之志士仁人，相與借鑒於斯。資為法戒，無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奮焉」。 ^[18] 譯本作為「政治小說」推出，旨在告誡國內志士，要臥薪嚐膽，苦練成才；反而作為原著主體的復仇，卻捨而不譯。

1907至1908年，在香港《中國日報》上連載的《幾》是現有版本中兩個報刊連載的翻譯版本之一。1899年，身在日本的孫中山派陳少白到香港，創辦革命報紙，宣傳革命。1900年1月，《中國日報》（香港）創辦發刊。 ^[19] 但是，因為歷史原因，大部分報紙已經遺失，現存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出版的四卷本報紙影印件，第一冊民前八年（ 1904年3月5日 — 5月14日 ）、第二冊民前五年（ 1907年2月16日 — 4月11日 ）、第三冊民前五年（ 1907年9月9日— 11月15日 ）和第四冊民前五年（ 1907年11月16日 —民前四年 1908年1月25日 ）。第一冊未見文學翻譯作品，第二冊連載的是英國哈葛德原著、香港中國報編譯的小說《黃金藏》，第三和第四冊連載的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幾》。 1907年4月11日 到 9月8日 之間的報紙遺失，而首次出現在 9月9日 上的，是《幾》第十六章（六十六續）；從時間上推算，應該是《黃金藏》之後，緊接著開始連載這部小說。 9月9日 報紙顯示：幾道山恩仇記（上編），法國亞歷山大仲馬著、香港中國日報譯。 9月16日 報紙顯示，譯者變成「香港中國日報抱器室主譯」。 9月18日 之後，去掉「香港」二字，變成「中國抱器室主譯」。 12月31日 ，第二十九章（一百四十八續）譯完，上編結束。 1908年1月1日 ，第三十章（中編）開始。直到該報現存的 1908年1月25日 ，都是在續譯中編。從現有的第二和第三冊連載內容來看，這是個全譯本，內容與英文全譯本非常接近。而且，這部連載小說應該有單行本留傳。《中國日報》（香港） 1907年11月16日 就登了廣告：

幾道山恩仇記出書：此書乃法國大小說家亞歷山大仲馬所著。仲馬父子之小說，為歐美人第一推重；而此書則尤為群著中之最有價值者。全書約八十萬言，經本報陸續刊登，大博社會歡迎。今上編已出，每本沽三角，批發格價外相宜。中國報啟。

由是可以判斷，1907年年底前，《幾》的上編已經結集出版。劉永文編纂的《晚清小說目錄》也顯示該譯本已經出版：「95.《幾道山恩仇記》2冊」； ^[20] 另外，樽本照雄編纂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也收錄了這部譯作：

j0011 幾道山恩仇記2冊

（法）大仲馬    抱器室主人譯

香港 中國日報   光緒丁末1907

Alexandre Dumas, Père “Comte de Monte-Cristo” ^[21]

該小說的廣告，也曾出現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 ^[22]

革命小說《幾道山復仇記》：法國文豪仲馬父子，為歐美小說家之泰斗，夫人而知是書即大仲馬最得意之名著也。歐美諸國皆有譯出，其聲價已可想見。書中詳敘法國拿破崙時代之軼事……全書凡八十萬言，為歐美各文豪中第一傑作。是書分上中下編，每編分上下兩冊。現上中二編之四冊皆已出版，合售大洋一元四毫。代理處：中興報振源棧同啟。（《中興日報》， 1909年7月27日 ，第四版）

本文省略了廣告中總結的故事情節，廣告明確指出，上中兩編之四冊已出版。而按照《中興日報》的廣告推算，截至 1909年7月27日 ，《幾》有三分之二的譯文已經結集出版，而剩餘的三分之一，暫時無資料可查，難以判斷何時出版。令人遺憾的是，筆者查閱了香港各大高校圖書館、香港政府公共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都沒有《幾》的館藏記錄。

需要指出的是，曾經有學者問筆者，「為什麼在《中國日報》(香港) 的『鼓吹錄』上，會連載這麼一個故事呢？」這個問題的假設就是，既然是革命報紙，就要譯印革命小說。但是，香港的革命報紙，多是由日本回來的革命黨人士創辦，比如陳少白（《中國日報》（香港））、馮自由和創辦了幾個革命小報的鄭貫公（《唯一趣報有所謂》、《世界公益報》等）等。 ^[23] 這些人在日本的時候多少都受到日本報紙發行的影響。大仲馬的這部小說，早在1901到1902年，就在黑岩淚香創辦的《萬朝報》上連載，譯作《巖窟王》，譯者正是黑岩淚香本人。 ^[24]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香港革命報人對作品的選擇。如果考察香港20世紀初期革命報紙上的翻譯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大多數是偵探小說，而不是革命小說或政治小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上海的《煉才爐》譯文就冠以「政治小說」，香港《中國日報》選擇這個作品，也多少有類似的政治教育目的。

1910至1920年代，沒有資料顯示有新譯本出現，甘永龍的《煉才爐》在1913年12月再版。蔣學模在1946年譯序裡提到的胡適所醉心閱讀的上海報紙副刊連載譯文（民國四、五年，即1915-16年），暫時無從考證。到了30年代，開始出現節譯本，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伍光建和翟伊文的譯本。

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伍光建節譯大仲馬的這部作品，題目定為《蒙提喀列斯突伯爵》。其實，早在1907-1908年間，伍光建就已經成功翻譯了大仲馬的《俠隱記》(The Three Muscketeers/Les Trois Mousquetaires)、《續俠隱記》(Twenty Years After/Vingt Ans Après) 等作品。三十年後，他又選譯了大仲馬的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中的三個章節，收錄在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第二集。在譯文前的傳略部分，伍光建提到大仲馬的其他作品，如《俠隱記》，而「這部蒙提喀列斯突與俠隱記齊名，歐美人幾乎無不讀過；可惜太長，譯出中文約八十萬字」。 ^[25] 所以，這個節譯本只選擇了英語全譯本的三個章節，中英對照出版。該譯文加了好多譯者注，功能不同，有的是解釋故事情節（因為是節譯），有的是表達譯者看法，有的是與讀者互動。試舉一例如下：

“My worthy Coclès,”said Morrel in a tone impossible to describe, “do you remain in the antechamber. When the gentleman who came three months ago --- the agent of Thomson & French --- arrives, announce his arrival to me.” Coclès made no reply; he made a sign with his head, went into the anteroom, and seated himself. Morrel fell back in his chair, his eyes fixed on the clock; there were seven minutes left, that was all. The hand moved on with incredible rapidity; he seemed to see its motion. ^[26]

中摩拉爾慘然說道 (這樣聲音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我的寶貴柯克利，你在招待室等。等到三個月前來過的 那位先生（就是妥木生與法蘭治行號的代理人）到來的時候，你就來報告我知。」柯克利不作答，只是點頭，走入招待室，坐下。摩拉爾身子向後，靠著椅背，定睛看鐘，只有七分鐘就到還債時候啦。鐘針走得令人不能相信那麼快；他好像看見鐘針走（說得緊迫可怕。譯者注）。(同上)

這段譯文不長，但是伍光建卻加了兩個注釋，表達自己的看法和解釋理解情節所需要的背景。 ^[27] 1959年，伍光建的這個譯本由香港進修出版社再版，內容完全一樣。 ^[28]

1939年8月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了翟伊文翻譯的《煉獄》，原著者署名「杜馬」，實際上就是大仲馬，這部譯作收入「世界少年文學叢書」系列。全書十九章，從丹特 (Dantès) 出海歸來、父子相見、準備結婚、被人陷害、投入監獄、巧遇樊立亞(Faria)、贈以寶藏，一直寫到丹特偷梁換柱逃離監牢、得寶歸家、家人團聚。前面基本跟隨原著情節，當然做了大量刪節，但是最特別的就是結尾處的改寫，與《煉才爐》這個節本不同。那麼，究竟譯者採用的原文是什麼？是誰對結尾進行了改寫呢？

從時間和內容上推算，筆者確定了翟伊文譯文所根據的原文，是 Michael West 簡寫的大仲馬作品，題目是 Monte Cristo，由 Longmans, Green and Co. 出版。根據網路和圖書館資料顯示，這個英譯簡寫本，最早出現在 1930/1931年間，是學生補充讀物，詞彙簡單。Michael West 在最後一章，以註腳說明對故事結尾的改寫：

The remainder departs from the original: it is added to finish off the story in place of the second volume (which has been omitted). (Dumas, 1931/1956: 158) ^[29]

在這個改寫本裡，男主人公得寶回到家，年邁的老父親沒有去世，自己的愛妻正孝順地服侍著他。一家人團聚，父親安然辭世，男主角與愛妻乘船離去。翟伊文完全按照Michael West 這個改寫本譯出；而最特別之處，就是翟譯版本里加了插圖，而這些插圖都是從 Michael West 的書裡挪用而來，一模一樣。從故事情節、語言和插圖等各個方面來判斷，翟伊文依據的就是Michael West 的改/簡寫英文本。譯文沒有譯者序或跋，也沒有故事簡介；題目定為《煉獄》估計是受到甘作霖譯本《煉才爐》的影響。

除了《中國日報》（香港）曾連載這部小說的中譯，另一個可見的連載出現在上海的雜誌《破浪》上面。根據上海圖書館的「民國期刊資料庫」資料顯示，上海創辦的《破浪》雜誌僅見一期，即1941年第一卷第2期。譯文顯示「《煉獄》Alexandre Dumas原著、張仲榮譯」。由於譯文是「續上期」，而內容也是故事開始，所以可以推斷，該刊創刊選譯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正是大仲馬的這部作品。第2期刊載的是第一章「抵家」後半部分和第二章「鄧蒂與他的父親」前半部分，仔細對比內容，該譯文也是根據Michael West 的改/簡英譯本翻譯。

蔣學模 先生提到的徐蔚南的譯本《基度山恩仇記》初版于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即1945年11月，比 蔣 先生的譯本早了整整一年。徐蔚南的譯者序言寫于1943年10月，而 蔣學模 先生，雖然傾慕此書已久，也只能等到「有初版的保障和一個安定的環境來專心翻譯」時才動筆， ^[30] 而這時已經是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1945年9月。 蔣 先生的譯序寫於1946年6月，比徐蔚南晚了兩年多。 蔣 先生提到了徐譯是一個節譯本，並對這種節譯改寫表達了遺憾：

據 徐 先生說，他所依據的，是美國電影公司攝製電影之「節縮本」，因為「大仲馬的原著很巨大，而電影則擷取其精彩之處而有所節縮」。將一本百萬多字的巨著節成一本九萬字的小冊子而仍能保存其精華，這該是一個奇跡。但譯者讀過 徐 先生的節譯本以後，並未證實那個奇跡。 ^[31]

徐蔚南在序言裡解釋，「這本譯本即根據攝製電影之節縮本，故即應用電影片之名：基度山恩仇記」。 ^[32] 其實，徐蔚南的這個譯本跟翟伊文的譯文一樣，所依據的正是 Michael West 的節譯改寫本。

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最為大家所熟悉的 蔣學模 先生1946年的譯本《基度山恩仇記》。讀者現在讀到的，大多是197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書名改作《基度山伯爵》，分上下兩冊； 蔣 先生寫于 1978年10月15日 的「譯者後記」收錄在下冊最後。1946年的版本， 蔣 先生的「譯序」出現在四冊譯本的第一冊譯文之前，而且從內容上來說，兩者差異很大。78年「後記」中， 蔣 先生首先介紹了作者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而後談了自己「對這本書的粗淺看法」，包括大仲馬「敘述故事的卓越技巧」。 ^[33] 蔣 先生分析這部小說的文學史地位時，認為它「沒有能反映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過典型人物和典型的事件來概括社會生活的本質」； ^[34] 與之相比較，雨果的《悲慘世界》卻「描寫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的苦難生活，展示了廣闊的社會圖景」（同上），所以雨果的地位顯然比大仲馬重要得多。最後，蔣 先生談到了自己的翻譯動機，看過電影， ^[35] 讀過英譯本，廢寢忘食地閱讀，總算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動筆翻譯。

相比較之下，1946年文摘版的譯序，內容有些不同。開篇 蔣 先生將大仲馬的這部作品與中國作家曹雪芹的《紅樓夢》相提並論，隨後提到胡適文存，「在民國四五年的時候，上海某報的副刊曾連續刊載過本書的譯本的一部分。當 時胡適之先生還在讀中學，對於這部連續刊載的長篇小說曾發生過濃厚的興趣，並盛讚那種譯本的譯筆佳妙，但據說後來並沒有全部譯完，大概也不曾集成單行本，所以到現在，連知道這個文壇掌故的人也很少了」。 ^[36] 蔣學模評價了徐蔚南的譯本，進而指出自己譯本的英文原本，即1934年 Everyman’s Library 的英譯本。之後， 蔣 先生簡要介紹了大仲馬的創作歷程和他的生平。最後的翻譯動機與1978年的「後記」差別不大。

蔣 先生1946年的譯本廣受歡迎，1978年版也多次重印。 蔣 先生在1978年的「後記」裡提到，自己不懂法語，所以，出版社根據法文版對譯文進行了校正，補上英譯本刪除的幾句話，糾正了原來誤譯或翻譯得不夠準確的地方。究竟有什麼不準確的地方呢？比如，1946年譯本裡有一句話，「唉，這一萬二千里佛是他的官俸」，到了1978年，就變成「一千二百里佛」。筆者查閱了 Everyman’s Library (1909/1951：139) 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 World’s Classics 版， ^[37] 均顯示為“twelve thousand livres”。 但是，199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韓滬麟和周克希從法文翻譯的《基督山伯爵》，顯示為「一千二百利弗爾」。 ^[38] 由此可以判斷，中譯文所參考的英譯文出了問題，這也是轉譯中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39] 蔣學模的譯本在中港都受到歡迎，1979年香港中外出版社時代圖書有限公司發行了四卷本蔣學模譯本。

1950年代香港流行過一個簡寫本，即1951年香港鴻盛出版社出版、曾以立翻譯的《基度山恩仇記》。之所以說其在港流行，是因為這個譯本在 1951-1970年間，共印行了9版；而同一譯文，於1976年再由香港國光書局印刷出版。這個譯本參考的原文，譯者在序言裡做了交待：

此書乃依據英國近代名作家兼哲學博士威斯特氏 (Michael West)，以深入淺出，別開生面，擷華加意，雅俗共賞之筆法所譯述之英譯本 (New Method Readers Monte Cristo) 轉譯成者。至原作者之身世，與寫是書之動機， 蔣學模 先生已于全譯本序文中，介紹纂詳，茲不復贅。 ^[40]

筆者手頭上參考的是1962年4月印行版本，廣告頁顯示：請選購敝社出版之「中學英文補充課本——世界文學名著——翻譯叢書：基度山恩仇記（四版）」。 ^[41] 也就是說，這個譯本是香港中學英文補充課本的中譯版本，所以應該是很多家長和學生選擇的參考譯文。廣告欄強調，「譯筆流暢生動，吻合原著精神」；事實果真如此嗎？通讀譯文，筆者發現譯者的譯筆尚算流暢，但是，在翻譯方法上，譯者加入大量中國詩詞，以期有本土化的感覺。試舉兩例。比如，丹蒂斯得寶之後，與水手同事告別，並贈送他們禮物，大家告別：

而依依惜別之情，則大有「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之慨。 ^[42]

最後，當丹蒂斯回到故居，佇立門外，感慨父親風燭殘年：

要是真個這麼不幸，經已變作：「當年近日此門中，父子相親樂未窮。慈面不知何處去，鄰翁淚指宿荊從……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話，一陣心痛，他悲結住了。 ^[43]

可以看出，第一處是取自李白的《送友人》，而第二處則明顯是仿辭唐朝崔護的《題都城南莊》。這種處理方法，被譯者運用得淋漓盡致，以致譯文比取自同一原文的其他譯本偏長。曾以立這個過度翻譯 (thick-translation) 的譯文， ^[44] 卻得以一版再版，成為眾多莘莘學子的參考譯文。

四. 分析與結語

通過對以上譯本的介紹和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簡單分析總結如下：

首先，20世紀初期的兩個譯本，即《煉才爐》和《幾》，雖然一個是節譯本，一個是未刊完的連載，但可以推測，二者依據的都是英語全譯本，只是《煉才爐》在譯到主人公脫獄、得寶之後嘎然而止；而《幾》從報紙廣告來看，應該是全譯本。從時間上來看，這個英語全譯本應該是 Everyman’s Library 的版本。香港現在各大圖書館可以找到的英語全譯本，最早的是1895年，存放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上世紀30年代初期，Michael West 的簡化改寫本發行，這個版本因為用字簡單，故事簡短，受到出版商青睞。所以就有了翟伊文、徐蔚南、張仲榮、曾以立等人的譯文。而到目前為止，影響最深遠的，還是蔣學模 先生依據 1934年 Everyman’s Library 版英語全譯本轉譯出的《基度山恩仇記》，流傳最廣；甚至，二十世紀五、六、七十年代，出現了諸多港臺偽譯本，都是蔣譯的盜版。 ^[45]

其次，譯名的問題。大仲馬這部作品的法語名稱是 Le Comte de Monte-Cristo，英語全譯文為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而Michael West 的改寫本名為 Monte Cristo。在中譯本中，有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種是按照翻譯的目的和理解，譯為《煉才爐》(1906) 或《煉獄》；一種是伍光建的音譯《蒙提喀列斯突伯爵》；最後一種是最普遍、最熟悉的《基度山恩仇記》。這最後一個譯法，如果考慮到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是非常中國式的處理方式，所以也最為世人耳熟能詳。但是，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兩個《基度山恩仇記》，是否受到《幾》命名方法的影響就不得而知了。 蔣學模 先生的譯文，最早是《基度山恩仇記》(1946)，而到了1978年就改為《基度山伯爵》。1991年，韓滬麟和周克希根據法語本，重譯了這部大仲馬作品，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發行，定名為《基督山伯爵》。兩位譯者在序言中指出，這個改動「是經過慎重考慮的」， ^[46] 原因有兩個：首先，Monte-Cristo 在義大利文中的意思就是「基督山」，其次，主人公越獄後，得寶於此，更以此島作為自己的名字，「隱含了基督假他之手在人間揚善懲惡的意思」（同上）。 ^[47] 有意思的是，二人的譯文在臺灣出了縮寫版，1994年由臺北業強出版社出版，譯名卻變成了《基督山恩仇記》，這與發行人的用意和臺灣的接受語境有關。

再其次，轉譯的問題。大仲馬的這部作品，用法語寫成，但緊接著就有了英語譯本，所以才得以在世界上流傳，這與英語作為世界語的地位和作用有關。我們考證到的這些早期譯本，基本上都是從英譯本轉譯出來的。但是，《中國日報》（香港）上連載的《幾》卻難以考證其所參考的原文。從內容上判斷，應該與《煉才爐》一樣都是從英語譯本轉譯而來；但其中還存在一些難以解釋的問題。比如，《煉才爐》(1906) 和《幾》(1907) 兩個譯本中，都有提到主人公 Dantès 第一次到 Faria 的牢房時，Faria 可以根據牆上的劃線判斷時間；但是，這兩個譯本與其他後期譯本在一個時間點上出現偏差：

僧曰。此時甫十二句半鐘。猶有數小時可以從容談論也。 ^[48]

花利亞曰。尚有數句鐘之盤桓。無事匆遽。今正十二句半鐘耳。 ^[49]

但是，其後的翟伊文、徐蔚南、蔣學模，以至90年代由法文直接翻譯的韓滬麟和周克希，都是譯作「十二點一刻」。 ^[50]這與轉譯的版本有關係？抑或與譯者所處的時代有關係？這需要找到最早期兩個譯文所依據的原本，才能得以解釋。

最後，正如皮姆 (Pym) 所言，「翻譯考古」(translation archaeology) 是翻譯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首先要確定「誰翻譯了什麼、怎麼譯、在哪裡譯、什麼時候、為誰譯、翻譯目的和效果」等。 ^[51] 對筆者來說，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領域」(a fascinating field)，需要大量的「偵探工作」(detective work)。如果說，《幾》是一個純粹偶然的發現，那麼以上其他早期譯本的發現，也就成了本項研究發現的必然結果。通過以上考證可以看出， 蔣學模 先生的譯本並不是最早的中文譯本；進一步的「翻譯考古」也許會告訴我們更多。但是，在沒有發現《幾》的單行本之前，也許我們可以總結說，到目前為止，蔣學模 先生的譯本是可見的最早中文全譯本。本文通過「翻譯考古」，勾勒出這部作品的中譯軌跡，為學界更好研究這部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提供了翔實的史料背景。                                                        

〔本文得到香港嶺南大學 Faculty Direct Grant 支持，項目編號 DA 12A 2；論文初稿曾在會議上宣讀，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經費支持；上海復旦大學的 王建開 教授，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並對論文提出修改意見；論文匿名評審專家對論文提出了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並提供相關法文資料鏈接。在此向以上機構和專家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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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系 (香港)。

[1] . 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j/cjrw/news/2008/07-28/1326640.shtml， 2013年7月4日 瀏覽。

[2] . 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106905/7537082.html， 2013年7月6日 瀏覽。

[3] .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2404， 2013年7月6日 瀏覽。

[4] . 大仲馬著，蔣學模譯《基度山恩仇記》(上海：文摘出版社，1946年)，頁序1。

[5] . 穆雷〈重視譯史研究、推動譯學發展——中國翻譯史研究述評〉，《中國翻譯》，第一期 (2000年1月)，頁44-48。

[6] . 王建開〈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現狀與展望〉，《翻譯季刊》，第60期 (2011年) 頁1-35。

[7] . 王建開〈翻譯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義與方法〉，《上海翻譯》第2期，(2007年) 頁56-60。

[8] . 鄭錦懷、嶽峰〈翻譯史料問題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43卷第3期 (2011年)，頁445-452。

[9] .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p. 5.

[10] . Ibid, p.6.

[11] . Coward, David. “Introduction. ” In Alexdandre Dumas,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

[12] . 譯本上標明是「英國亞力杜梅著」，估計是根據英譯本轉譯，所以誤以為作者是英國人。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頁163。

[13] . 另外還有四個詞條，也是《煉才爐》，即10591-10594，然而譯述者顯示為甘永龍 (樽本照雄，2002：413-414)。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413。

[14] . 他的另一譯作就是孫中山的《倫敦被難記》，甘永龍 (甘作霖) 編譯，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年四月初版。

[15] . 亞力杜梅（英）著，甘永龍譯《煉才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頁77。

[16] . 同上，頁40。

[17] . 同上，頁序1。

[18] . 同上，頁序2。

[19] . 有關香港《中國日報》的情況，參見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1997年，頁506-511) 等。

[20] . 劉永文《晚清小說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537。

[21] . 樽本照雄 (2002)，頁306。

[22] . 《中興日報》也是革命報紙，與香港《中國日報》聯繫密切。《中國日報》上的另一譯作《黃金藏》也曾在《中興日報》刊登廣告。

[23] . 有關《唯一趣報有所謂》所連載的翻譯小說，參見 LI, Bo.“Metamorphoses for Better Recep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rotherhood of the Seven Kings in Hong Kong .” In Kwok-kan Tam and Kelly Kar-yue Chan eds., Culture in Translation: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Hong Kong :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63-181 和 LI, Bo. “The Manipulation of Images of Women in Transla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s.” Media History, Volume 19, Issue 3 (2013), p. 270-283.

[24] . 黑岩淚香的譯文1906-7年由扶桑堂結書出版。20世紀20年代，日本還出現了其他譯本，如1922年秋庭俊彥譯編的《巌窟王》和1923年田中義雄編譯的《モント・クリスト》等。

[25] . 大仲馬著，伍光建譯《蒙提喀列斯突伯爵》(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序言。

[26] . 同上，頁47。

[27] . 有關伍光建的譯註，參見賴慈蕓的「亦譯亦批：伍光建的譯者批註與評點傳統」，載《編譯論叢》第5卷第2期 (2012年9月)，頁1-29。

[28] . 1971年，即民國60年，臺北五洲出版社也出版了題為《蒙提喀列斯突伯爵》的譯本，內容與伍譯基本一直，個別字眼做了修改，刪除少數譯註，只是譯者變為「孫主民」。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偷梁換柱的偽譯本。

[29] . 本文採用的是1956年的印刷版。

[30] . 大仲馬著，蔣學模譯《基度山恩仇記》(上海：文摘出版社，1946年)，頁序 IV 。

[31] . 同上，頁序1。

[32] . 同上，頁跋1。

[33] . 大仲馬著，蔣學模譯《基度山伯爵》(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1994年)，頁1573。

[34] . 同上，頁1574。

[35] . 大仲馬的這部小說，曾多次搬上大銀幕。大衛·科沃德 (1990:22) 指出，「1907年，William Selig 製作了首部 Monte Cristo 默劇之後，有多達三十幾個電影版本」。這個故事，也曾改變成電視連續劇，在香港播出，名為《大報復》(The Great Vendetta)， 1977年5月1日 首播(67集)。

參見: http://www.wongwanchoi.net/series/vendetta.htm, 2013年8月10日瀏覽

[36] . 大仲馬著，蔣學模譯《基度山恩仇記》(上海：文摘出版社，1946年)，頁序1。

[37] . Dumas, Alexandre.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edited by David Co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 136.

[38] . 大仲馬著，韓滬麟、周克希譯《基督山伯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頁173。

[39] . 法文原文 “douze cents livres” 指的是 “twelve hundred”, 即「一千二百利弗爾」: —si l’employé meurt, le

surnuméraire hérite douze cents livres d’appointements. (Ch 17),

See: http://www.ebooksgratuits.com/pdf/dumas_monte_cristo_1.pdf (page 267).

[40] . 大仲馬著，曾以立譯《基度山恩仇記》(香港：鴻盛出版社，1951/1962/1970年)， 頁譯序。

[41] . 這套叢書裏，曾以立除了翻譯《基度山恩仇記》外，還翻譯了《塊肉餘生記》(四版)、《賊史（苦海孤雛）》(初版)、以及《孤星血淚》(初版) 等。

[42] . 同上，頁156。

[43] . 同上，頁159。

[44] . 有關過度翻譯的討論，參見 Appiah, Kwame Anthony. 2000. “Thick Translation” [1993].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 Venuti, London: Routledge, 417-29.

[45] . 前文統計的1954年季芳（李霽野） 譯文，則是典型的偽譯；這個譯本並非李霽野所譯，只是蔣譯本的盜版，季芳並無其人。有關這一時期的偽譯，參見賴慈蕓〈臺灣文學翻譯作品中的偽譯本問題初探〉, 《圖書館與咨詢科學》(2012年)，38 (2):4-23。

[46] . 大仲馬著，韓滬麟、周克希譯《基督山伯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頁序11。

[47] . 同上。

[48] . 亞力杜梅（英）著，甘永龍譯《煉才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頁38。

[49] . 大仲馬著，中國抱器室主譯《幾道山恩仇記》(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1907年)， 1907-9-13 ，第七頁。

[50] . 法文原文 “midi un quart” 指的是「正午十二點一刻」:

— Bon, dit l’abbé, il n’est que midi un quart, et nous avons encore quelques heures devant nous. (Ch 17)

See: http://www.ebooksgratuits.com/pdf/dumas_monte_cristo_1.pdf (page 260)

[51] .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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