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三島由紀夫的作品多漢譯，也都有電影。
法國著名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代表作之一，此書發表於日本現代作家三島由紀夫(1925—1970)剖腹自戕后十一年，即1981年。
這部篇幅不長的評論作品以才華橫溢而又極富爭議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為對象，從三島的生活背景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自傳體小說《假面的告白》起筆，大致按照其創作年代順序，依次介紹分析《禁色》、《金閣寺》、《潮騷》、《薩德侯爵夫人》、《憂國》等三島主要的小說、戲劇和電影作品，尤其在四卷本小說《豐饒之海》上揮灑了濃墨重彩，同時探討導致三島不懈鍛造體魄的深層原因、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以及他對切腹的執迷，勾畫出三島由紀夫從少年得志走向最終歸途的過程。
如作者在分析中所點明，這本書並不是一篇敘述作家生平軼事的傳記，而是以作品為基石和導向，探尋作家的精神歷程的嘗試。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本名瑪恪麗特·德·克拉楊古爾(Marguerite de Crayencour)，尤瑟納爾是作家與父親—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組合后為自己起的筆名。16歲即以長詩《幻想園》嶄露頭角。在半個多世紀的時問里，她游歷了歐美多國。著有小說《哈德良回憶錄》、《苦煉》、《東方故事集》、《—彈解千愁》等；回憶錄《虔誠的回憶》、《北方檔案》；詩歌《火》等。1980年入選法蘭西學院，成為法蘭西學院成立三百五十年來第—位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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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身邊並沒有什麼輕生的故人，但與友人交談間發覺，這世上還是有不少自尋短見的人。事實也的確如此，日本每年有3萬人自殺，只不過是筆者狹窄的人際關係裡並沒有這樣的遭遇罷了。然而，日本文學界裡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小說家不在少數，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豪，他們也留下了傑出作品。我喜歡閱讀小說，卻總是很納悶：「文筆如此精湛的人，為何要選擇自我了結呢？」這份單純的疑問始終縈繞在腦海裡。對筆者而言，自殺一事看似遠在天邊卻又近在咫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許反映了日本近代的小說家們是有多愛自殺了。
今年6月，筆者到訪了位於東京三鷹的禪林寺，那裡是作家太宰治的安葬之處。這一天被稱為「櫻桃忌」，是取其作品《櫻桃》來命名，既是太宰治的生辰也是忌日。據記載，太宰治13日投身玉川上水，19日才被人發現遺體。因此實際的死亡時間應當更早一些，只是後人習慣將19日當作他的忌日。先前，他也曾和咖啡店女伺相約赴鐮倉跳海，他一人獲救，那名女子卻獨自香消玉殞。多達4次的自殺未遂紀錄，一心尋死的太宰治最終也算是了了夙願，享年38歲。
禪林寺的訪客大多是太宰的忠實讀者。筆者當天也是因為陪同一位自稱太宰迷的法國友人前往，才首次踏進這座寺院。數百名的悼念者中，年輕人占了大多數，著實讓筆者頗為吃驚。直到現在，太宰筆下的人性脆弱、狡猾、煩惱等深入內心的描寫，固然引起了眾多海內外讀者的共鳴，但是他選擇自殺一途所蘊含的悲劇性，無疑也是牽動年輕人的一大因素。
當然，筆者無意美化自殺的行為，只是該如何理解那些把自殺視為唯一手段的人呢？這值得令人思考。然而，作家的自殺通常被認為有別於常人，最常見的說法是為了貫徹美學而死，聽起來何其可笑。另一方面，人活於世，常言「尊嚴」二個字，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維護尊嚴，也曾聽聞遭受文革迫害的中國文人作家為此選擇了自殺。然而，卻鮮少聽過有日本作家為尊嚴而死，基本上都是高舉貫徹美學的旗幟而走上絕路，筆者個人對此實在難以苟同。
然而，日本社會整體似乎持著不同的態度。不僅僅是太宰治，多數自殺作家的忌日通常都會有大批的讀者緬懷追思。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稱為「康成忌」，芥川龍之介的忌日又稱「河童忌」。彷彿透過自殺之舉，作家便獲得了永恆的生命，然而，這對於拼命活下來繼續書寫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接近現代，自殺越被視為一種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國家，因自殺造成的死亡率，儼然成為了繼病歿和事故死之後第三大死因的位置。平均每一年在美國和日本有3萬人自殺，法國有2萬人，俄羅斯有6萬人。如果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統計數字就相當可觀了。總之，這地球上每年就有50萬人親手為自己的人生畫下休止符。
姑且不論這樣的現象到底是否正常，僅僅就日本文學家自殺率高的這一點，基本上在國際間已經形成了共識。其中，以聞名國際的20世紀日本偉大文豪裡，芥川龍之介、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4人均以自殺結束生命，若是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初估就有20人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數字。對於研究自殺的學者而言，也是一個無法規避的研究主題。
這些人選擇自殺的理由不盡相同。
太宰治的自殺是文學式的自殺。自殺早已成為太宰生命中的一種慣常，是他的生活模式，自殺體驗在他的文學中也有所表現。關於太宰之死，讀者很難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斷」這一極端行為的背後缺少了決定性的因素。當太宰的生活一旦碰了壁，他馬上就想到了死，彷彿一直以來都是自殺在引誘他。對太宰治而言，死亡本身大概就是他的主張。
而三島由紀夫，在位於東京市谷駐屯地的自衛隊大樓的陽臺上發表了15分鐘的演說，卻在一片奚落與怒聲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匆匆結束了原訂的2小時演講。回到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室的三島，脫下軍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聲後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島的親信森田必勝當即為其斬首。後來，森田也以同樣的方式追隨三島而去。
三島的自殺在日本社會是毀譽參半的。但總括來說，三島的自殺在另一種層面上與太宰一致，都是一種文學式的死。當時《朝日新聞》的報導裡，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評論，筆者深表認同：
「三島由紀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殺宣告謝幕。他自身實際上就是其最後的創作。」
思想與現實通常是分離的，但是三島卻試圖在現實裡將思想付諸實踐。對三島而言，思想與現實的區別極為曖昧，他是那種讓現實生活充滿緊張感以獲得文學能量的作家，他無疑是以戲劇化死亡的方式，寫下了人生的最後一頁。
透過這2位小說家的自殺，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他們選擇死亡以遠離身處的社會邏輯。太宰利用逃避的方式，三島則是採用反抗手段，他們對於自身所處的「日本」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拒絕態度。
依筆者淺見，日本社會是一個集體性、組織性極高的社會。人們透過確認自己是組織的一員來獲得身分認同。然而，作家是一個極為個人的職業，常常與孤獨為伴。因此，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與組織內的人生死與共，只能是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殺，一如其字面，抹殺自我的行為，若是加上堅強的尋死意志，其結果就是無法挽回的死亡。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裡，談到自殺的主要動機有「精神的崩潰」、「肉體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學家的自殺動機也基本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解釋。其中，「精神的崩潰」無疑是小說家自殺的最大原因。
本文開頭就曾提到，有不少受到日本人十分尊敬文學家走上自殺一途，這多半源自於對「精神崩潰」帶來的悲劇意味有所共感。這背後有一種奇妙的想法，就是文學家與自殺十分相配。
文學研究學者竹內實，他就曾說過一段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日本人不抵抗，只隨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認為不合群份子受人排擠，遭人嫌棄。日本人最恐懼的就是身處集體卻被孤立。
在這樣的日本社會裡，作家也棲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轉向，僅僅通過自我了斷以期獲得永恆的存在，這便是日本作家選擇自殺的一大理由吧。
中國歷史上，畏罪自殺的高官多到不可勝數。一旦被賜罪，皇帝的使者便會帶著毒藥前來，飲毒自盡成了一種固定模式。有句話是「以死謝罪」，說的是用自殺來彌補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實際上即便是死罪之人，在遭受酷刑而死之前，有不少則是主動或被迫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日本，面臨死刑的受刑人往往選擇自行切腹，再由被稱為「介錯」的行刑人為其斬首，以便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這究竟算不算是加工自殺還是處刑，似乎都說得過，反倒難以判定。對本人來說是自殺，對掌權的一方來說是處刑，不過互為表裡罷了。
此外，人在自殺前總會留下一些話語，日語稱之為「辭世詩」。日本人的辭世詩往往富於感情，包含日式美學特有的「物哀」，鮮有怨恨之詞。
當日本戰國名將織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被部下燒死前，是否當真吟誦：「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夢」仍是一樁懸案，但這樣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辭世詩的確很「日本」。無論是對人世或者大自然的詠嘆，都是「物哀」的世界。
回歸正題，日本小說家的自殺癖在平成年間（1989年1月至今），不知為何驟然大減，其理由尚未有定論。難道說是因為小說家的「精神崩潰」，已經缺乏了符合當代的現實感？試想，如果村上春樹因為無緣諾貝爾文學獎而絕望自殺的話，大概會對全球的村上迷帶來巨大的衝擊。雖然這是筆者輕率失敬的想像，不過這樣的事大概不會發生吧。對於村上春樹式的「我」而言，與其自殺，肯定是選擇遠離喧囂紛擾逃到世界的盡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法國著名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代表作之一，此書發表於日本現代作家三島由紀夫(1925—1970)剖腹自戕后十一年，即1981年。
這部篇幅不長的評論作品以才華橫溢而又極富爭議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為對象，從三島的生活背景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自傳體小說《假面的告白》起筆，大致按照其創作年代順序，依次介紹分析《禁色》、《金閣寺》、《潮騷》、《薩德侯爵夫人》、《憂國》等三島主要的小說、戲劇和電影作品，尤其在四卷本小說《豐饒之海》上揮灑了濃墨重彩，同時探討導致三島不懈鍛造體魄的深層原因、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以及他對切腹的執迷，勾畫出三島由紀夫從少年得志走向最終歸途的過程。
如作者在分析中所點明，這本書並不是一篇敘述作家生平軼事的傳記，而是以作品為基石和導向，探尋作家的精神歷程的嘗試。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本名瑪恪麗特·德·克拉楊古爾(Marguerite de Crayencour)，尤瑟納爾是作家與父親—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組合后為自己起的筆名。16歲即以長詩《幻想園》嶄露頭角。在半個多世紀的時問里，她游歷了歐美多國。著有小說《哈德良回憶錄》、《苦煉》、《東方故事集》、《—彈解千愁》等；回憶錄《虔誠的回憶》、《北方檔案》；詩歌《火》等。1980年入選法蘭西學院，成為法蘭西學院成立三百五十年來第—位女院士。
日本小說家的自殺情結（野島剛）
新頭殼newtalk 文/野島剛
發布 2015.10.15 | 11:53 AM
日本文學界裡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小說家不在少數，包括作家太宰治。圖：翻攝網路。
今年6月，筆者到訪了位於東京三鷹的禪林寺，那裡是作家太宰治的安葬之處。這一天被稱為「櫻桃忌」，是取其作品《櫻桃》來命名，既是太宰治的生辰也是忌日。據記載，太宰治13日投身玉川上水，19日才被人發現遺體。因此實際的死亡時間應當更早一些，只是後人習慣將19日當作他的忌日。先前，他也曾和咖啡店女伺相約赴鐮倉跳海，他一人獲救，那名女子卻獨自香消玉殞。多達4次的自殺未遂紀錄，一心尋死的太宰治最終也算是了了夙願，享年38歲。
禪林寺的訪客大多是太宰的忠實讀者。筆者當天也是因為陪同一位自稱太宰迷的法國友人前往，才首次踏進這座寺院。數百名的悼念者中，年輕人占了大多數，著實讓筆者頗為吃驚。直到現在，太宰筆下的人性脆弱、狡猾、煩惱等深入內心的描寫，固然引起了眾多海內外讀者的共鳴，但是他選擇自殺一途所蘊含的悲劇性，無疑也是牽動年輕人的一大因素。
當然，筆者無意美化自殺的行為，只是該如何理解那些把自殺視為唯一手段的人呢？這值得令人思考。然而，作家的自殺通常被認為有別於常人，最常見的說法是為了貫徹美學而死，聽起來何其可笑。另一方面，人活於世，常言「尊嚴」二個字，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維護尊嚴，也曾聽聞遭受文革迫害的中國文人作家為此選擇了自殺。然而，卻鮮少聽過有日本作家為尊嚴而死，基本上都是高舉貫徹美學的旗幟而走上絕路，筆者個人對此實在難以苟同。
然而，日本社會整體似乎持著不同的態度。不僅僅是太宰治，多數自殺作家的忌日通常都會有大批的讀者緬懷追思。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稱為「康成忌」，芥川龍之介的忌日又稱「河童忌」。彷彿透過自殺之舉，作家便獲得了永恆的生命，然而，這對於拼命活下來繼續書寫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接近現代，自殺越被視為一種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國家，因自殺造成的死亡率，儼然成為了繼病歿和事故死之後第三大死因的位置。平均每一年在美國和日本有3萬人自殺，法國有2萬人，俄羅斯有6萬人。如果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統計數字就相當可觀了。總之，這地球上每年就有50萬人親手為自己的人生畫下休止符。
姑且不論這樣的現象到底是否正常，僅僅就日本文學家自殺率高的這一點，基本上在國際間已經形成了共識。其中，以聞名國際的20世紀日本偉大文豪裡，芥川龍之介、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4人均以自殺結束生命，若是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初估就有20人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數字。對於研究自殺的學者而言，也是一個無法規避的研究主題。
這些人選擇自殺的理由不盡相同。
太宰治的自殺是文學式的自殺。自殺早已成為太宰生命中的一種慣常，是他的生活模式，自殺體驗在他的文學中也有所表現。關於太宰之死，讀者很難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斷」這一極端行為的背後缺少了決定性的因素。當太宰的生活一旦碰了壁，他馬上就想到了死，彷彿一直以來都是自殺在引誘他。對太宰治而言，死亡本身大概就是他的主張。
而三島由紀夫，在位於東京市谷駐屯地的自衛隊大樓的陽臺上發表了15分鐘的演說，卻在一片奚落與怒聲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匆匆結束了原訂的2小時演講。回到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室的三島，脫下軍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聲後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島的親信森田必勝當即為其斬首。後來，森田也以同樣的方式追隨三島而去。
三島的自殺在日本社會是毀譽參半的。但總括來說，三島的自殺在另一種層面上與太宰一致，都是一種文學式的死。當時《朝日新聞》的報導裡，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評論，筆者深表認同：
「三島由紀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殺宣告謝幕。他自身實際上就是其最後的創作。」
思想與現實通常是分離的，但是三島卻試圖在現實裡將思想付諸實踐。對三島而言，思想與現實的區別極為曖昧，他是那種讓現實生活充滿緊張感以獲得文學能量的作家，他無疑是以戲劇化死亡的方式，寫下了人生的最後一頁。
透過這2位小說家的自殺，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他們選擇死亡以遠離身處的社會邏輯。太宰利用逃避的方式，三島則是採用反抗手段，他們對於自身所處的「日本」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拒絕態度。
依筆者淺見，日本社會是一個集體性、組織性極高的社會。人們透過確認自己是組織的一員來獲得身分認同。然而，作家是一個極為個人的職業，常常與孤獨為伴。因此，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與組織內的人生死與共，只能是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殺，一如其字面，抹殺自我的行為，若是加上堅強的尋死意志，其結果就是無法挽回的死亡。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裡，談到自殺的主要動機有「精神的崩潰」、「肉體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學家的自殺動機也基本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解釋。其中，「精神的崩潰」無疑是小說家自殺的最大原因。
本文開頭就曾提到，有不少受到日本人十分尊敬文學家走上自殺一途，這多半源自於對「精神崩潰」帶來的悲劇意味有所共感。這背後有一種奇妙的想法，就是文學家與自殺十分相配。
文學研究學者竹內實，他就曾說過一段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日本人不抵抗，只隨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認為不合群份子受人排擠，遭人嫌棄。日本人最恐懼的就是身處集體卻被孤立。
在這樣的日本社會裡，作家也棲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轉向，僅僅通過自我了斷以期獲得永恆的存在，這便是日本作家選擇自殺的一大理由吧。
中國歷史上，畏罪自殺的高官多到不可勝數。一旦被賜罪，皇帝的使者便會帶著毒藥前來，飲毒自盡成了一種固定模式。有句話是「以死謝罪」，說的是用自殺來彌補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實際上即便是死罪之人，在遭受酷刑而死之前，有不少則是主動或被迫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日本，面臨死刑的受刑人往往選擇自行切腹，再由被稱為「介錯」的行刑人為其斬首，以便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這究竟算不算是加工自殺還是處刑，似乎都說得過，反倒難以判定。對本人來說是自殺，對掌權的一方來說是處刑，不過互為表裡罷了。
此外，人在自殺前總會留下一些話語，日語稱之為「辭世詩」。日本人的辭世詩往往富於感情，包含日式美學特有的「物哀」，鮮有怨恨之詞。
當日本戰國名將織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被部下燒死前，是否當真吟誦：「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夢」仍是一樁懸案，但這樣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辭世詩的確很「日本」。無論是對人世或者大自然的詠嘆，都是「物哀」的世界。
回歸正題，日本小說家的自殺癖在平成年間（1989年1月至今），不知為何驟然大減，其理由尚未有定論。難道說是因為小說家的「精神崩潰」，已經缺乏了符合當代的現實感？試想，如果村上春樹因為無緣諾貝爾文學獎而絕望自殺的話，大概會對全球的村上迷帶來巨大的衝擊。雖然這是筆者輕率失敬的想像，不過這樣的事大概不會發生吧。對於村上春樹式的「我」而言，與其自殺，肯定是選擇遠離喧囂紛擾逃到世界的盡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