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着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青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道的加頓艾什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局（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着「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德國人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關於加頓艾什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類似加頓艾什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連文件架豎排起來，可以長達18千米。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僱員就有九萬七千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十七萬三千人。若以當時的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這等規模，不只蘇聯的KGB比不上，便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用今天的話講，東德的「維穩」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在理論上說，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迴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最腐敗的』）；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要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你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人心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佔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裏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着銷毀最機密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份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和分類「史塔西」留下來的文件，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地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地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加頓艾什懷疑自己的前度女友，實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瞭解他所喜愛的德國。取得檔案，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檔案》（The File）是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報告筆錄之間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加頓艾什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恐怖統治的國家。包括加頓艾什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秘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歷史，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和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裏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麼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後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顯眼，它以秘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裏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裏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