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網路上找不到梁啟超1919年出版的《歐遊心影錄》. 多天花亂墜談些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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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心影錄
第一章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第二章 歐行途中
第三章 倫敦初旅
第四章 巴黎和會鳥瞰
第五章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第六章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第七章 國際聯盟評論
第八章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第一章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第二章 歐行途中
第三章 倫敦初旅
第四章 巴黎和會鳥瞰
第五章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第六章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第七章 國際聯盟評論
第八章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新大陸游記
第一章 由橫濱至加拿大
第二章 由加拿大至紐約
第三章 由紐約至哈弗、波士頓
第四章 由紐約至華盛頓
第五章 曲紐約至費城
第六章 由紐約至波地摩、必球卜
第七章 由必珠卜至先絲拿打、紐柯連
第八章 由紐柯連至路易
第九章 由聖路易至芝加高
第十章 由芝加高至汶天拿省
第十一章 由汶天拿省至舍路、缽侖
第十二章 由缽侖至舊金山
第十三章 由舊金山至羅省技利
第十四章 歸途
附錄 今昔譯名對照表
創作于1919年的《歐遊心影錄》，是梁啟超 朝向後期發展的轉捩點。事實上，正是在這本書中，借助於他剛剛拓展的世界眼光，梁啟超才在價值觀念上，明確獲得了文化相對主義的轉折，從而不再籠統地把西 方的每一步發展，都看成無可替代的歷史趨勢，而是深入細部、充滿分析地看到，就連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種價值的矛盾綜合體。
讓我們打開這本書，看看梁啟超筆下的西方思潮——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戰， 最是苦痛不過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想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説了。就專以新思想而論，因為解放的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進發出來，都 帶幾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又矛盾。從本原上説來，自由平等兩大主 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領了，卻是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分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會上競存和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 干涉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種種學説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端分頭髮展。愈發展得速，愈衝突得劇。消滅是消滅不了，調和是調和不來。種種 懷疑，種種失望，都是為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除夕，大小帳務逼著要清算，卻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 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正是本著這種多元雜糅的、非本質主義的、充滿 內在衝突的西方觀，梁啟超自覺進入了其生命的後期。發人深省的是，借助於長年辦報所獲得的西學通識，和親身遊歷而打下的第一手經驗，恐怕再沒有別的地方， 能像當時寒冷與饑餓的巴黎更適於他的這種思考，以至於驀然回望，突然對自幼諳熟的本土價值體系，有了充滿驚喜的重新發現。而由此一來，他內在的思想動機， 也就自然要突破單純為了民族國家而“尋富求強”的目標，而上升到了一種面向世界的、承擔著人類共同未來的交互文化使命——“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 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 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
讓我們仔細尋思一下，看看對於他的這種轉變，可以想像到多少種原因。
第一，正如剛剛已經述及的，這種轉變可以歸因于他對歐洲的現場遊歷，特別是由此而發現的歐洲乃至西方的失落。大家不難想像，那正是一次大戰之餘，正是産生了西方醜藝術的社會語境。所以我們可以從充滿悲觀的現代派的興起，看到當時世紀末的心境。
正是借助於這種危機感，梁啟超才得以檢討了中國剛剛建立的西方學，所以他雖然沒有明講，卻已經醒悟到嚴復對西方的介紹，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從來社會思潮，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政治現 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從前歐洲人民，呻吟于專制干涉之下。於是有一群學者，提倡自由放任主義，説道政府 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閒事，聽各個人自由發展，社會自然向上。這種理論，能説他沒有根據嗎？就過去事實而言，百年來政制的革新和産業的發達，那一件不叨這 些學説的恩惠？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現在貧富階級的大鴻溝，一方面固由機器發明，生産力集中變化，一方面也因為生計上自由主義，成了金科玉律。 自由競爭的結果，這種惡現象自然會演變出來呀，這還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説來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 人主義。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 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Max Stirner）（今譯馬克斯斯蒂納——筆者注）卞戛加（Soren Kiergegand）（今譯基爾凱郭爾——筆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説，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 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 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第二，他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他對巴黎和會的痛切參與。大家知道，其實就連五四風潮本身，也都是源於他從巴黎的一通呼籲。正因為這樣，他肯定是再明顯不過地看到了西方在理論言説與現實考量之間的差距，遂對此不能不他原本想要倒向的西方文化，産生某種間距感。
在揭露巴黎和會騙局的同時，梁啟超提醒國內要充分注意到列強對中國的覬覦。他指出：
“環顧宇內，就剩中國一塊大肥肉，自然遠客近鄰，都在打我們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來，單想靠國際聯盟當保鏢，可是做夢哩。”
1920年3月5日， 梁啟超一行返抵上海。針對當時國內流行的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説法，梁啟超下船後即對《申報》記者發表談話，指出：
“余初履國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 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于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後，吾輩在巴黎時對於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説，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 交涉，不但前功盡失，並且前後矛盾，自喪信用，國際人格從此一隳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
他認為，就公理而言，日本的強權外交“雖勝利而實失 敗”，而中國“雖失敗而實勝利”。中國應該有自信心，要自強。不久，他親自致信徐世昌，請他釋放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捕的青年學生。
第三，他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於世界都市的 某種氛圍。事實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紐約，都會看到一個多元混雜的文化，所以也就會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裏，就算你不了解某種遠在天邊的文化，比如 印第安文化或者剛果文化，你也會毫不猶豫地維護它的生存權，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更何況當時正處在戰後，人們正都對東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著實聽得 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 説，“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説，“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産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説，“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 輸進來救拔我們。”我初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才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 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
第四，梁啟超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于他對科學的重新定位。
科學無限擴張而成為支配人生的力量。而建基於 科學的新人生觀將人的內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從而使人生物質化和機械化。梁氏指出，這種偏于物質的人生觀之唯一目的即是“搶麵 包吃”，因而完全喪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類的價值。他進而指出：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 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産來。這便是最 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第五，梁啟超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某種交互文化哲學的理由。
仔細閱讀《歐遊心影錄》就會發現，梁啟超向故 國文化的這種回望，並不像列文森所説的那樣，只是反映了一種依戀故國文化的狂熱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於一種相當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學，或者説，是基於一種 建構在諸神之爭基礎上的、很有學術前途的冷靜理性。讓我們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會著大哲學家蒲陀羅 Boutreu（柏格森之師——筆者注），他告訴我説：“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父遺産，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發生功 用。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産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著實可愛可敬！我 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 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才好。”我聽著他這番話，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
第六，梁啟超的這種轉變，當然也可以歸因于其少小時代的傳統教育，被從一個跨文化的國際舞臺上突然喚醒。
張蔭麟曾説：“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 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説 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 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
第七，梁啟超的這種轉變，更可以歸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國時期的逐漸脫毒，以及整個社會在脫離了儒家話語之後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啟超開始反省起當年風行的天演論。與此相聯 繫，梁啟超對於其進化觀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認為，物質文明從古代的漁獵耕稼發展到現代的工藝技術誠然變化偉巨，然而這很難説就是“進化”。評價物質文明 “進化”與否，要視其於人類有否好處和能否在歷史上流傳下來。在他看來，現代人類雖能享受電燈、輪船之利，但其生活較之點油燈、坐帆船的古代人類的生活， 並不見得有何優越之處。而且物質文明“根柢脆薄”，流轉易逝，本無何歷史價值。因而他得出結論：“自然係”的人類活動(物質生活)。不具有“進化”性質， “進化”只屬於“文化係”的人類活動(精神生活)。梁氏顯然放棄了早年啟蒙主義的“進化”觀念，他對“進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於理性主義的“工具理性”精 神，而是採用了“價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啟超的這種轉變，也許最為重要的內在因素，還要追溯到早就潛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強大暗示。
事實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國週游所示，身為儒 者就必然要進行政治活動，因為他們對於社會有太過強烈的關懷。即使這種政治活動未必成功，它對於砥礪和開拓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進 一步，又正如孔子後來的選擇與成就所示，儒家又隨時可能從政治活動中抽身回來，通過退而結網和著書立説，把自己業已逐漸成長起來的精神狀態，刻畫和表達出 來，從而成就後世所謂的名山事業。須知，這兩個階段不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誤，而且相互激發和缺一不可，成為首尾相接的人生階段。
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主張“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但遺憾的是，偏偏在這樣的問題上，
不光國外作者很難做到同情理解，就連以往的國 內作者，由於意識形態的局限，和傳統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難做到平心而論——他們出於各自的課題意識和討論範圍，要麼把梁啟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動家，要麼就 把他視為生就的學術研究家。而從這種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預期出發，他們也就很難看出梁啟超的後期選擇，對其整個生平而言，産生過怎樣的意義再詮釋。
因此，類似下面這樣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這還是梁啟超在清華的學生呢。徐鑄成在《王國維與梁啟超》中寫道——
梁任公先生那時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 上也漸入頹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輝燦爛的兩頁，一是戊戌的百日維新，一是護國之役，他當時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若干年後，我讀了還覺 得鏗鏘有力。以後，雖然在段祺瑞當國時代曾一度做財政總長，儼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實際上，段祺瑞只是一時利用進步黨的所謂“人才內閣”作為他的墊腳石， 而任公成了他的“貓腳爪”，火中取栗後，就被拋棄了。“五四”以後，他的政治生命實際已結束，只剩下《時事新報》、《晨報》作為研究係的機關刊物，發表一 些改良主義的政論文章而已。在那一時期，他在白話文學和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聲光。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第一次國 共合作，國內的革命空氣日益高漲，梁啟超這3個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為保守的代名詞了。他之退居清華講學，實際上是想“與世兩忘”。
桑兵最近在清華的講演，也是持這種態度，説他來清華只是因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學校裏為研究係培養後續力量。
而由此一來，他們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敗來論 英雄，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的舉動，看做完全是逃遁和敗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發無聊日子；或者反過來，僅僅以學問家的成果來論得失，乃至把梁啟超的早 期活動，包括辦報時代寫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動的宣傳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學步的和不夠成功的學術論文。
毫無疑問，這种太過狹隘和機械的眼界，都是受 到了現代分工的割裂。由於傳統文化語境的隱退，如今人們很少還能意識到，事實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週期，其本身倒是一個斷裂性和連續性的 統一體，而完全不同於他們所熟知的這種已被社會分工過分狹隘化了的現代學術人。
當然，梁啟超的回歸學術，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 發成因，比如大戰之後徬徨頹唐的國際環境，和軍閥割據社會退化的國內環境，然而所有這一切，更是基於梁啟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著這種性情，他才本能地 或不自覺地在模倣著孔子的人格風範和人生歷程。反過來説，這種對於孔子生平的模倣，對於孔子事業的追隨，也可以被看做一個突出的表徵，來表現他對於文化本 根的再體認。
而這一點，恰恰是理解梁後來很多重要選擇的關 鍵，否則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這種體認中，他跟康有為的師生關係，有了實質性的修復。然而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當年正是因 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個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執弟子禮，他後來又是因為自己的真性情，公開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揚鑣。由此，梁啟超後來的種種主動修好舉動， 以及他跟老師之間的如冰釋然，絕不能被解釋為來自一種外交手腕，或者一種週到的禮數，那種虛偽的行為根本不符合梁啟超的個性。
再如，正是憑著這種剛剛達到的思想高度，他才會説“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會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和“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表述，來規定今後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華説：“在本世紀初，梁啟超是第一 位試圖將時代觀念和民族觀念交叉透視文化現象的人……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主張 ‘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任公認為，文化的進步得益於交流，異質文化 相互接觸，乃能促其進步。他説：‘大抵一社會之進化，必與他社會相接觸，吸收其文明而與已之固有文明相調和，於是新文明乃出焉。’他還説：‘思想宜勿求統 一，經一番混雜，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與那些一意迷執西化的人不同。他認為，吸收外來文化，必須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為條件。如果撇開本土文化之根，則 外來文化失去移植的依託；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則移植外來文化將成為逾淮之橘。對外來文化吸收的結果如何，‘視其根器所憑藉之深淺厚薄以為斷’。這就 是任公屢屢強調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之優秀傳統的原因。他相信，中國人雖不如人處甚多，然而‘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國‘實有堅 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
只有本著這種來自國際的本土關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啟超後期的一個主要轉向，也就是説，才能理解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滿激情地來到清華園裏，所為何業，所樂何事。
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持續關懷，仍然會依託著中國文化的本根
對於梁啟超這樣的中國文化史中的人物來説，就 像任何一個諳熟儒學的人物一樣，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豐富生涯的暗示，去盡享一個開門授徒與著書立説的晚年。而寫作《歐遊心影錄》這樣一個契機，也就預 示著他要進入生命的後期了——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其實大家對於此書的正面意義，了解得還很不夠！
正因為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話語場來發表、整理和激發這些發現，而這就是清華國學院對他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絕對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敗，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進取式的蛻變與昇華。
梁啟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園地》中寫：
誨人又是多麼快活啊。自己手種一叢花卉。看著 他發芽。看著他長葉。看著他含蕾。看著他開花。天天生態不同。多加一分培養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驗呈現。教學生正是這樣。學生變化的可能性極大。你想教他 怎麼樣。自然會怎麼樣。只要指一條路給他。他自然會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們天真爛漫。你有多少情分到他。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 多。斷無減少……別的事業。拿東西給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損失。教學生絕不含有這種性質。正是老子説的。‘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越發把東西給人 給得多。自己得的好處越發大。這種便宜夠當。算是被教育家佔盡了。
與此同時，剛剛興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也惟其 因為梁啟超的到來，才獲得了如此之大的名聲。其他導師當然也各有專學，然而在研究院創辦之初，它首先借重的，還是來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為他那支健筆 的影響，當年在中華大地上可以説是無遠弗屆。此外，儘管他此前的為官經歷，並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為此种經歷，一旦轉化為學者，其能享有的資源、人脈 與名望，卻又不是其他學者可以比擬的，甚至可以説在當時是無出其右的。
而梁啟超的講學活動，也實在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梁實秋説——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 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的背誦下去了。 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著他歡喜。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 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 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在《聽梁任公講演》中，梁實秋尚有如下記述： “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開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地呼喚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乾凈。每次鐘 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後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地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
熊佛西也説——
先生講學的神態有如音樂家演奏，或戲劇家表演：講到幽怨淒涼處，如泣如訴，他痛哭流涕；講到激昂慷慨處，他手舞足蹈，怒髮沖冠！總之，他能把他整個的靈魂注入他要講述的題材或人物，使聽者忘倦，身入其境。
進一步講，梁啟超跟清華國學院諸弟子關係，也確實顯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種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風之中的師表形象。而這樣一種既不失威嚴又相當融洽的師生關係，也正是中國式的書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開來説，這樣的一種校園氛圍，正是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華國學院之所以像神話那般成功的真實秘訣。換句話説，它是以最適合教導中國文化的方式，傳播和化育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正是在這種師道尊嚴的修養要求中，我們也必然會看到，梁啟超同樣為自己列出了相當宏富的寫作計劃，而且有些計劃已經開始在落實。
其實，到1949年他才76歲呢！所以不難試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華國學院一直能提供給梁啟超那樣的著述與講學條件，那麼有誰敢説——以他的學識，以他的條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閱歷，以他的聰穎，以他的下筆速度，梁啟超的學術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們終歸可以想像，以往他的寫作媒體與對象，往往多為報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現在到了清華國學院這個最高學府，左有王國維，右有陳寅恪，其交談對象已大大改變，所以其思路的縝密度和論證量，都會越來越顯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們同樣可以想像，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 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持續關懷，仍然會依託著中國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想像，其研究成果雖會綿綿而 出，卻總會與其西學視野相互結合，總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關懷，總會依託他內心的中國文化本根，總會出自他對中國文化的涵泳與體會，總會日益顯得厚重、綿 密和學術化……
要在中西對比的廣闊視野中，重新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並且基於這種認識來重建獨特的生活世界
遺憾的是，現在的人們已經普遍忘記了，其實中國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於通人而非專家，完人而非學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才是他那個時代罕見的百科全書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當時的人看待梁啟超，和現在的人回看梁啟超，會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實上，只有像他那樣的通人與完人，基於他當時所佔據的輩分和口氣，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筆寫下大氣磅薄、首尾貫通的文化史巨作，而這種巨著的闕如，是到現在我們都引以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醫的失誤——而且這庸醫的權力又是來自西方科學的話語霸權——使得所有這些可能性，居然都沒有成為現實！
反過來試想，如果孔子當年竟也只享年56歲，所以只是來得及惶惶地奔走于各國之間，而沒有來得及刪詩書、定禮樂和開門授徒，那麼我們還能看到那個被説成倘無此人便會“萬古長如夜”的夫子麼？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啟超，在這裡只是短暫地經歷了一個未竟的後期——這是一個人間的悲劇，一個最富浮士德意義的事業悲劇！
正因為這樣，正寫到最佳狀態、寫到興頭上的梁啟超的突然棄世，就不僅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重大損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為四大導師之首的他還活著，清華國學院也有可能還會繼續辦下去，那將對中國文化産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響。
所以，只説梁啟超個人在學術上，還有一個未竟的後期，那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他在開門授徒和教書育人方面，同樣有一個未竟的後期——甚至可以説，那中間所潛伏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而且，梁啟超所展示的那種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們一以貫之地繼承，因為從今開始重建的清華國學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對比的廣闊視野中，重新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並且基於這種認識來重建獨特的生活世界，而這正是梁啟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偉業。
（作者：劉東 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