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西域文史》第五輯（http://www.serindia. org.cn/post/193.html） 譯自戴密微前言（ Introduction P. Demiéville.）《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 -Samuccaya). L'aide 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Saddharma-Smrtyupasthana-Sutra).》 (http://www.maisonneu ve-adrien.com/descri ption/bouddhisme_hin douisme/li_kouang_aide.htm ) 

導言 

在這篇傳記中我要說明林藜光是在何種境況下致力於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或《正法念處經》（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的研究；經過不斷的增補，此項研究最終成形於一部小乘佛教的研究文集，內容涵蓋小乘佛教文學、學派、語言以及有關印度和遠東佛教歷史的各種專業性和一般性問題。

《正法念處經》屬於“方廣”經（vaipulya）,共計兩千五百多頌（śloka）,編纂過程存在諸多變數，因為其梵文原本今已散佚，僅存一部完整的藏文本和兩部刪減嚴重的中文本，不過卻有一部更為重要的散文體經書存世，裡面有大量的《正法念處經》的詩句。烈維（Sylvain Lévi）在尼泊爾獲得此散文體《諸法集要經》（Dharma-samuccaya），林藜光則著手整理詩句的梵文原本，並完成一部包括法文譯文的校勘本，但第一卷直至1946年他去世後才出版。他對《正法念處經》的研究可作為作品的介紹，他原擬將此作為巴黎大學國家博士的主要論文。 然而林藜光於1945年4月29日猝然謝世，而他遺留下來的研究材料和稿件則由我加以整理，以期出版。

林藜光在法國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十二年，並在東方語言學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任中文講師，他為了此項工作耗盡了畢生心血，法國有義務將他的工作公諸於世。儘管戰後局勢使得出版工作一再延期，不過幸運的是它獲得了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和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的支持，在這裡要特別感謝阿德里安•梅森內夫先生（M. Adrien Maisonneuve），因為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出版計劃在如此艱難的時期也沒有夭折。 

整理和修訂林藜光生前的研究成果所需非文字的潤色，這一點上他已臻精妙（他對法語的掌握近乎完美），而主要是對章節結構進行調整，對註釋做增補校改，由於他的突然離世，在這一方面留下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得益於與他長期的友誼及對他的深入了解，在這些細節的處理上我力求忠實於他的原意，盡量避免刪去關鍵內容或增加在其筆記中缺乏根據或可有可無的內容。 然而遺憾的是這部作品中的一些缺漏可能永遠也無法被填補了，尤其是在第一章的結尾（以下第98頁），缺少對《正法念處經》（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的最後一部分，即身念處（kāya-smṛtyupasthāna）的分析，換言之在物質世界中，內部與外部同時——人和宇宙——作為冥想的對象；不過這也並非嚴重的省略，因為在別處林藜光對經的結論作了闡釋，其中最有趣的段落要算對於閻浮提(Jambudvīpa)世界的描述，較之羅摩衍那中所提及的頗有相似之處，而且烈維（Sylvain Lévi）先前已經翻譯並註釋過這一部分。

第二章（第127頁）缺少對於“念處（smṛtyupasthāna）”這一概念的歷史考證結論，林藜光原想推及大乘佛教文本，因為大乘佛教對此概念有充分的闡釋。他還考慮研究《正法念處經》獨斷地位的總體影響以及它在佛教文學集結和古代佛教歷史中的地位，而這一問題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林藜光整部作品中的評註以及分散其中的研究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應。在某些方面這部經對他來說與小乘佛教經院式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阿毘達摩(Abhidharma)作品中的不同學派留下許多論題，他們以中文或藏文被保留下來，因為論題的論證包含著深刻的學問，林藜光則致力於這些不同篇幅的論證。

與眾多學者不同的是（尤其是日本學者），林藜光絕不談論自己沒有閱讀過或不知其內容的文本（他曾經從頭至尾地整理修正了兩百卷中文的大毘婆沙(Mahā-vibhāṣā )）。在研究的細節上他也有不足：他的研究受制於在分析經文時發現的義理，且從頭至尾他都沒能擺脫概述性結論。

在以下的內容中讀者會不斷發現，註釋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有助於佛教經院哲學研究的文獻材料，這些文獻常常給作品帶來一種精確的批判力，如同在有關法救（Dharmatrāta）的附錄中那樣——為了使觀點準確，他提供了幾乎所有的信息，並得出了準確而有價值的結論。不過在其他情況下，恰恰相反，林藜光費盡心思整理的詳細信息在我看來意義不大。因為許多問題依然不明確，比如我們缺乏佛教派別歷史的明確信息；佛教的起源、地域或社會分化的斷代依然模糊；基於豐富的信仰而產生的各種教義間的關係仍然不明確，畢竟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是否曾經形成過統一的體系，因此我和他之間存在一些分歧。林藜光原本期望在綜述的章節中再次完整地討論這個問題，可惜他沒能有機會去寫作這部分。 

在我和林藜光之間還有另一個關於佛教語言或最初語言研究的友好性爭論，這些研究是繼他對《諸法集要經》語言研究（第四章，第176頁及以下）之後長期發展的目標。去世前他正忙於此項工作，且疾病帶來的痛楚時刻反映在紙上。在很多事情上人們都可以發現這種痛苦：他對於假說的濫用，其論證方法的牽強，他對理論的煩惱甚至惶恐，以至於不再能接受對此的討論。這些章節都沒能交給雷努先生，在得到他的同意後我以原樣保存，這讓我在作品中不得不進行一些刪節，並檢查內容的實質性。在此毫無疑問地要涉及中文文獻，因為他們處於首要地位，因此作為一部完整的作品，它們的出版是必需的。出於一位編輯的謹慎以及對作者原意的尊重，我不想更多地刪減剩餘的內容，唯恐被自己的主觀標準所左右。 遺憾的是直到作品的末尾，附錄（第261頁）之前，作者對於《正法念處經》第二章的分析終究沒有完成。如林藜光在第五章的開篇所說，原則上他打算對整部經做一個梳理，從而依照學術規範重整材料，並完成相應的註釋、參考文獻和索引。

這一整體分析所需的基本素材均已收集完備，只是材料的編輯由於林藜光的猝然離世被迫終止，而此部他身後出版的作品也結束於此。 追思文 林藜光1902年出生於廈門。廈門是福建的重要港口，曾取代泉州成為東南沿海的國際貿易樞紐，雖然之後於19世紀被上海超越，但對於向南海國家移民並進而移居世界各地的人來說，廈門依然是重要的海上活動中心。在林藜光四歲時，經商的父親過世，幾年後他的兩位哥哥也相繼去世（他們並未留下子嗣），這使他成為一家之主，他的三位姐姐中又有兩位寡居。歷經兩代，這些僅存的孩子延續著家族的香火。 林藜光的母親對他百般寵愛，他也時刻不忘對母親盡孝。母親不識字，所以她把林藜光送到私塾，接受舊式教育，這些私塾先生則用戒尺管束著家族中所有的孩童。林藜光18歲時已經成為當地學校的教書先生，那時他初學英語，據他自己描述，學習英語的時候十分吃力，後來經過不懈的努力，他的英語如同法語一樣純熟。他由此開始接觸西方思想和現代科技，並開始了一段漫長而悲劇性的思想鬥爭。 首先他被哲學所吸引，因為在那樣的年紀他開始思考一些深刻的問題，故而他轉向佛教的研究。他喜愛思考深刻的問題，並很快確信追溯源頭的必要性，即回歸印度的原始文獻。就在這時，即1924年，我和他因為某種機緣相遇了。我與其他老師一同被派往一所剛剛成立於廈門的大學，那時我負責教授梵文基礎和佛教史，而林藜光正是這所大學的學生。我很快便結識了這位如此不凡的22歲的年輕人，他 ​​的嚴謹和聰慧使他在同學中鶴立雞群。那時他已經著迷於自己的個人探究且自得其樂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不為個人得失所擾，嚴謹，不妥協且治學獨立於他人。從哲學之下他試圖去發掘一些語文學中沒多大價值的內容，一些嚴密卻晦澀的史學根基。正是憑藉這種兼有批判精神的淵博學識他開始了印度佛教的研究，在這裡他感覺到了自己的祖國和遙遠歐洲的某種聯繫。 廈門大學（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的一所國立大學）的建立歸功於一位新加坡華裔商人——陳嘉庚先生。陳嘉庚來自廈門內陸一個叫集美的村莊。他在村莊里著手建立一個校園城，在華麗現代的建築裡設有師範學校、中學、小學、成人教育學校和幼兒園。

廈門大學於1921年在集美奠基，建成於1922年，用於建造學校大樓的石材則取自廈門島。大學靠近南普陀寺，距離東南面的主城區有一段距離。學校所在地風景優美，擁有大片被東海圍繞的沙灘，島上遍布巨石巉岩，山丘上怪石嶙峋，雪白的花崗岩上覆蓋著一層黑色。島上的墳墓隨處可見，飢餓的野狗遊蕩其中，猛虎或巨蟒伺機而動。大學的創辦者陳嘉庚捐贈了數百萬元，並保證無論其在新加坡橡膠產業盈利如何，學校每年的開支都由他一人承擔。陳嘉庚出身貧寒，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成為了眾多前往海外尋找商機並最終發家致富的中國人之一。據說他是靠在新加坡街頭撿煙頭起家的。隨後，憑藉自己辛勤的努力和堅韌不拔的意志，他在馬來西亞的商界獨占鰲頭，在新加坡他被尊為“橡膠大王”。但他還保持著和幼年一樣極其簡樸的生活習慣，並將全部獲利都捐給了在家鄉苦心經營的文化事業，而那裡的人卻從未見過他。

廈門大學任命林文慶博士為校長，他是廈門當地的醫生，在新加坡長大並接受英式教育，是孫文和許多早一輩革命者的老朋友。學校的教職人員來自四面八方。國學老師有詩人兼學者的福州人陳衍，哲學家繆篆（繆子才），他是章炳麟（章太炎）最好的學生之一；語言學由周辨明先生負責，他關於廈門方言的研究發表在《通報》上；生物是由一位研究滿族人祖先的知名學者秉志負責；圖書館由馮漢驥負責，他現在是四川省博物館館長並且是一位考古學家。著名作家林語堂的弟弟，漳州人林幽先生教授英語，林語堂本人也於1926年底在廈門大學執教數月，一同前往的還有著名作家魯迅以及其他幾位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當時他們恰因政局動盪而逃亡到南方。然而這些知名的中國學者並沒有長時間滯留在廈門，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貿易都市有一種土氣，這令他們感到厭惡，這也在某種程度上破壞著這所大學的光輝。

雖然對自己的故土有著萬千情愫，林藜光同時也反感當地人性格中的狹隘，這種狹隘在這個被大海和群山所孤立的中國小島上顯得尤其地強烈，它也一直是獨立和反叛的來源；廈門語在基本詞彙方面幾乎不屬於漢語，它本身就以一種饒有趣味的古風證實了廈門人的特殊性。大學裡存在著廈門派，福州派（兩派水火不容，因為沒有什麼比近鄰間的相互憎惡更激烈），還有新加坡派（親英派）和菲律賓派（親美派），外省的人組成一派，歐洲歸來的老師組成一派，美國回來的老師組成一派......教師內部的衝突也影響到學生，學生整天 ​​就像著了魔似的，理直氣壯地抓住任何藉口進行罷課。當時政治動盪日益嚴重，尤其是1925年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後，那時租界巡警向支持罷工的學生開槍。林藜光本想安穩地工作，因為他覺得這是服務國家最好的方法。不過當有人告知學校罷課，又或是他被召去參加某個會議或拿著標語抗議不平等條約時，他的臉色突變、精神萎頓，不一會兒他來到學校的學生宿舍區門前，要了一張為腳夫準備的紫金色椅子，自己癱坐在上面。他像病人一樣被別人攙扶回到城裡的家中。在母親身邊他平靜下來，取回自己的書後他盼望這場危機盡快過去。

直到獲得了一個前往更廣闊的空間，一個離開廈門的機會時，林藜光才不再沮喪。1929年印度學家鋼和泰（A. de Staël-Holstein）受哈佛大學委託在北京設立一個中印研究機構。他向林藜光提供一個助教職位，不過林藜光並非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中央研究院那時的所在地是廣東，他們同時也向他提供了一個史學和哲學研究的職位，但是他反感留在那裡，在信中他對我說，那裡“既不是真正的外國，也不是真正的中國”。林藜光無法抵擋北京的魅力，由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命運，這個既保守又現代的中國人為了重新發現古老的中國便開始協助這位外國人。

 在離開廈門前，林藜光遇到了一位氣質高雅的年輕女士，她來自四川一個名門之家，因為她的妹妹而來到廈門大學，並已經與廈大的張頤教授結婚。張教授研究西方哲學，專攻黑格爾哲學（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就是她建議林藜光先熟悉歐洲思想再回到佛教研究，她還建議他在德國逗留一段時間；但是林藜光不願意放棄佛教：他寫信給我說“怎麼可能去西方而依然忠實於佛教呢？” 1929年8月7日林藜光和他未來的妻子及張頤夫婦一同到達北京，古老皇城令他著迷和激動：“在它消失之前一睹我們輝煌過去的遺跡，我已經很滿足了！不過祖父們破爛不堪的制服會激發子孫們奮鬥嗎？”在北京他耐心、謙遜地從事自己的工作，不斷完善著自己作為學者的素養，即便這些研究成果都沒能出版。正是由於這種極其淳樸的精神——就像《孟子》裡的伯夷一樣——他超凡脫俗，不知索取；自負的外表本身就已經傷害了他敏感的自尊心。

他的梵文和藏文水平日益精進，他翻譯鋼和泰在北京大學的課程內容，有時也會替他上課，他還為《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Kāśyapaparivarta）編纂了一部漢梵索引，索引的內容非常詳細，文本的中文版內容被逐詞依次地整理出來，並附對應的梵文（有時是藏文），條目總數超過10,000；然而比起和它對應的藏梵索引它就沒那麼幸運了，因為這部漢梵索引一直沒有被公諸於眾，它應該還躺在北京大學或哈佛大學的某個地方，這成為本來就缺少漢梵詞彙索引的佛教研究中最重大的損失。 在此期間，林藜光與他導師之間的關係卻日益緊張。鋼和泰是一個高雅且學識淵博的人，因為林藜光的正直和才能，他十分賞識這位年輕的同事，林藜光也樂意為他服務，鋼和泰稱讚他為“唐朝的中國人”。但是有時在東方學家的身份下，鋼和泰波羅的海貴族的性格也顯現出來，即使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封建地主式的舉動或腔調，都足以觸動這位中國“助教”敏感的神經。

1933年，巴黎東方語言學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de Paris)中文講師的職位空缺，林藜光一直夢想著前往法國研究佛教，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學校的邀請。 在林藜光離開中國前，中央研究院任命他為通訊員並為他支付旅行費用。他在1933年底來到巴黎。他的身體不太好；在信中他說，去看醫生時，醫生給他的“建議，就像在廈門時我的母親說的一樣：睡好，吃好，不要工作，就是說要像不久於人世的祖父那樣生活......但是人不能一直那樣生活啊！” 事實上在他一絲不苟地教授漢語的同時，他也在烈維的指導下從事一項宏偉卻無利可圖的，並要求具備淵博學識的工作。這位著名的印度學家有時傾向於把林藜光作為標準去衡量其他學生的能力，他將自己1922年在尼泊爾複製的一份梵文寫本交給林藜光。這是一本佛教詩句的集成，標題為《諸法集要經》，並有一部11世紀粗糙的中譯本存世。一位尼泊爾抄寫員為烈維抄寫，可能是由於現代抄寫員的漫不經心以及原稿本身存在缺陷這兩個原因，這份複製品幾乎每行都有錯誤。寫本上的一處跋指明這些詩句來自《正法念處經》。烈維非常清楚地知道這部小乘佛教典籍的梵文原本已經失傳，存世的只有一部藏文譯本和兩部中文譯本，不過當時他沒能在其中發現《諸法集要經》中的詩句。這是因為《諸法集要經》的編輯者——一個叫觀獅（Avalokitasiṃha）的名不經傳的僧人——突發奇想，決定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整理《正法念處經》的詩句，他把詩句劃分到自己所起的章節名目下；因此他完全打亂了原始經文中詩句編排的順序，還在經文中用散文體加入了註釋和概述，所以烈維自己也沒有能夠在藏文本或中文本中重新發現那些詩句。

1936年在老師去世後，林藜光憑藉耐心和頑強的意志終於在《正法念處經》中發現一句集成中的詩句，緊接著他又發現了新的詩句和整個系列的詩句，並最終發現了整部《諸法集要經》。這項工作艱難且乏味，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但卻教會了他校訂梵文文本的方法。在路易斯•雷努（M. Louis Renou）先生長期有效的指導下，他編訂了《諸法集要經》的校勘本，並加上了法文翻譯。這本書的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原本計劃作為林藜光取得巴黎大學國家博士的補充論文。這一卷包括梵文集成的前五章，即總數2500頌和36章中的381頌。其餘部分的手稿已經完成，如同已出版的章節那樣包括嚴格的校勘記，並不需要為了緊接著第一卷出版而進行總體的修改；我只希望在這艱難的時期能夠有一位校訂者、一位印刷工人和一位出版商能夠共同出版其餘的第二到五卷，作為第一卷的補充。
事實上，《正法念處經》詩句的價值遠不及這部作品中的散文部分；在內行人的眼裡，它裡面全都是陳詞濫調，文學價值也少得可憐；在本質上，只有結合散文體的背景這些詩句才有一些意思，可是經過《諸法集要經》人為的重排後這種趣味也消失了。不過這些詩句是用梵文寫成，而且年代也久遠；正是由於我們缺乏印度佛教的原始文獻，這批材料才必須得到出版，否則會是學術的重大損失。 林藜光忙於完成烈維交給他的這一異乎尋常的任務，在完成《諸法集要經》的校勘本後，作為消遣和解悶林藜光開始為《諸法集要經》的這一版本撰寫序言，這篇序是他對《正法念處經》全面研究的一部分，研究從各個角度展開分析，尤其是兩者教義一致性這個角度。出於對自由研究的偏愛，他從多個方面深入開展研究，增補註釋、後記和附錄，以至於這項原本計劃作為主要論文的工作，完全變成一部關於在特定歷史演變階段的小乘佛教研究文集。他沒能按照原定計劃完成這項如此廣博的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未能目睹自己編訂的《諸法集要經》第一卷出版這一樂事，誠然如果能夠刪去一些照片，書就可以在他去世一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出版。

林藜光在世時只用法文發表過一篇關於福生(Puṇyodaya)（那提Na-t'i）的短文，這篇文章是他奉烈維之命撰寫並於1935發表的，題目是“一位與玄奘同時代前往中國和柬埔寨的密宗傳播者”；文章包含對於佛教密宗歷史以及它在印度之外傳播的新見解和建議。 這些就是林藜光奉獻了生命最後十二年所做的工作。我說奉獻，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否認這種不顧身體虛弱、貧窮和孤獨，持之以恆地辛勤工作的神聖態度。 “有人說只有用磨硯石的力量才能成功地雕刻作品； 而當他一筐一筐地移走整座大山時，他是否會後悔自己的頭髮因此變得如縷縷絲線般稀疏？ ”
 （磨硯曾聞金可鏤；移山哪惜鬢成絲。這是林藜光自己書寫並掛在巴黎書房中的一副對聯。）

他每日每夜，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壓力之下。他沒有一點休息，也從不出門娛樂；有時他幾乎不會花時間去押韻幾個字或是擺弄木匠的工具修繕他漂亮的圖書館；他從沒有多餘的開支：所有的錢都花在書籍和寫本照片上；他把休假當成工作的天堂。只有一次例外：當他在1936年的夏天得知自己尊敬的母親去世時，他立即乘船前往廈門以盡最後的義務。為了及時趕上初冬的課程，在家停留不過一個月他便返回巴黎；即便如此他也是在旅途中登船時有了論文的關鍵性發現，即在《諸法集要經》的梵文詩句中辨認出《正法念處經》的中文文本，因為他隨身攜帶著自己的手稿。 他的未婚妻在幾個月前於1936年4月來到歐洲與他相聚：1936年8月14日在信中他說道，“我的母親去世的消息，對我來說如同晴天霹靂。父親去世時她還年輕，但是因為我的緣故她受了很多苦。我這個不孝子啊，在她去世的前一刻我都沒能陪在她的身邊！她很久前就催我完婚。儘管我也有難處，但還是順從了她的意願，希望能夠給她一點安慰......但是她在我們婚禮兩個月零十二天后就離我們而去了，而我們還沒能盡應盡的孝義。我8月21日離開馬賽，在廈門僅僅為葬禮停留了些時間。”這些都按照當地的傳統進行；林藜光的侄子們在墳墓旁為他們服喪的叔叔搭起一個棚子，因為過去練習過，所以他們搭得異常熟練......在他母親的葬禮致辭裡（祭文），他告訴她自己即將為人父，而且在訃告的眾多署名中也有未來孫子的名字，七個月後他出生在巴黎，名字叫“祖母所願”（或“以祖先名義”），祖希。如今他已是蒙田中學的優秀學生了。 請允許我在這裡引述林藜光在瑞士一個會議上的發言，會議是在1938的春天，關於“中國人精神的本質” 。人們可以看到一段對中國宗教和道德的準確真實的剖析，這些都是無比虔誠的中國當代精英親身經歷過的。 事實上在中國有一定數量純粹的儒教信奉者，有一定數量純粹的道教信奉者，還有一定數量純粹的佛教信奉者；但是總的來說，大部分中國人同時信奉儒教、道教和佛教。在歐洲人眼裡這是一個奇妙而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在歐洲，一個新教教徒不可能同時是一個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但是在中國，雖然這三套體系各自的理論大相徑庭，卻出人意料地可以在實踐中相互協調。 如果各位問我這三種宗教的協調一致是如何可能的，我的回答是，中國人在骨子裡是非宗教的。我所指的宗教是西方世界所共同定義的宗教。如果中國人如同基督徒那樣具有宗教性的話，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擁有那 ​​麼多的宗教信仰了；因為如果想感召眾人的話，並不需要篤信一門宗教，而且如果真的有人訴諸於如此多的宗教，他也並非以嚴肅的態度對待任何一門宗教。在我們的宗教儀式中唯一重要的問題是死亡。為什麼是這個呢？這並非毫無根據。如果人們追根溯源，就會發現時時刻刻起作用的是對祖先的崇拜，孝，和家法......為了理解中國，了解中國家庭是必須的。這是我們整個文化的根基與核心，也是中國人多元宗教性的根源所在，這一根源從古至今都有著生命力。因為如果說中國人不同於基督徒和佛教徒，而是非宗教的話，那是指他們不具有根深蒂固的單一宗教本質，對祖先的崇拜以及所有附屬於此的內容對他們來說早已形成一門宗教。 中國人並不說“生兒子”，而說“生孫子”（生孫）。事實上，孩子父母的參考點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孩子的祖父母；這是因為父母是為了在世的祖父母和已故的祖先才希望生孩子的：這不是為了他們自己，更不是為了孩子本人。 由孔子建立的宗族制度，其有效性在漫長的世紀裡得到了證實，但是後來土崩瓦解，就像儒教的整套制度一樣。在這一制度已經嚴重過時並暴露出諸多弊端的時候，我們的文明與另一種本質上迥異的歐洲現代文明發生了碰撞，這時災難便降臨了。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擁有屬於自己的文明，無法輕鬆地適應這種碰撞。在轉變前，我們處於西方文明的重壓之下，它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壓制著我們，衝擊我們內心的信仰。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我們失掉了自己的平衡，如同一艘沒有羅盤的船航行在大海上。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經歷了痛苦和淚水後，中國得到了教訓！意識到形勢無法抗拒後，她最終拯救了自己，經歷了無數的沉浮與躊躇，她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航線。 如今我們傳統的宗族制度剛剛被廢 ​​除，這是一個可以與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倒塌相比擬的時代。如同今日一樣，封建制度被推翻後，有一段漫長的充滿苦難與不幸的時期。但是當中國處於新的歷史階段時，她也會進入穩定與繁榮的新時期。我們現在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古老的父系社會比不上你們的，在你們的啟發下我們開始重整旗鼓。但是我們還想做得更好。我們希望自己的新社會，在與你們的同樣牢固的同時，可以變得像我們過去那樣真誠與和睦。我們希望她建立在古老的孝悌和忠義的基礎上。我們不贊成大家已經不再是“兄弟”和“姐妹”這樣的想法，不贊成稱呼我們自己為抽象的社會性存在。一想到像你們的法院那樣冷酷僵硬的氛圍，我們就心痛。我們希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緊密更親切......這樣，家庭即使再遙遠也會代替養老院。對於我們不久於人世的父母來說，即使子女貧窮卑微，孩子們自己的照料遠比養老院裡男女護士的服務更寶貴，而對於我們的祖先，後者可謂聞所未聞。 誠然，我們或許過於個人化了......

的確，我承認中國人有些遲緩。他們反應非常慢以至於有人會認為他們冷漠到麻木不仁。不過一旦他們有了想法，他們就會嚴肅起來並得出結果。 在1934年和1935年——那時林藜光剛回到歐洲——他同意在萊森(Leysin)做兩次短暫的停留，之後他的健康狀況趨於穩定。不過讓林藜光十分痛苦的是，療養院的管理缺乏人性化而且他在那裡也無法工作。不過從那以後即便工作超額，他也能勉強堅持下來。在一次這樣的休整後他寫信對我說，“自從我回到巴黎，我進步了許多，工作也變順利了。工作和生活讓我體驗到了一些樂趣，五年來這還是頭一次！”但是戰爭爆發了，這對於已經過度操勞的他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除了 ​​忍受飢餓、寒冷和每日的憂愁，這位充滿熱情的愛國者還飽受著祖國挫敗帶來的煎熬。他的故鄉在1938年被敵人佔領，祖輩的家園可能被燒毀或被掠奪，可是在那幾年里相比於故鄉的消息，國家的尊嚴和獨立受到的威脅更加觸動著他。他的健康狀況就像氣壓計，隨著遙遠東方的消息上下波動，甚至還隨歐洲的新聞而改變，因為這些新聞多多少少地與他關心的事情有關。林藜光始終準備著一個小手提箱，以備德國、日本或某個親日南京政府的中國代表傳召他，他們逼他承認此政權，否則就送他到集中營；而在心中他早已做好了選擇。林藜光已經決定，既然無法去前線戰鬥，他的義務就是加緊工作，通過合作在自己的科學研究領域振興中國。他非但沒有因為日漸虛弱的身體減少工作，還以一種讓朋友絕望的固執發奮研究：建議、懇求、告誡，所有這些都被他毅然地婉言拒絕了；如果有人執意堅持，他平常的微笑和親切就變成了憤怒。 巴黎解放時，我聽到他歡呼：“得救了！我終於逃過一劫了！”啊！嚴酷的冬天過後解放到來了；貧困是如此地難熬，尤其是對於像林藜光那樣不能也不願去黑市的人。在他動身前往療養院後，高燒剛退就又出現了氣胸。

他的旅途也極其不順，1945年1月12日氣溫驟降,這對正準備出發的他來說不啻一場災難。頑固的他不聽從別人的勸告，坐著沒有供暖的火車，還等在冰冷的小車站裡，最終經過了28個小時的旅行他筋疲力竭地到達格勒諾布爾(Grenoble)。在漆黑的夜裡，他手裡提著行李步行去尋找偏遠的郊區，那時的格勒諾布爾伸手不見五指，氣溫低至零下十五度。最終他到達了拉特隆切(La Tronche)的診所，有人正在門口等著他，但那時已經是凌晨一點鐘，而他也呼吸短促，幾乎半死。他的身體狀況令人擔憂，需要在診所裡休整三個星期，之後將被送往真正的療養院，即聖依萊爾大學(universitaire de Saint-Hilaire-du-Touvet)療養院，它位於群山之中，周圍都是峭壁裸崖。林藜光變得越來越虛弱，寫信也會讓他疲憊不堪，他還為自己潦草的字跡道歉，覺得這是無法容忍的失禮。他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是在4月19日，是用法文寫的，毫無疑問因為寫漢字要花費他很大力氣，這封信還留在他的床頭櫃上，旁邊還有幾只信封，在上面他嘗試著寫清楚我的名字和地址。信的結尾寫道：“關於照片，雷努先生就在最近還寫信給我。我回复他說，無論如何在印刷定稿前我都會看看他們，而且我確定......在印刷定稿前，為了避免......印刷定稿......印刷定稿......對於馬伯樂(M.Maspero)的去世，親愛的老師，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您信中所有的細節......只是今天.....抱......抱歉......希望您可以轉達......和感激... ...” 

1945年4月29日的黎明他孤獨安靜地離開了人世；他的妻子很晚才得到消息，下午才到達。那時下著大雪，視線不及十步以外，葬禮便用雪橇在這個偏遠山谷的深處舉行，林藜光就像去世的當地人一樣在此地安息。 由於某種機緣巧合，那些最棘手的照片被保存得最好。不過作為國家的榮耀，這位如此愛國的學者卻至今還幾乎不為人所知。作品即將出版時，他卻離開了人世；迫於形勢這部作品在法國出版。他的遺孀性格堅強，如同他生前一樣在她的回憶裡始終充滿了對丈夫的崇敬之情；她夜以繼日地工作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作品能夠被翻譯成中文，最終讓中國意識到她蒙受了多大的損失。而中國還需要二十年的準備時間，從而擁有一位合格的專家去振興數世紀以來已經衰敗的佛教研究，而且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有義務將此沒落的學科發揚光大；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再也不會有人能夠到達這一學科的頂峰了。 這項學科賦予了林藜光始終如一的敏感和一顆純潔的心，如同有著敏銳耳目的先知。我再沒遇到過一位可以摒除偏見如此精深地研究我們的文明和科學的中國人。這就是他鞠躬盡瘁的一生。“

他在最初寫給我的信中（信的日期是1925年）說道，深邃洶湧的大海遠比泛著微波匯聚細流的池塘有價值”。當局勢允許的時候，林藜光的遺體被恭敬地轉移到了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他的遺孀在那裡立了一塊墓碑，碑文是法語；這位中國人來到我們當中深入細緻地重新審視東方，在他的名字下面只有一個詞“東方學家”。

林藜光希望融入西方，但是他並不想為此否認或拋棄任何來自父輩的光輝遺產。正是這種壓力、這種衝突超越了他的力量；這也是他悲苦的一生帶來的教訓。

 保羅•戴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