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畢生都以哈佛大學為根據地，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別人常說他「幾乎是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單槍匹馬地創造了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美國哲學學會議事錄137, 2（ 1993 年 6 月）：282〕。

1932 年我們在北京結婚時，我和他已有共同的愛好。當時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研究生，他來自南達科他（South Dakota），我則來自麻州劍橋（Cambridge, Massachusetts，譯注：哈佛大學所在地）──我們相遇相戀的地方。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中國藝術，他則喜歡從各層面研究中國歷史。

我們在北京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師，就開始學習語言。一有空，我們去紫禁城皇宮和香山佛寺探幽，這些都是著名勝地，但是更吸引我們的是當 時環繞著北京的高聳城牆和門樓。牆內，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戲劇就在大街上演著。儘管我們在探險中充滿了愉悅，但充其量不過是眼花瞭亂的旁觀者罷了。

約莫在婚禮後的兩個月，我們遇見了梁思成和林徽音。當時我們都不曾想過這段友誼日後會持續那麼多年，但一開始彼此就互相深深吸引了。他們很年輕，彼此深愛 對方，同時又很樂意我們常找他們作伴。徽（whei）──她為外國密友取的短名──人美得沒話說，個性又活潑。思成則比較內斂些。他彬彬有禮，反應敏捷， 偶爾還展現古怪的機智。他倆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文化。徽以她健談的口才和開朗的笑聲來平衡丈夫的拘謹。談話間，各自提到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 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讀研究所時來到北京。這又讓她講起自己在倫敦一年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們離去時，她跟我們要了地址。我這時才發現，原來我們的房子離得很近，他們就在大街的盡頭東城牆下。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又住得那麼近，真讓我們喜出望外。

從那時開始，兩家的友誼與日俱增。我們不久就知道思成曾在賓州大學攻讀西方建築學，目前已開始了身為中國第一位建築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後來在國際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築學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懷念的原因，則在於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門，有名聲顯赫的父親。因為他們和他們朋友的關係，許多領域都為我們敞開了大門。我們已不再是旁觀者。隔年費正清開始在清華大學授課，我們覺得自己已經是這裡的一分子了。

隨著本書的展開，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我們四人多年來保持的親密友誼。我們比他們多活些年原本不足為奇，因為在追求理想目標的過程中，他們歷經數十年的軍閥混 戰、民族主義革命、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以及嚴厲的管制，最後被病魔纏身給壓垮。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為了追述他們及其他人的命運，而且也為了紀念他們的 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

如果我們從遠處俯視 20 世紀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外敵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 國家建設？前有實業家貪婪玩法，後有極端的國家極權，便把大多數人推入貧窮的深淵，試問平衡經濟又將如何發展？經常動盪不安的社會，同時也是文字審查制度 橫行、卻又最無想像力的社會，個人的創造力、智識的探索，又怎麼可能廣泛流行？梁思成與林徽音的故事，從一開始似乎就印證了上述的悲觀省思。千重萬疊的社 會浪費，打亂並吞噬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然而，在費慰梅筆下那些動人而親切的生活片斷裡，我們更加感受到， 他倆情篤而緊張的婚姻生活中迸發的生命之光。我們彷彿聽見，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裡，酒杯見底，笑聲連珠，浮沉著杯盤碰撞響。我們彷彿看見，他們細心研究恢 復古建築典籍的本來面目，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那管筆穿梭於技術細節之間，中英文一樣典雅。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古建築終於在民族意識中重新獲得其應有的 地位。我們也感受到，他們在漫長病疾苦痛中，從未放棄的幽默和剛毅。

林徽音和梁思成兩人都降生在 20 世紀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無出而討了兩房姨太太。林徽音就是大姨太太的獨生女，受過初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地位搖擺不定的中國。林徽音的父親是一位才華洋溢 的政治夢想家非正規但良好的教育。 1920 年，林父任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英代表，便帶了 16 歲的徽音就任，除讓女兒給自己做個伴、兼女主人。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狂戀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了中國，讓她再度與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徽音 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 1901 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正受沒落滿清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 1912 年滿清垮台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了中國。在民國初期的擺盪年代，梁啟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智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 嚴格教誨，梁啟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H.G. Wells）的《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譯成中文。 1923 年發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騎著他那輛嶄新的哈雷－戴維遜（Harley Davidson）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徐志摩這時已經回了國，且成為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詩人，而 徽音也正式和思成訂了婚，但仍和徐志摩恢復了過去的友誼。他們一起安排了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舉辦小提琴演奏會，為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擔任翻譯。

在梁啟超的敦促下，徽音和思成雙雙來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們倆雖已訂婚，但在學位到手之前不准結婚。在 20 年代費城的布雜藝術（Beaux-Arts）學派的氛圍裡，思成念建築，徽音學美術，套句梁啟超說的話，他倆「修行」了一段時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歷經 磨練。雖說不上修練到完美的地步，但確實加深了兩人的感情。 1928 年他倆終於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了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

1932 年，徽音和思成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他們，徽音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並知道自己患了結 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們家的常客，不幸在墜機事件中喪生。梁啟超也因腎臟手術失敗，不幸去世。這時思成借重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 的研究。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偶或在費正清夫婦的陪伴下，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他們最大的成就是， 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台山裡一座建於西元 857 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裡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這本書寫作的過程歷經了許多年，其中又停頓無數次，終於經費慰梅親手將已散佚的圖文編成完整的一本書。

儘管在 1930 年代後期，費梁兩家在命運的擺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音、慰梅和正清的友誼仍藉書信維繫不斷。費慰梅記憶中最可貴的是徽音的聲音。我們諦聽到徽音的呻 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 1937 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飛到長沙，輾轉又到西南昆明、重慶。對徽音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旁， 嬌枝嫩葉在凋零，靠著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裡的顫悸中，徽音依然能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 的快感」的句子。

戰爭的最後一年，這兩對夫婦曾經在重慶短暫相逢，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團聚過。國共戰爭、韓戰、冷戰一連串發生，接著是死亡（ 1955 年徽音、 1972 年思成、 1991 年正清）為他們的今生之緣畫上了句號。然而，梁思成與林徽音仍繼續不斷嘗試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 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 受到讚揚，受到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得的，而不是只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往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 的脖子上掛塊黑板，坦承「叛國」，木然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但我要感謝費慰梅，對我來說，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畫面所取代：我看 到小思成在日本海邊偷潛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以及思成那些嚴謹、優美的圖畫和書法。我還看到，不是在 1955 年寒冽的北京死於肺結核，來不及看到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轟然倒塌的徽音；而是在 1932 年北京舊家，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裡迴響著，徽音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竟的詩稿，腦海裡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去考察未知的古老廟宇的計畫。我還看 到，思成和徽音一塊兒乘火車、坐卡車，甚至搭驢車碾過人跡罕至的泥濘小徑，直到爬上了中國歷史的樑架之間，指尖沿精巧的木工細紋撫摩而過，讚嘆那已經永遠 失落了的藝術內涵與精緻。

梁思成的一生受父親梁啟超的影響很大。父親的卓越、理想以及對兒子的關懷塑造了梁思成。兒子對父親盡孝道是每個中國孩子的基本美德，然而對梁思成而言，他 還有特殊的理由－－他父親是梁啟超， 1898 年維新運動的領導人。 1895 年，日本打敗了中國，朝野皆驚；而 1898年初，帝國主義列強鯨吞豪奪，擴充勢力範圍，眼看中國就要被瓜分。就在那一年夏天，梁啟超加入老師康有為的陣營，支持年輕的光緒皇帝頒行新政，以 「戊戌變法」救亡圖存。維新運動後因保守派政變而失敗，梁啟超便流亡日本。當時他還是一個 25 歲的廣東青年，一個早熟的學者和活動份子，以其擲地有聲的著作成為出類拔萃的精神領袖。

唯有儒家學者才能擔當起使中國思想現代化的重任，而這種改革只能從儒家內部開始。梁啟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將西方學說介紹給革命世代的中國儒家學者。這使他具備了改革家的資格。

梁啟超不及 20 歲時就與貴州女子李蕙仙結了婚，妻子比他大 4 歲。這樁婚姻是出於李蕙仙擔任學政的兄長所安排。他在舉人考試中慧眼識得梁啟超。至於李蕙仙本人，外界則所知不多，僅知她是個平凡的婦人家，她的腳當然是 纏過的，她的思想也同樣受到束縛。儘管李蕙仙和一位以探索和開拓寬廣世界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滿足於恪守自己的傳統。 1893 年她在廣東生下頭一胎孩子－－女兒思順。 5 年後她帶著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團聚。

世局動盪，但梁啟超在日本的生活可說是相當的平靜。女兒雖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繼承香火的兒子。太太很快又懷孕了，生下盼望已久的男孩， 可惜生下來不久就夭折。當時她已經三十來歲，只給這個家添了一個 6 歲的女兒。李蕙仙是個識大體的婦人，知道自己無法履行生子息、傳香火的責任，於是特地回貴州老家一趟，挑了個可以為夫家傳宗接代的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 一起回日本。這個 16 、 7 歲的女孩，健康又活潑，可是不識字，也沒有纏過小腳，小小年紀就被主人買去，養在家裡當丫頭使喚。她相信這女孩應該能生養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 賤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義務。

然而，最後還是元配夫人生了一個男孩繼承香火。梁思成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東京出生，他活了下來，並挑起身為長子的責任，這份責任，在未來數十年的艱苦歲月中他一直擔著不放。 3 年後，二太太也生了個兒子思永。男孩們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時期的好友。長大以後，他們都成為著名的學者。

元配夫人生了二女兒思莊以後就不再生育了。二太太卻不斷懷孕，直到 1929 年梁啟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個兒子也在出生後夭折了。多年來，梁啟超創作力旺盛，著作深具影響力，可是他卻以 56 歲早逝。他一共育有 14 個孩子，每個長大以後都有用於社會，其中幾個更是成就斐然。

梁二太太又比元配夫人多活了許多年。終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無論是生病或健康的時候都受到她的照顧，而孩子們也以尊敬和愛戴來回報她。她來到這個 學者家庭時還是個文盲，一直等到第一個孩子上了學，她也跟著一起學習。她學會了讀書，而且讀得琅琅有聲，表情豐富。她不僅擅長護理和料理家務，而且學會了 游泳、溜冰、滾鐵環、編織、鉤毛線、打橋牌和麻將，還學會了針灸。

對梁啟超來說， 1898 年至 1912 年流亡日本的歲月可說是多采多姿。他繼續寫作、編書及發表政治見解；他學會日文，能閱讀西方書籍的日文譯本。他四處旅行，到過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 大及美國訪問華僑。在思成的記憶裡，那些年是一個和樂家庭的日常生活寫照，每天和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一塊兒玩耍，照顧他們起居的是日本僕人，而他們上的 是華僑學校。從 1964 年他為日本一家刊物寫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景：

他們在天津的家是一棟西式大宅第，位於天津租界的河岸。石頭和灰磚砌成的房子，有兩層樓，房間多得可以容納食指繁浩的梁家，還有親戚和訪客。房子背後加蓋了廚房、儲藏室、病房，以及侍候梁家和裡外打雜的僕人住房。

梁啟超自日本歸國以後，梁家又有了第二棟更大的房子，三層樓白石建築，由義大利建築師設計，上面兩層樓是做藏書室用，樓下是起居室、大廳、餐室，以及接待 客人的地方，當然更少不了梁啟超的書房。依中國學者的傳統，梁任公給自己取了個奧祕的「雅號」來標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飲冰老人」，在新書房門楣上掛一 塊匾牌，寫著：「飲冰室」。這個「飲冰」字號，顯然出自莊子的典故：

林徽音是天生的藝術家，學而有成的建築師和名副其實的詩人。一如梁思成，她在嚴父林長民的影響之下長大。林長民是個藝術家和浪漫才子，這兩種氣質也支配了林徽音的性格。

林長民學問好又有官位，詩文書法在文化圈子裡頗具聲譽。他 1876 年生於杭州， 21 歲通過生員（最低一級）科考，入杭州外語學堂學習英語和日語。家裡為他安排了一門親事，後來元配無出，他就納了一個妾準備生兒子傳香火。姨太太共生了三個 孩子，一兒二女。可是兒子在襁褓中夭折，次女在孩提時代也早夭。 1904 年出生的林徽音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

林父和當時許多才子一樣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了幾年書。 1909 年林長民以優異成績得到政治經驗學的學位。回到中國，他將姨太太和女兒接到上海，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那時徽音才 5 歲，她一直與父親分離，也沒有兄弟姊妹，只與母親住在杭州，四周全是大人。徽音是個成熟早慧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讓家裡的親戚都把她當成大人看待，如此誤 了她的童年。父親歸來想必帶給女兒欣喜，而這個女兒伶俐、歡快、敏感的性格也必定令父親著迷。住在上海的那些年，這對父女的感情倆越來越親近。

1912 年這家人又搬到北京。父親在幾屆政府中官位步步直上。然而，此時他卻苦於沒有子嗣來繼承香火。於是，他從福建娶來第二房姨太太，不久就有喜，共生了一女四子。

而後，徽音的生活就蒙上一層陰影。二姨太和她那一窩孩子占了北京家裡寬敞的前院，洋溢著孩子們的喧鬧嘻笑。徽音卻陪母親住在後頭的小院子裡。徽音的母親對 二姨太滿懷嫉妒。二姨太生了四個兒子，因此取代她的地位是無話可說，可是父親毫不掩飾對二姨太的寵愛，更讓徽音的母親承受不了這份羞辱。那常年的怨懟隱隱 地，變成無可表白的恨。敏感的女兒夾在中間，她同情母親被羞辱的心境，卻同時又要珍惜父親對她的愛。二姨太太也承認，徽音依然是父親最鍾愛的孩子。

徽音生命中嶄新、重要的一頁自 1919 年鋪展開來，這年她 15 歲。林長民和梁啟超結為好友。兩人有同樣在日本待過的背景，都在革命後的北京政府擔任高官（譯注：梁啟超市財政總長，林長民是司法總長）。兩家門當戶對， 於是他們想以啟超的愛子思成和長民的愛女徽音的聯姻而結為親家。這一年，兩個年輕人在「正式介紹」之下認識了，這顯然背離了傳統，在媒人牽線、訂親後，兩 個完全陌生的男女要到婚禮當天才能夠見面。那年徽音 15 歲，思成 18 歲，依據傳統習俗，他們這個年紀已經可以成親。但是梁任公跟他們說得很清楚，儘管雙方父親都贊同這門親事，但最後的決定還是在他們自己。而在這個決定作出 之前，又過了 4 年，這期間兩人又經歷了許多事。

1920 年夏天徽音離開了北京，隨父親走過半個世界到倫敦。國際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創立，各國紛起效尤，中國也成立了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林長民是發起人 之一，又兼任理事。他為了國聯的事務常駐倫敦，把女兒帶去作伴。徽音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裡學會的英文，她不僅是怡人良伴，也有用的助手。她在倫敦的聖瑪麗 女子學院（St. Mary’s Collegiate School）繼續讀書，很快就說得一口流暢的英語。

在政局漸趨穩定後，世界各地人士雲集倫敦。徽音扮演父親的女主人，每天接待許多前來向父親致敬的中外人士。這種社交活動對她的影響，顯然和正規教育同等重要。
其中一位重要訪客是徐志摩。他透過老師梁啟超，在倫敦認識了林徽音父女。徐志摩是浙江一位著名銀行家的兒子，早年鑽研古書。 1915 年結婚，有一個兒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給父母照顧，北京大學畢業後， 1918 年赴美深造。徐志摩在美國到底學了什麼，似乎始終是個疑問。第一年他插入麻州渥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選修經濟學和社會學，第二年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第三年，歐戰已經結束，他憑著一股衝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 國。本來打算到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譯注：英國劍橋也就是徐志摩筆下的康橋，與美國麻州劍橋同名）跟著他心儀已久的羅素（譯注：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讀點書。他在 1920 年 10 月越過大西洋抵達倫敦，人家才告訴他，羅素已於幾年前遭劍橋大學除名，目前人已前往中國講學途中。結果，徐志摩一時不知何是好，寫下：「正感著悶想換路 走」（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他那曾令梁啟超喜愛的性格-敏銳、魅力、率真、幽默、創造衝動和戲劇性風度，顯然都被沮喪壓住了。最重要的，徐志摩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魅力，他善於尋找氣味相投的人，把他們聚集在一起，以新思想、新嚮往和新友情激發周圍的人。

林長民和徐志摩志同道合，兩人一見如故。徐志摩成了這家的常客。林長民與他無話不談，舊時往事，包括早年他留日期間愛上一個日本女孩的故事。這可能喚醒了徐志摩的浪漫情懷。這兩個男子鬧著玩互通「情書」，用文字表達他們的情感，由徐志摩扮做已婚女子，林長民裝作已婚男士。

徐志摩年長林徽音近 10 歲。這個「老頭」原先屬意的是與林家父親往來而不是女兒，父女倆心裡都明白。甚至可以說，他一開始曾是徽音的「徐叔叔」。然徽音那細緻的美貌立即吸引徐志 摩的注意。她一如其父的藝術氣質，她的活潑、如閃電般的靈光、她的文學天賦全使徐志摩傾倒。結果他墜入了愛河。

多年後聽徽音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對徐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Shelley）、濟慈 （Keats）、拜倫（Byron）、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吳爾芙（Virginia Woolf）。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新美感、新觀念、新感覺，同時也 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係，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係。

在我的印象裡，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 16 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世故。她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並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裡 的一個奇遇，不致於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透過林長民，徐志摩認識了英國文學家和中國迷狄更生（Goldsworthy owes Dickinson, 1861-1932）。他對徐志摩很有好感， 1921 年安排徐志摩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給他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狄更生既熟悉劍橋大學又深諳英國古往今來的文豪，為徐志摩敞開了新的領域。他過去努力研究的經濟 學和政治學，而今已讓位給詩詞研究和寫作，直至生命終了。他的文學氣質終於有了宣洩的窗口，而他的感情和才氣將一古腦傾瀉而出。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信仰「愛、自由與美」，他以為離開妻子，然後離婚，他就自由了。在徽音身上他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幻想著，與她廝守終生就能達到創作的巔峰。相較之下，他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就輕如鴻毛了。

當他知道在中國的父母將妻子送到英國來和他團聚時，他的反應如何可想而知。張幼儀在 1921 年春天抵英。他們搬進離劍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Sawston）的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每天一早他坐街車，有時騎自行車上學和上圖書館。他用當地 一家雜貨舖當他的地址，在倫敦的徽音可以寄信來，他總是一收到就回。他的妻子待了一整個夏天，懷了孕。秋天他建議她墮胎，然後一個人去了倫敦，從那裡託人 帶話來說他想離婚。張幼儀只好前往德國投奔弟弟，她的第二個小孩在那裡出生，但生下不久便夭折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徐志摩對徽音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徽音愛慕他、景仰志摩，他打開了徽音的視界，喚起徽音的新感情和新嚮往，徽音當然也充滿了感激。至 於婚姻呢？思成曾親口對我說，不管這段插曲造成了什麼困擾，但這些年徽音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 的妻子被拋到一旁，而她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徽音不能想像自己走進一種人生的關係，竟使她自然聯想到母親一樣的羞辱。
徽音的父親也景仰志摩，可是他們在倫敦住了一年多了，風波頻起，他覺得現在已是離去、帶著徽音回家的時候了。他們搭船穿越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漫漫的旅程，於 1921 年 10 月抵家。

兩個女人離去後， 1921 年秋徐志摩獨自回劍橋待了一整個學年。他說他頭一次把妻子安頓在這裡時，幾乎不認識劍橋。他寫道：「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 『發現』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他的交遊圈子包括狄更生、福斯特（E.M. Forster）、H.G. 威爾斯、李查茲（I.A. Richards）、羅素、傅來義（Roger Fry）、魏雷（Arthur Waley），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 ）。有一次，莫瑞帶他去見妻子曼殊斐兒。徐志摩終於有機會一睹這位著名短篇小說家的風采，讓他激動不已。

這一年他特別高興的是可以孤獨，面對朋友，面對自然。「絕對的孤獨」，是他發現康橋的最大祕密。他的這種情感在顯然是他的第一批詩作中抒發而出。他還為劍 橋大學寫了一篇深情的祝詞，一開頭：「是康橋打開了我的眼界，是康橋激起了我對知識的渴求，是康橋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識。」古老的石頭房舍，靜靜的綠 野，初青的麥田，迷眩了他的視覺。他的英語已熟極而流，閱讀濟慈、雪萊、拜倫、華滋華斯（Wordsworth）和斯萬伯恩（Swinburne）的浪漫 詩篇，他讀得出了神。英國大詩人在他身上喚起的渴望、理想和浪漫的幻想，激發他中文寫作的靈感。他從青年時代熟讀中國古典詩詞，很少有中國青年學者能像他 那樣把古典融入自己的詩。詩是他情感的自然抒發方式，而他那與生俱來的源泉，加上劍橋的激發汨汨流淌而出的詩句，影響中國未來的一個世紀。
徐志摩在劍橋度過逍遙自在的一年，之後束裝返國，於 1922 年 10 月 15 日抵達上海。

接下來我要說一則十分離奇的故事。雖然思成夫婦早已入土，但他們的著作還在人間，而我竟不可思議地捲入這個故事裡。

1957 年 3 月，冷戰的「竹幕」終於揭開，我們與梁家斷了 8 年的音訊又連接上了，我在劍橋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那裡接到思成從北京捎來的口信，短而具體，指示我將他 1947 年託給我的建築圖稿和照片寄到英國紐卡索（New Castle）給一位「劉‧C小姐」，她會透過英中之間的郵遞轉寄給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麼看重這些圖稿和照片，他曾夢想著把《圖像中國建築史》展示給西方的讀者看。但我怎麼能夠肯定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這些無可取代的東西寄給一位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這個人的地址，離中國和離我一樣的遙遠。

那段時期，美國和中國之間沒有通郵服務。我無法與思成聯繫上，也不可能確認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郵寄給他。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這珍貴的書稿仔細包好，在 1957 年 3 月上旬寄給那位劉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給她，強調這些書稿的重要性，思成急著拿到它們。我焦急地等了 6 個星期，終於，她來信告訴我，包裹「完整無損」到她手上。她又說，她保證會盡快將它轉寄給梁思成教授，同時她也寫了信告訴他此事。她還解釋，所以會遲遲才 回信給我，是因為「學院的事情很忙」。什麼學院？我心裡想著，她是學生還是教師？後來她便音訊渺茫。21 年後， 1978年我的一位歐洲友人訪問清華大學建築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與梁教授之間長期的友誼。那位教授卻毫不客氣地質問他：「是嗎？那為什麼費正清夫人不依 梁教授的要求，退還給他那些圖稿和照片？」

我在劍橋看到這位朋友從北京的來信後，頓時驚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圖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萊卡縮微底片毀於戰火後，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們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後 14 年，不能參考這些研究所需的基礎圖片，他會怎麼看待我呢！

從一個舊檔案盒裡，我找出了 1957 年 3 月 7 日寄給劉小姐那封信的複本，而後又找到她同年 4 月 20 日的遲到回函，我把兩封信的複本寄到清華，並寫了一封短簡解釋。但是，儘管我可以為我的名譽辯護，心裡卻很不安。

這位劉小姐究竟是誰？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蹤的包裹，起碼我可以追蹤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現在應該是一個中年婦女，但伊人何處尋？她會不會，她能不能解開這個悲劇般的失蹤之謎呢？

我問思成的兒子從誡，在北京他家和他父親的同事中能否打聽到那位劉小姐的身分。從誡的回答令人黯然：「我們都沒有聽說過在英國的這位學生。我父親一定是誤 把她當成一個負責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丟了的話，那麼只能怪他自己看錯了人。不管怎樣，都已過去了 21 年，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郵包真是寄丟了的話，那麼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覺之前就不知去向，那這不明智的選擇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時之間，我 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珍貴的包裹卻總映現在我的腦際，它雖然失蹤、被遺忘，但一定會在什麼地方。這就像一個失落了的珍寶，在我們的 夢裡縈迴。我必須再努力一次。

既然無法從北京方面找到劉小姐，我只好轉向倫敦。我給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蘭博特爵士（Sir Anthony Lambert）寫了一封信，將情況源源本本告訴了他，求他幫我的忙。一下子，奇蹟出現了。他把我的信交給了英國建築史學會的洛克（Tim Rock），他記得不到兩年前，學會裡的一位祕書女士就住在紐卡索，而且曾經擔任過那裡建築學院的註冊組員。他打了電話給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這麼一位學 生， 20 年前的一位高年級生，劉懷貞（Lau Wai-Chen，譯音）。她回電話說查到劉後來成為一名註冊建築師，目前大概在新加坡開業。洛克馬上打給英國建築師註冊處查劉的登記號，有了這個登記 號，他從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簡短地向我描述了這個奇蹟：「 3 通電話， 15 分鐘，加上一位註冊組員的記憶。」

蘭博特爵士 1979 年 11月 13 日來信告訴我劉在新加坡的地址。當然我馬上給她寫了信，附上 1957 年的通信複本，以喚回她的記憶。我告訴她梁思成根本沒有收到那個包裹，還告訴她梁的一、兩位同事甚至懷疑我故意不還給他。在第二頁裡，我寫下一直困擾著我 的一連串疑問：

「假如妳已將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麼時候？透過什麼郵路？妳掛號了嗎？妳告訴梁教授妳已經從我這兒收到它沒有？妳可知道梁教授沒有收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現在，那包裹在哪？弄丟了？毀損了？還是放在一個書架上，積滿灰塵？告訴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的回函姍姍來遲，對我的疑問隻字未提。「 20 年實在太長了，過去的事很難回想起來。收到妳的信後，我四處找，最後發現一個小包裹裡有圖稿和照片。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我寫過幾封信給梁教授，但都沒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著。」

好一個「一直放著」，放了 20 年！沒有知會我或思成，而我們倆竟放心託付給她？它怎麼會繞了半個世界，這麼多年了，卻又始終沒有回到它的主人手裡？我怎麼也不明白，她也再沒有向我解釋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後的 6 個月裡，她一直拖延著，不肯把它寄給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寫說，她不認為她有責任（ 20 年後，她竟說她沒責任！）「把這件包裹交還給梁家」。

儘管我越想越氣，但我還是盡量保持風度，客氣地與她聯繫。就這樣拖到了 1980 年 5 月，她又寫信告訴我，寄包裹給思成家人這件事將從春天延到秋天。這真是太過份了！我寄去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不管妳用什麼藉口推卸 1957 年的責任，現在，妳沒有理由再扣著那個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馬上把包裹用掛號寄出，寄給梁夫人（林洙），又告訴她，我要把這封信的複本寄給梁夫人和思成的 接班人吳良鏞教授，而幾個月前，她已經有了他們在北京的地址。她寫信向他們訴苦叫屈，但他們都支持我的態度。終於，差不多兩個月後，思成寶貴的遺物從新加 坡以快捷郵件寄出，在 1980 年 7 月 17 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 23 年。

那年的 10 月，我專程到中國，與林洙一起編寫清單目錄，仔仔細細地檢查了那些圖稿和照片。圖稿的紙得自於戰爭年代的中國西部，經過 39 年的歲月已經變舊泛黃，但是那黑色的墨線和文字說明仍像初繪時那般清晰，這些圖連同那些萊卡照片也依然完整無損。這一點，我們多少得感謝劉女士。同時，思 成的建築史手稿也在清華找到了，這部散佚的著作，終於復歸完璧。

4 年後思成的大作《圖像中國建築史》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應吳良鏞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編輯這本書，為它找一家合適的出版社。雖然耽誤了幾十年，思 成對中國建築精闢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領先地位。這本書博得中外人士的歡迎以及書評的讚揚，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也因本書在 1984 年獲得美國出版家專業暨學術書籍出版金獎。

看到這批珍貴的圖片重見天日，以及《圖像中國建築史》問世，清華大學建築系和我一樣地歡欣。為了表示他們的謝忱，他們特邀請我到山西省遊覽，由林洙當嚮 導，走過思成往昔曾經到過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走過 1934 年和正清隨同梁氏夫婦走過的足跡。 50 年過去了，坐車遊太原以北的地帶，我們輕而易舉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建築。當思成的最偉大發現－－五台山上那座唐代佛光寺映入眼簾時，林洙和我簡直驚喜若狂。

沿途停了幾個地方，從前思成教過的學生熱情款待我們。他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打拚。我很欣喜地看到，儘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成曾受到無情的打擊，但他的影響依然存在。

完成這趟中國建築之旅後，我邀請林洙到美國，她在我們劍橋的家住了兩個月。我們旅行了許多地方，從新英格蘭到南方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一路上參觀了許多 美國的特殊建築。我們當然不會錯過費城，去看看當年思成和徽音學習建築的母校賓州大學。我從她的來信裡看出，她對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遍布樹木的山崗，青色的山巒和農舍非常喜愛。

思成苦難的晚年得到林洙的愛和關懷，多少給他的悲劇留下了幾個令人寬慰的片段。本書最後一章收錄了林洙的回憶錄，是一段深情奉獻的感人訴說。思成有徽音和林洙先後做他的人生伴侶，多麼的幸運啊，而對我來說，她們兩人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麼美好的記憶。

在中共與美國斷絕邦交的 25 年間，梁家的孩子長大成人了。女兒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倫敦及其他各地。我們很少見面。他的兒子從誡長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學者。在那段苦難的時期，他忠誠 地守著父親和林洙。他小的時候我們就很喜歡他，而今在北京見到他已經成人，我們的愛更加難以言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他父親的《圖像中國建築史》深深感動了 他，他決定為中國讀者翻譯出版了中英對照版。由於他沒有學過建築，為了摯愛的父親，他暫時擱下自己的工作幾個月，在多位中國建築史家的指導下完成翻譯。中 英對照《圖像中國建築史》 1992 年由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推出幾個月就銷售一空。中國出版協會頒發 1992 年優等獎。現在，這部書在清華大學保留了一些，當作贈送給應校長之邀來訪的貴賓的禮物。

從誡到劍橋我們的家來做過幾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暫來訪是在 1991 年，正清臨終前不久。我和從誡一起為失去思成、徽音和正清這幾位我們摯愛的人而傷悲，同時，我們也分享著對他們一生成就的驕傲。但願我們兩家的友誼長存，直至他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