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奇怪 此書之出版單位
愛讀書 《當代世界詩抄》
米華殊等著，陳黎、張芬齡譯，花蓮縣文化局出版
環 遊世界的方式，也有如此奢華的一種——搭乘各國詩人作品如同魔毯，隨時起飛。由陳黎和張芬齡合譯的《當代世界詩抄》，便提供一張這樣的登機券。兩人動土於 1970年代末的譯詩工程，從資料蒐得不易的彼時，多年來已甚有規模地譯出聶魯達與辛波絲卡等多位的詩集。《當代世界詩抄》則收錄來自32國的69位詩 人，共333首詩作。最長者為波蘭詩人米華殊（Czeslaw Milosz, 1911-2004），最年輕者為冰島詩人布拉奇（Steinar Bragi, 1975-），其中，不乏數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布洛斯基或勒．克萊喬，更有多位呼聲頗高者，如博納富瓦、歐爾、阿都尼斯、高銀……補齊了台灣讀者相對罕 見的異國詩風景。做為一名優秀的詩人，陳黎視翻譯為「閱讀與創作兩者的替代」，在後記〈甜蜜的辛苦〉中自剖「翻譯像捕蝶」，同時，「翻譯也像遊戲」，秀異 的詩作，總靜靜滲透著那雙企圖「把自己閱讀到的感動具體、清楚地傳遞給別人」的眼睛。 （Radio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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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1986和1994 出版過兩本《李金髮評傳》《死神唇邊的笑-傳李金髮評》
應把他當作一個人來談 而不是法國人自作多情的以為是翻譯其象徵派詩之詩人
我只讀過楊允達《李金髮評傳》 覺得它雖然可能是法國的博士論文 不過可以速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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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路典藏作品選】棄婦 ／ 李金髮長髮披遍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蟲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游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戚惟遊蜂之腦能深印著；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煙突裏飛去，
長染在游鴨之羽，
將同樓止於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之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草地
為世界之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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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李金髮
李金髮，又名淑良、遇安，廣東梅縣人，一九○○年生，一九七六年辭世。小學畢業後曾到香港羅馬學院學習，一九一九年赴法國留學，在巴黎美術大學學習雕 塑。一九二五年回國，歷任南京美術學校校長，中央大學副教授，杭州西湖藝術院教授，抗戰前，赴廣州，任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流 亡越南，一九四○年由越返回韶關，創辦《文壇》雜誌，一九四一年到重慶，一九四二年任駐伊拉克大使館代辦等職，一九五一年後，一直寄居美國，在紐澤西開辦 農場，過著退隱的生活。著有詩集《微雨》、《食客與凶年》、《為幸福而歌》及論著《法國文學ABC》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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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30
瘂弦
李金髮先生答我二十問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曾撰文對李金髮先生的作品作一回顧和評介，發表後，很多朋友都提出修正和補充的資料。因此，更增加了我對李氏作品繼續發掘研究的興趣。一九七四年夏天，夏志清先生來信提及李先生，說他在學生時代與李先生的長公子是同班同學，據云當時李家正在美國紐澤西開農場，不過，這也是幾十年前舊事了，時隔多年，是否另有遷移就不得而知了。於是，經我多方打聽，終於在一個朋友處得到了李先生十五年前的舊址，就試投了一封信去，其實也不抱什麼希望。誰知道，居然來了回信，實令我喜出望外。李先生的回信是這樣的：
瘂弦先生：
先生遠道來書，十分感激。髮自前年退休後，已少作品問世，雖偶然在香港報紙寫些小品，那亦是舊作重訂，因年紀日大，對寫作已不能運用裕如，故以閱讀為多，不常提筆。想不到你竟對我這七十四高齡的老朽發生興趣，真是廿一世紀的奇蹟。
你這名字很耳熟，好像十多前見過你的文章，不知是《蕉風》或香港的《文壇》，因為名字很特別，所以，不易忘記，如今，想你已是著作等身子。歲月久了，人的經驗隨之增進，你必有大大的成就吧！人到晚年，其實時間很多，但反而不敢做詩，再者，體裁也有問題，故不便輕易塗抹，暇時，僅看看書報，反而輕鬆，容易過日子，現在很少與文藝界來往，在紐約，寫作的人是鳳毛麟角。
信末自署「髮翁」
從這以後，又連續通了好幾封信，最初，我發覺他對臺灣的了解非常有限，對我們的文藝界也很陌生，因此，當我向他提出書面訪問的請求時：他一度頗為躊躇，幾封信過後，他終於答應了下來，不但對我在信上提出的二十個問題一一作答，並且還寄來了許多珍貴的照片。
在這二十個問題中，我也藉著問話希望引發他多談談他的詩觀，尤其對當前我國現代詩的看法，但是，他似乎不願多談，令人不免有些失望。美國詩人佛洛斯特說：「年輕時我不敢作急進派，恐怕年老時我會保守起來。」難道髮翁也有這樣的感喟嗎？
關於李先生的作品資料，承友人的幫助，一年來續有發現。夏志清先生為我影印了《為幸福而歌》（一九二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全部，花了他不少的時間；黃伯飛先生查了幾家圖書館，也為我尋到《異國情調》（詩、散文、小說合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慶商務印書館行印）；婁子匡先生更寄贈了李主編的一本民謠集《嶺南戀歌》（一九七○年臺北東方文化書局重印） ；傳敏先生將珍藏多年的《為幸福而歌》初版本也慨允借閱，這些書就連李先生自己都沒有了，實在珍貴之至“另外，葉珊（楊牧）、唐文標、劉紹銘、翱翱、王潤華、袁則難、董橋、譚雅倫、莊因等先生也提供了很多資料及補充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李先生的著作，重要的，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詩集《食客與凶年》（一九二七），他自己存有的。比較難找的是北新書局出版的《微雨》（一九二五） ，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倫敦幾個重要的圖書館都託人問過了，均無所獲，目前，我仍在繼續搜尋中，希望和我同樣具有「歷史癖」的同好，提供卓見及線索，使李金髮先生作品的整理工作，日臻完善，將來如能出一套《李金髮全集》，應是一項詩壇盛事，而這位已故的文壇元老也庶幾可在九泉之下捋髯微笑了。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李先生最後一次接受訪問，他還說，我是他最後的一位文藝界的朋友。一九七六年冬，我特地到美國新澤西去拜望他，可惜的是，先生已在一星期前離開了我們，緣慳一面，委實令人遺憾。茲把當年的通信和訪問錄重新整理，交由香港《文學研究》發表，以示對先生的懷念。
李金髮先生賜答二十問
瘂弦先生：承寄訪問各題經已答就呈上，此文大約只能寫五六千字，再多則嫌嚕囌。另遵囑選寄紀念照片二十餘幀，可用則用不必勉強，用後即請寄回。年老神志不清，提筆常有錯誤，尚盼年輕人糾正之。髮翁時年七十有四
問：在大著《飄零閒筆》《文藝生活的回憶》一文中，先生記述了不少早年的生活情形。從一九一九年夏天以「勤工儉學生」的身份，負笈巴黎，優遊羅馬、柏林，寫作《微雨》、《食客與凶年》，受到周作人氏的賞識：一九二八年回國參加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寢中山陵建造籌備工作；結識劉海粟、鄭振鐸、沈雁冰，創
辦《美育雜誌》，出版《為幸福而歌》；到一九三八年出任南京市立美術學校校長，創設《文壇雜誌》，縱橫二十年。讀後，不但可瞭解先生個人文學、藝術事業發展的軌跡，也可認識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真貌，實在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只是，在那篇文章中，有關先生在一九一九以前的生活情形，卻很少提及，可不可以請您談談？
答：回溯起來，可以說我幼年失學，小時也沒有像某些才子，一目數行，過目不忘，或年方八歲，即能讀《資治通鑑》云云。記得我六歲才開始「破學」，在蒙館老先生督促之下，認識不少字。以後又讀《左傳》、《詩經》、《幼學瓊林》，後來也讀唐詩，很少講解。十五歲才進城裡讀高等小學，混了三年，得王漱眉先生小心講解，稍通古文，因為沒有數理化的根底，致不敢去考省立中學，眼巴巴看著同時入城求學的姪兒在那兒畢業，在學生會裡出風頭，後來走投無路，心血來潮，毅然與幾個異姓同學，到香港去讀書。那時的英文程度，是一書一狗一貓，到了香港之後，只能進英文補習學校，後來經同鄉某介紹去見羅馬書院一位牧師，他聽我唸了一些課本之後，准許我到第五班上課，其實我只能讀二三年級的，上課幾個月之後，仍是丈八和尚，令我十分灰心，對同學問不勝問。當時正是第一次大戰完結，決意搭船回家，度歲再作計較。
到家不久，有位在復旦中學的同學來信，邀我到上海去就學，我於是束裝就道，不管十里洋場，天高地厚，到了上海之後，才知道他是調兒郎當，在復旦附中混讀，不三不四。那時正是留法勤工儉學最熱鬧之時，聽說第六期的人馬即將放洋，在旅店整裝待發的，不下八九十人，於是我們請准家長，拿足三百圓大洋，即日登記放洋。那時本已考好了留法預備學校，學費亦交了，只好轉讓給一位廣西同學，將錢收回，還有刀鋸斧鑿，亦給他使用了。
問：您曾經說過，在歐洲時常讀人道主義的讀物，漸漸感到人類社會罪惡太多，不免有憤世嫉俗的氣味，漸漸的喜歡頹廢派的作品，波德萊的《罪惡之花》及Verlaine的詩集，看得手不釋卷，於是逐漸醉心象徵派的作風。朱自清先生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您是把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介紹到中國詩裡的第一人。您是不是就這方面再詳細的談一談。譬如說：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對你的作品影響如何？
答：初到法國即喜讀莫泊桑·阿爾方時多德的作品，後來到了巴黎，則開始讀魏爾崙的詩集，因為他是「有毒」的，最合年輕人的胃口，當然不能全部了解。大約在一九二三年，即開始寫《微雨》，一九二三年在柏林開始寫《食客與凶年》，一九二四年繼續寫《為幸福而歌》。那時不常讀到國內的作品，只偶然與周作人先生有書信往還，我兩本詩集亦多蒙他推薦給北新書局，這亦是我的幸運，否則這「有毒的」東西，實不容易遇見一個伯樂的，何況在一九二○年代哉！至於我的詩是無可否認的象徵派作品，然起初只知是一種體裁，無所謂象徵派，後來國內的人通稱為象微派·頹廢派，而今已垂五十年了。我毋寧說我的詩為神秘派。我於一九二五年讀了很多意大利鄧南遮的詩集，亦覺其很有神秘氣息，國人更看不懂了。
問：早年的「勤工檢學」留學生，俊偉之士固然很多，庸庸碌碌之輩亦復不少，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在以後的中國文化界甚至政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正負雙方面的影響都有）。是否請您回憶一下當年您的交遊情形？
答：我去歐洲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終了時，那時大教堂的鐘聲大響，好像是昨天的事。同船的亡命之徒，有李立三、王若飛、徐特立及許多不見經傳的湖南仁兄，講起話來，口沬橫飛，滿口湘潭口音，現在也恐已早登鬼錄了。這些人，一個月恐怕沒洗澡一次，在學校裡又沒有人搭理，故床布污穢不堪，在街上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在外國與外人老死不相往來，況且初到學校即吃毒菌，死了兩位。自身是學生身份，至多與相識的同學偶然過從，此外是自己的教授偶然問難。至若與部長將軍議員往來絕對沒有的事。做學生也沒有錢請人吃魚翅，中國飯一日兩餐，跑到廉價的大眾飯店去吃便宜飯，回來還要替貧窮同學剪過長的頭髮〔現在做了大院長，也記不得這些貧苦的日子了。）一個姓梅的同鄉，家富百萬，到法國後，沒有讀得一張文憑，我與吳姓的同學，常取笑他遲起身，（因為昨夜有女友同住）因為他中文太差，我們常以查字典的法子與他輸賭，如某字查不到，則要請吃草莓一斤，他每次必敗，他到巴黎垂十年，一事無成，只好回南洋去結婚。後來聞說神經病（花柳入腦）發作，在新房裡大小便，卒之離婚死亡。有錢誤子弟有此結局者，還有一個姓「y」的同學，家本貧寒，奈其兄愛之特甚，無時不望其弟得博士歸來，光大門楣，故金錢供應，惟恐不及，奈這位老弟，則命帶桃花，在紙醉金迷之花都，特長跳舞，任何貨腰女郎，他招之則來，每夜三百法郎，棄之如敝履，而乃兄則須操作竟日也。某年返滬，忽兩腳酸軟，不能步行，驗之則為第二期之梅毒，何時第三期則不甚了了。此公頗有點總明，向外則稱入了某大學、某某系，但始終得不到一張碩士文憑，後來返國，只靠同班之中已有地位同學，寫八行箋，才覓得一碗飯吃吃，但學生愈來愈少，卒不了了之。我出國之時，他猶在歌樂山某校大彈其三弦，現恐已作古矣。
問：從藝壇前輩的文章中得知，先生也精雕塑藝術，可惜余生也晚，沒有能夠看到您的作品，從您首次寄來的雕塑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出您在這方面的造諧甚深。一九三一年雕造的上海南京戲院屋前之浮雕，雖然圖片不甚清楚，但仍可想見其瑰麗宏偉，而廣州黃花岡上那尊鄧鏗銅像，豪氣干雲，尤其充份表現了一位革命者的凜然風範。伍延芳的塑像，也給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過的當代中國塑雕家的人像作品中，還很少有人能及得上您這個水準。是不是跟我們談談的您的雕塑生活。
答：你所說的伍廷芳銅像在越秀山，鄧鏗像在黃花岡（由廣九車站移去的），另外還有馬祥斌銅像在蚌埠，及五六尊蔣總統半身銅像在南京各學校，蔡元培、陳友仁及唐夫人半身像散佈各地，在廣州亦還塑了幾尊紀念家族銅像。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寓所塑了一尊中山先生半身像，以備大銅像之用的，足足花了二年，到後來頭獎給人家得去了，此像亦無人保存“我自己回廣州去做校長，此後再無人注意此像，記得在廣州亦做過一個古應芬半身像，伸采奕奕，後來銅像無下文，原模型亦被丟棄了。記得一九二二年，塑了一個中國同學的頭像，竟得秋季大展覽接受。以後很少拿去展覽了。
說起造銅像是很偶然的。我返國之時，國內不識什麼人，亦沒有職業，起初劉海栗寫信來，要我去教授雕刻，每月一百圓國幣，到滬後始知是空頭支票，因為沒有人選雕塑課，他請不起，故只得落空，使我在開學時，幾乎下不了臺，後來虧他好意，寫信介紹我給楊杏佛，欲謀中山先生銅像工作，事雖不成，幸而認識孫哲先生，每月奉送二百圓，後又得做重慶公園中山銅像得以維持下去，到武昌中山大學去，亦是借孫哲先生之力保薦進去的。
在一九三○年。我還在杭州美專教書，捱得無聊，很想另圖發展，乃趁暑假之便，走訪住在嶺南大學的郭泰祺，原想再入外交部工作，那時正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廣東政府不知怎樣，忽然要做銅像來紀念伍廷芳，他們知道我是做銅像的「專家」，即刻決定請我去做這個工作，不用到外交部去找差事，當即著傅秉常次長負此責任，簽約付款，一拍即合，因此放棄了兩年寫作的生活，接著又做鄧鏗的銅像，那時設廠招工，確實生活自由，不需再去找八行箋了“當時美國正鬧大不景氣，而我則春風得意哩！那年還做了四十五呎長浮雕，就是您剛剛提到在上海南京戲院的那座。其實都是不成熟的作品，謝謝您的謬賞。
問：在三十三期的《創世紀詩刊》上，我以《中國象徵主義的先驅者》為題，介紹過先生的生平和作品，肯定您在中國現代詩壇的地位和貢獻，引起許多年輕人的共鳴。事實上，沒有您和戴望舒先生的鋪路工作，中國現代詩不會有今天的成績。可是，在您那個年代的文壇，除了周作人、朱自清等少數具有文學遠見的人承認您作品的價值外，其他大多投以嘲弄的眼光，抱怨說看不懂，斥先生為「詩怪」，左翼文人更污衊先生為文壇的「逆流」「反動」。我覺得先生是詩壇四十年來最受誤解、最受委曲的作家，對這點，您有什麼看法。
答：我刊行過三本詩集— 《微雨》、《食客與凶年》、《為幸福而歌》，前二者周作人介紹給北新書局出版的，前面已經提過，後者是在上海時得鄭振鐸的助力出版的，當時「文學研究會」的人很多，我多半不認得。他們說我的詩他們看不懂，我滿不在乎，只認為他們淺薄而已。每一個時代凡創始之事業，必有人反對或譏諷，到頭來必得大白於天下，羅丹當年的黃銅時代，人皆譏其從人尸上脫胎出來的，諸如此類之事，屢見不鮮，又何足氣憤哉。鄭振鐸君，是個好人，可惜死於非命，每一念及，無限悒鬱。當年受人人歡迎的詩，是草兒在前，牛兒在後，或牛油麵包真新鮮，家鄉茶葉不費錢，或我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的招牌，從今掛不起了，或是獨在寒窗學畫蛇，如此下去，則不成其為時矣，只是歌謠而己，又或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側，鳥去水長流，此影何曾從？冰心的詩，當年很受人歡迎，後來很多學樣的。就是拿英美浪漫派的詩，也有幾分隱藏性質，不是如適之之開門見山者也。
問：臺灣的詩壇也相當的興旺，刊物很多，新人輩出。在量的方面，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二十多年，詩讀物出版的數目已超過了「過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在質的方面，也從早期的浪漫主義、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政治的現實主義中擺脫出來，進行全面的現代化，獲得了若干的成績。您對目前新詩這種蓬勃的情況，
看法如何？
答：近代的詩很少讀，偶然在頗流行的雜誌上，見一些短詩，輒不忍讀下去，因為又是丈二和尚者也。其他正式的詩集，還未見過。故無從評起。
問：一九四八年路易士先生（來臺後使用筆名紀弦）自上海來臺教書，創辦《詩誌》、《現代詩》，把當年戴望舒、施螫存、戴杜衡等人組織的「現代派」的火種帶到此間，一時鼓舞了很多年輕人從事現代詩的創作，（我也是其中一位），形成一個詩的空氣最濃郁的時代一般認為臺灣詩的現代化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在這之前，臺灣本地也有不少現代詩人，不過，他們大多數是用日文寫作，光復不久，學習國語的新的一代還沒有長成，老一輩的詩人還沒有辦法跨越語言的障礙，故未能形成氣候。路易士先生你想必認識吧！不久之前，在一次文藝聚會上，他還提起你主編的《美育雜誌》，稱讀它是當時水準最高、印刷最精微的美術雜誌。在三十年代的現代派裡頭，路易士、徐遲和李白鳳算是「輩份比較小的幾位，在戴望舒筆下，路易士先生是一個「高大、蒼白而略略害羞的年輕人」。但這位「年輕人」對臺灣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血緣上，我認為戴望舒等人的現代派，是先生象徵詩（或稱神秘詩）主張的延長和發展，而路易士先生到臺灣後成立的「現代派」，又是三十年代老「現代派：的延長和發展。因此，在臺灣談到現代詩，我們很自然的便追潮到更遠的血緣—— 先生您來，關於詩的現代化，有何卓見？而您認為目前的中國新詩有沒有危機存在？
答：詩的現代化我不敢評論，若中國文字「改革」後，中國詩將再不能讀，除非先去安南住幾年，學習拼音法，再來讀中國詩文。
問：近年來，國內的現代詩人提出一個現代詩歸宗的問題，所謂歸宗，就是歸向中國詩的傳統，認為現代詩，在精神上是中國唐詩、宋詞、元曲一貫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從西方移植來的舶來文學，中國新詩走向西方而回歸東方，經歷了非常痛苦的過程，是長期的模索所得到的結果。所以新詩人研究中國古典詩的風氣日盛。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您對現代詩人如何發揚古典詩詞，持何觀點。
答：以前有人批評我的詩有很多詞的氣息在內，稍加研究，很可能為中國詞尋一條出路，為新詩尋一條出路，在新詩中安置下來，不過用羅馬字拼音法是絕不可能了。
問：國內現在的詩人中差不多有三代，剛才我提到的紀弦先生、覃子豪先生（已故）、番草（鍾鼎文）先生等是第一代，四十歲左右的屬第二代，三十歲以下的屬第三代。也有所謂「前行代」、「中間代」、「新生代」的說法，他們各有不同的表現風格和精神走向。關於前行代的作品，想先生已有印象·對於中間代和新生的作品，不知道您有沒看過？
答：對於中年一代的詩人，和第三代詩人，很少跟人談起，亦未讀過他們的作品。自從三本詩集出版以後，很少作詩，因為找不出一條正確的道路，覺得有自欺欺人之嫌，寫寫散文較輕鬆適意。自一九七一年退休以來，連寫散文亦覺多事。
問：您在海外多年，浸淫西方文學甚久，下面我想請您談談對英美現代詩壇的印象。
答：我對現代歐美詩全不注意，前年承林小姐送我一本英法對照的鮑得萊的《罪惡之花》，有時拿來吟哦一番而已。
問：在現代工商業的洪流中，舉世滔滔，詩的價值已經被貶黜為大煙囪陰影下的一名棄兒，您對整個詩這門藝術的前途作何看法？
答：我對新詩的前途頗為悲觀，亦不敢作任何期望。
問：史料上顯示，您也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在伊朗和伊拉克都出使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您是怎樣進外交部工作，並出使中東兩國的？
答：因為在上海租住郭泰祺的洋房，所以與他一家都很熟，在重慶他鬧桃色事件那年，我偶然談起欲再回外交部工作（在武漢時曾在陳友仁部下工作很短的時期），他毫無難色地請我去做專門委員，當時他沒有「你原來是藝術家」的念頭，在歐洲司第二科辦事，其實是人浮於事，無事可辦，恰恰司長梁先生。是以前認識的小同鄉，所以以後隨時都可關照，如有空缺即代提名等。果然到部不久，即有伊朗大使館一等秘書空缺，那是需要法文的工作，那時吳國植代理部長還特地去問伊朗大使，「你們國家是否通行法文？」最後事還是成了，因此不必去巴黎當二等秘書了，那豈不是冥冥中有數存焉？
伊拉克的公使館，原來有一個代理館務的虞某，那裡的公使是伊朗大使兼任的，我到伊朗不久，即代理大使館館務，大使野心勃勃到國內活動去了，我負責了半年左右，受盡了大使夫人的氣，結果他調到泰國去之前，把我調到伊拉克公使館去做受罪人，當時我很不高與，因為那裡天氣很熱，（那亦是他的陰謀）經費又少，真是像出使西域，心中很是那個，殊不知到了那裡，外交部開恩，經費加了，新的林肯牌汽車亦有了，還另撥了四千美圓為新置傢具之用，真是那害人的大使沒有想到的，我和太太為購買傢具忙了半年。那年大概是流年不利，我因邀請外交官出去打野豬，墜馬跌傷肋骨，裂了三處，至今猶有時作痛，記得當時傢具全新，汽車第一，大宴各國使節一星期，為中國使館一洗寒酸氣，我走後來了一個啞巴做代辦了。
問：一九四○年左右，您似乎在柳州待過一段時間，在那兒，您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答：那一年，（一九四○吧）柳州的司令部長官，成立一個外事組，去對付日本人的攻越戰事，由重慶各會部派一專員到柳州去，我兼外事科長，於是時時要皮靴皮帶去參加行禮，長官是客家人張發奎，對我特別客氣，有時接待法國人做翻譯工作，有時要化裝苦力，去偵探日本人的行動，那是很危險的工作，受傷丟命是很平凡的。在伊拉克捱了五年的時光，直到大陸丟了，才買棹來美國，那時部裡本叫我回臺灣的，我不願意去領新臺幣過日子，所以決定來紐約，我以無論如何上吊投大樹，在美國總比領乾薪好些。
問：二十年前，在林語堂先生編的《天風》雜誌上，曾讀到您的散文，那時就得到您仍旅居海外的印象。夏志清先生有次來信說，令公子是夏先生在美念書時的同學，也談及您在美國開農場養雞的事，可不可以談談您在紐澤西的農場生活？
答：我一家大小來美已廿三年多了，從重慶出國，已是四十年了，我和太太結婚已四十二年了，還趕不上語堂先生的金婚五十年，太太是梅縣的大族出身，其曾祖父好像在清朝做過禮部官職，故至今仍稱禮部公，其家族的叔侄從事西醫的多，她的先母是黃公度的女兒，因早逝，其父再娶熊氏，平日管理家務，很是嚴厲，教兒女亦不苟且，對朋友交際最有辦法，烹調尤其拿手，來吃過飯的，莫不嘖嘖稱道。大兒子現已五十歲，是支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太太是臺山人，故我們不怕他太過洋化，現在他在夏威夷大學任副教授，有子女三人，長女已為大學三年級生，幼兒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碩士、耶魯大學化學學士，現在紐約任英文編輯工作，他擅長英文寫作，曾花三年功夫，寫成一部鉅著，正待出版，他尚未結婚，住在紐約市，每兩星期回來聚餐一次，頗有中國人的孝思，每次回來必往唐人街買一大盒食物回來共享。我在初到美國時，不知用什麼去謀生，又不想照老法子去做餐館或洗衣服，後來看見有外交部某君，在紐澤西買一農場，成本不多，似乎甚有遠景，我亦只好照樣去買十五畝的小農場，由銀行押款一部份，起初甚有起色，雞蛋漲至七角五分一打，經之營之，規模愈擴愈大，地皮由十五畝增至廿五畝，房屋亦數次拓展，共有三萬方尺的雞房，本可值得三萬四萬圓的，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穀賤傷農，蛋價一落千丈，欠了銀行一萬七千餘元，迫得將機器房屋全部放棄，棄甲曳兵而走，次兒計代我們墊了四五千元血汗錢，白白辛苦了七八年寶貴的歲月，始來紐約謀生，幸有雕刻藝術一技之長，否則危險極了。
問：在您知識成長過程中，影響你最深的書是什麼？
答：從小學時代影響我最大的是《左傳》與《幼學瓊林》，外國書則為《戰爭與和平》、《群鬼之家》及泰戈爾新月詩集，其他名著讀的不多。
問：在您過去那麼多年所出版的詩集、散文及小說中，哪一部你最滿意？
答：我於痛定思痛之餘，比較滿意的是最後一部詩集《為幸福而歌》，那裡有無涯的幻想，喁喁的情話，令人生出無限的想像，不像初期的作品《微雨》，如無韁之馬，人們攻擊最多的亦在此處。
問：近十多來中國大陸有些寫現代新文學史的人如王瑤之流，常常把先生和戴望舒的作品列為不健康的，有毒素的，這在前面已經談到了一些。最近我去了一趙東南亞，在星加坡、香港一帶看到這方面的資料，在這些中共或左翼文人新編的書刊中，對先生的污蔑更甚，他們指責您的詩是「反動的」，「迴避時代洪流的」，說先生作品中的特色，如利用文言文狀事寫振物的詞彙，補充詩思和想像；曖昧難解的意象和奇異的形式，不過是為了掩飾頹廢的「反動」內容罷了，對於這，先生有何意見？
答：大陸上近年來的人思想奇特，已不是廿一世紀的人的頭腦，與我們已隔離了至少五百年，一個詩人，要怎樣努力去想像，才能適合所謂「馬克斯社會主義」的構想，除非別的水星出一個天才，能寫簡體字，做出「新社會主義的理想」來，他們這樣批評我，認為我的詩是不合青年人吟詠胃口的，因為他們居住在一個「新世界」，沒有豐富的想像力去消化這些幻想材料，我想要從西安或陝北居住久了的人，才能適合他們的胃口，我們居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社會，真不敢想什麼才適合他們的胃口，我心目中想像，大陸的作品，總脫離不了勞動、鬥爭·結合、生產、「政治掛師」、「赤腳醫生」、「老中青三結合」、「鬥倒」、「鬥臭」...這樣名詞一大堆，叫詩人怎樣去下筆，故不敢期望這世紀有什麼奇蹟出現。
問：從您寄來的一輯生活照看來，先生精神矍鑠，神采奕奕，望之如五十許人，真看不出您已是七十四歲詩翁！請談談先生退休後的生活安排。
答：（我們在長島預買一座墳地，誰先死即誰埋在下層，後死的佔上層，以免臨時張皇失措）。自一九七一年經過經過第二次心臟毛病之後，即毅然辭去一切工作，退休在家。第二次之打擊，特別厲害，在醫院裡住了一星期，幸遇高明的意大利醫生，改INDEALL，心即不再作痛，若仍用以前之PERITRAT則必不可救藥，因為此藥片根本不生效力，再多吃亦無用，我相信很多醫生仍是蒙查查，繼續使用，冤哉人命也。我身體狀況甚佳，無其他毛病，時常做徒手運動，只是有時失眠，須服安眠藥，我相信要活至八十餘歲，不是困難的事，我母親是八十五歲才被迫害而死，否則至少可活至九十歲，以我現在的年齡，對什麼都是悲觀，覺得眾生都要死亡，去結束生命，實在是悲哀的事，恐龍巨象也要一死，散步時，覺得一樹一花的壽命都比自己長些，一石一橋都比我們長久，我們死後與草木同腐，了無痕跡，只給人記下一名字而已，我們無宗教的意識，死了可登天堂的夢話，絕對騙不了我們成年人，我寧願猝然暈倒死去，不要像我父親死以前一樣，尚有知覺，兒孫跪床痛哭，自己慢慢失去知覺（假定如此）而至氣絕。後來我才知他患的是腎臟炎，腰子失去了效用，而不要能濾清尿毒，致血中尿毒，當時全縣找不到一個中西醫（一九一五年左右），說得出是什麼病，現在中醫多用杜仲，西醫則用安氏補腎丸，亦只聊勝於無耳。
問：最近有什麼新的寫作計劃？
答：文學創作方面，差不多已經完全停止，只偶而寫點舊詩聊以自娛而已。
問：先生的宗教觀念如何？
答：中國的家庭多數是崇信佛教的，我的家族當然不能例外。我自小即受佛教的薰陶，以為人死了一定要過惡狗崗，死後要帶些麵飯去餵狗，免受其追趕。又相信死後將遇見已死的親屬，重溫感情，若是生平作過惡事的，則將在地獄中受罪或受割舌之刑，苦不堪言，種種說法無可懷疑，絕對真實。去年有一對信教的同鄉來紐約長住，其太太是我太太四十年前同學，異地重逢，非常高興，以是常來邀我們去參加開祈禱會，一見之下，一般兄弟姐妹十分友好，親熱交談，則非常有益，大家一齊唱詩，亦甚有意義，但久而久之，我們對讀聖經始終格格不入。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在不久的將來，要復活來到世上，救濟我們，把我們帶入天國去做人，在天國可以和一家人親屬團聚，是何等快樂的境界。
但談到耶穌使人不無懷疑，死了一千九百七十四年的人，怎樣能復活起來做救世的工作呢？他們言之鑿鑿，認為真有其事，那未免太天真了。耶穌信徒多人，有哪一個曾復活過的？生物中有那一個會死而復活的？以前有兩個德國老太太，是我們的鄰居，彼此相處很好，也常常請她們來我家吃中國菜，但是去年她們兩位都已逝世，死前也沒有見她們，兩位都孑然一身。但一生信教甚篤，也不能補救她們的孤苦伶仃，惟有默禱，此日到天堂去居住，補償她們在塵世的孤苦生活。今晨接到一個親戚來信，使我很驚異，她向來是不信宗教的，現在也談起宗教來，並說希望不久耶穌將復活到這世界來，帶我們到天堂去，共享榮華，脫離塵世的苦厄。天呀，原來她受了感化，亦信天堂樂土之說了！只怪自己不長進，永遠食古不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寫於紐約長島
文學研究 2007 秋之卷（第七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愛讀書 《當代世界詩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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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讀書《當代世界詩抄》 |
米華殊等著，陳黎、張芬齡譯，花蓮縣文化局出版
環 遊世界的方式，也有如此奢華的一種——搭乘各國詩人作品如同魔毯，隨時起飛。由陳黎和張芬齡合譯的《當代世界詩抄》，便提供一張這樣的登機券。兩人動土於 1970年代末的譯詩工程，從資料蒐得不易的彼時，多年來已甚有規模地譯出聶魯達與辛波絲卡等多位的詩集。《當代世界詩抄》則收錄來自32國的69位詩 人，共333首詩作。最長者為波蘭詩人米華殊（Czeslaw Milosz, 1911-2004），最年輕者為冰島詩人布拉奇（Steinar Bragi, 1975-），其中，不乏數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布洛斯基或勒．克萊喬，更有多位呼聲頗高者，如博納富瓦、歐爾、阿都尼斯、高銀……補齊了台灣讀者相對罕 見的異國詩風景。做為一名優秀的詩人，陳黎視翻譯為「閱讀與創作兩者的替代」，在後記〈甜蜜的辛苦〉中自剖「翻譯像捕蝶」，同時，「翻譯也像遊戲」，秀異 的詩作，總靜靜滲透著那雙企圖「把自己閱讀到的感動具體、清楚地傳遞給別人」的眼睛。 （Radio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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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1986和1994 出版過兩本《李金髮評傳》《死神唇邊的笑-傳李金髮評》
應把他當作一個人來談 而不是法國人自作多情的以為是翻譯其象徵派詩之詩人
我只讀過楊允達《李金髮評傳》 覺得它雖然可能是法國的博士論文 不過可以速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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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路典藏作品選】棄婦 ／ 李金髮長髮披遍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蟲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游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戚惟遊蜂之腦能深印著；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煙突裏飛去，
長染在游鴨之羽，
將同樓止於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之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草地
為世界之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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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李金髮
李金髮，又名淑良、遇安，廣東梅縣人，一九○○年生，一九七六年辭世。小學畢業後曾到香港羅馬學院學習，一九一九年赴法國留學，在巴黎美術大學學習雕 塑。一九二五年回國，歷任南京美術學校校長，中央大學副教授，杭州西湖藝術院教授，抗戰前，赴廣州，任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流 亡越南，一九四○年由越返回韶關，創辦《文壇》雜誌，一九四一年到重慶，一九四二年任駐伊拉克大使館代辦等職，一九五一年後，一直寄居美國，在紐澤西開辦 農場，過著退隱的生活。著有詩集《微雨》、《食客與凶年》、《為幸福而歌》及論著《法國文學ABC》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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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30
瘂弦
李金髮先生答我二十問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曾撰文對李金髮先生的作品作一回顧和評介，發表後，很多朋友都提出修正和補充的資料。因此，更增加了我對李氏作品繼續發掘研究的興趣。一九七四年夏天，夏志清先生來信提及李先生，說他在學生時代與李先生的長公子是同班同學，據云當時李家正在美國紐澤西開農場，不過，這也是幾十年前舊事了，時隔多年，是否另有遷移就不得而知了。於是，經我多方打聽，終於在一個朋友處得到了李先生十五年前的舊址，就試投了一封信去，其實也不抱什麼希望。誰知道，居然來了回信，實令我喜出望外。李先生的回信是這樣的：
瘂弦先生：
先生遠道來書，十分感激。髮自前年退休後，已少作品問世，雖偶然在香港報紙寫些小品，那亦是舊作重訂，因年紀日大，對寫作已不能運用裕如，故以閱讀為多，不常提筆。想不到你竟對我這七十四高齡的老朽發生興趣，真是廿一世紀的奇蹟。
你這名字很耳熟，好像十多前見過你的文章，不知是《蕉風》或香港的《文壇》，因為名字很特別，所以，不易忘記，如今，想你已是著作等身子。歲月久了，人的經驗隨之增進，你必有大大的成就吧！人到晚年，其實時間很多，但反而不敢做詩，再者，體裁也有問題，故不便輕易塗抹，暇時，僅看看書報，反而輕鬆，容易過日子，現在很少與文藝界來往，在紐約，寫作的人是鳳毛麟角。
信末自署「髮翁」
從這以後，又連續通了好幾封信，最初，我發覺他對臺灣的了解非常有限，對我們的文藝界也很陌生，因此，當我向他提出書面訪問的請求時：他一度頗為躊躇，幾封信過後，他終於答應了下來，不但對我在信上提出的二十個問題一一作答，並且還寄來了許多珍貴的照片。
在這二十個問題中，我也藉著問話希望引發他多談談他的詩觀，尤其對當前我國現代詩的看法，但是，他似乎不願多談，令人不免有些失望。美國詩人佛洛斯特說：「年輕時我不敢作急進派，恐怕年老時我會保守起來。」難道髮翁也有這樣的感喟嗎？
關於李先生的作品資料，承友人的幫助，一年來續有發現。夏志清先生為我影印了《為幸福而歌》（一九二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全部，花了他不少的時間；黃伯飛先生查了幾家圖書館，也為我尋到《異國情調》（詩、散文、小說合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慶商務印書館行印）；婁子匡先生更寄贈了李主編的一本民謠集《嶺南戀歌》（一九七○年臺北東方文化書局重印） ；傳敏先生將珍藏多年的《為幸福而歌》初版本也慨允借閱，這些書就連李先生自己都沒有了，實在珍貴之至“另外，葉珊（楊牧）、唐文標、劉紹銘、翱翱、王潤華、袁則難、董橋、譚雅倫、莊因等先生也提供了很多資料及補充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李先生的著作，重要的，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詩集《食客與凶年》（一九二七），他自己存有的。比較難找的是北新書局出版的《微雨》（一九二五） ，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倫敦幾個重要的圖書館都託人問過了，均無所獲，目前，我仍在繼續搜尋中，希望和我同樣具有「歷史癖」的同好，提供卓見及線索，使李金髮先生作品的整理工作，日臻完善，將來如能出一套《李金髮全集》，應是一項詩壇盛事，而這位已故的文壇元老也庶幾可在九泉之下捋髯微笑了。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李先生最後一次接受訪問，他還說，我是他最後的一位文藝界的朋友。一九七六年冬，我特地到美國新澤西去拜望他，可惜的是，先生已在一星期前離開了我們，緣慳一面，委實令人遺憾。茲把當年的通信和訪問錄重新整理，交由香港《文學研究》發表，以示對先生的懷念。
李金髮先生賜答二十問
瘂弦先生：承寄訪問各題經已答就呈上，此文大約只能寫五六千字，再多則嫌嚕囌。另遵囑選寄紀念照片二十餘幀，可用則用不必勉強，用後即請寄回。年老神志不清，提筆常有錯誤，尚盼年輕人糾正之。髮翁時年七十有四
問：在大著《飄零閒筆》《文藝生活的回憶》一文中，先生記述了不少早年的生活情形。從一九一九年夏天以「勤工儉學生」的身份，負笈巴黎，優遊羅馬、柏林，寫作《微雨》、《食客與凶年》，受到周作人氏的賞識：一九二八年回國參加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寢中山陵建造籌備工作；結識劉海粟、鄭振鐸、沈雁冰，創
辦《美育雜誌》，出版《為幸福而歌》；到一九三八年出任南京市立美術學校校長，創設《文壇雜誌》，縱橫二十年。讀後，不但可瞭解先生個人文學、藝術事業發展的軌跡，也可認識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真貌，實在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只是，在那篇文章中，有關先生在一九一九以前的生活情形，卻很少提及，可不可以請您談談？
答：回溯起來，可以說我幼年失學，小時也沒有像某些才子，一目數行，過目不忘，或年方八歲，即能讀《資治通鑑》云云。記得我六歲才開始「破學」，在蒙館老先生督促之下，認識不少字。以後又讀《左傳》、《詩經》、《幼學瓊林》，後來也讀唐詩，很少講解。十五歲才進城裡讀高等小學，混了三年，得王漱眉先生小心講解，稍通古文，因為沒有數理化的根底，致不敢去考省立中學，眼巴巴看著同時入城求學的姪兒在那兒畢業，在學生會裡出風頭，後來走投無路，心血來潮，毅然與幾個異姓同學，到香港去讀書。那時的英文程度，是一書一狗一貓，到了香港之後，只能進英文補習學校，後來經同鄉某介紹去見羅馬書院一位牧師，他聽我唸了一些課本之後，准許我到第五班上課，其實我只能讀二三年級的，上課幾個月之後，仍是丈八和尚，令我十分灰心，對同學問不勝問。當時正是第一次大戰完結，決意搭船回家，度歲再作計較。
到家不久，有位在復旦中學的同學來信，邀我到上海去就學，我於是束裝就道，不管十里洋場，天高地厚，到了上海之後，才知道他是調兒郎當，在復旦附中混讀，不三不四。那時正是留法勤工儉學最熱鬧之時，聽說第六期的人馬即將放洋，在旅店整裝待發的，不下八九十人，於是我們請准家長，拿足三百圓大洋，即日登記放洋。那時本已考好了留法預備學校，學費亦交了，只好轉讓給一位廣西同學，將錢收回，還有刀鋸斧鑿，亦給他使用了。
問：您曾經說過，在歐洲時常讀人道主義的讀物，漸漸感到人類社會罪惡太多，不免有憤世嫉俗的氣味，漸漸的喜歡頹廢派的作品，波德萊的《罪惡之花》及Verlaine的詩集，看得手不釋卷，於是逐漸醉心象徵派的作風。朱自清先生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您是把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介紹到中國詩裡的第一人。您是不是就這方面再詳細的談一談。譬如說：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對你的作品影響如何？
答：初到法國即喜讀莫泊桑·阿爾方時多德的作品，後來到了巴黎，則開始讀魏爾崙的詩集，因為他是「有毒」的，最合年輕人的胃口，當然不能全部了解。大約在一九二三年，即開始寫《微雨》，一九二三年在柏林開始寫《食客與凶年》，一九二四年繼續寫《為幸福而歌》。那時不常讀到國內的作品，只偶然與周作人先生有書信往還，我兩本詩集亦多蒙他推薦給北新書局，這亦是我的幸運，否則這「有毒的」東西，實不容易遇見一個伯樂的，何況在一九二○年代哉！至於我的詩是無可否認的象徵派作品，然起初只知是一種體裁，無所謂象徵派，後來國內的人通稱為象微派·頹廢派，而今已垂五十年了。我毋寧說我的詩為神秘派。我於一九二五年讀了很多意大利鄧南遮的詩集，亦覺其很有神秘氣息，國人更看不懂了。
問：早年的「勤工檢學」留學生，俊偉之士固然很多，庸庸碌碌之輩亦復不少，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在以後的中國文化界甚至政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正負雙方面的影響都有）。是否請您回憶一下當年您的交遊情形？
答：我去歐洲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終了時，那時大教堂的鐘聲大響，好像是昨天的事。同船的亡命之徒，有李立三、王若飛、徐特立及許多不見經傳的湖南仁兄，講起話來，口沬橫飛，滿口湘潭口音，現在也恐已早登鬼錄了。這些人，一個月恐怕沒洗澡一次，在學校裡又沒有人搭理，故床布污穢不堪，在街上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在外國與外人老死不相往來，況且初到學校即吃毒菌，死了兩位。自身是學生身份，至多與相識的同學偶然過從，此外是自己的教授偶然問難。至若與部長將軍議員往來絕對沒有的事。做學生也沒有錢請人吃魚翅，中國飯一日兩餐，跑到廉價的大眾飯店去吃便宜飯，回來還要替貧窮同學剪過長的頭髮〔現在做了大院長，也記不得這些貧苦的日子了。）一個姓梅的同鄉，家富百萬，到法國後，沒有讀得一張文憑，我與吳姓的同學，常取笑他遲起身，（因為昨夜有女友同住）因為他中文太差，我們常以查字典的法子與他輸賭，如某字查不到，則要請吃草莓一斤，他每次必敗，他到巴黎垂十年，一事無成，只好回南洋去結婚。後來聞說神經病（花柳入腦）發作，在新房裡大小便，卒之離婚死亡。有錢誤子弟有此結局者，還有一個姓「y」的同學，家本貧寒，奈其兄愛之特甚，無時不望其弟得博士歸來，光大門楣，故金錢供應，惟恐不及，奈這位老弟，則命帶桃花，在紙醉金迷之花都，特長跳舞，任何貨腰女郎，他招之則來，每夜三百法郎，棄之如敝履，而乃兄則須操作竟日也。某年返滬，忽兩腳酸軟，不能步行，驗之則為第二期之梅毒，何時第三期則不甚了了。此公頗有點總明，向外則稱入了某大學、某某系，但始終得不到一張碩士文憑，後來返國，只靠同班之中已有地位同學，寫八行箋，才覓得一碗飯吃吃，但學生愈來愈少，卒不了了之。我出國之時，他猶在歌樂山某校大彈其三弦，現恐已作古矣。
問：從藝壇前輩的文章中得知，先生也精雕塑藝術，可惜余生也晚，沒有能夠看到您的作品，從您首次寄來的雕塑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出您在這方面的造諧甚深。一九三一年雕造的上海南京戲院屋前之浮雕，雖然圖片不甚清楚，但仍可想見其瑰麗宏偉，而廣州黃花岡上那尊鄧鏗銅像，豪氣干雲，尤其充份表現了一位革命者的凜然風範。伍延芳的塑像，也給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過的當代中國塑雕家的人像作品中，還很少有人能及得上您這個水準。是不是跟我們談談的您的雕塑生活。
答：你所說的伍廷芳銅像在越秀山，鄧鏗像在黃花岡（由廣九車站移去的），另外還有馬祥斌銅像在蚌埠，及五六尊蔣總統半身銅像在南京各學校，蔡元培、陳友仁及唐夫人半身像散佈各地，在廣州亦還塑了幾尊紀念家族銅像。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寓所塑了一尊中山先生半身像，以備大銅像之用的，足足花了二年，到後來頭獎給人家得去了，此像亦無人保存“我自己回廣州去做校長，此後再無人注意此像，記得在廣州亦做過一個古應芬半身像，伸采奕奕，後來銅像無下文，原模型亦被丟棄了。記得一九二二年，塑了一個中國同學的頭像，竟得秋季大展覽接受。以後很少拿去展覽了。
說起造銅像是很偶然的。我返國之時，國內不識什麼人，亦沒有職業，起初劉海栗寫信來，要我去教授雕刻，每月一百圓國幣，到滬後始知是空頭支票，因為沒有人選雕塑課，他請不起，故只得落空，使我在開學時，幾乎下不了臺，後來虧他好意，寫信介紹我給楊杏佛，欲謀中山先生銅像工作，事雖不成，幸而認識孫哲先生，每月奉送二百圓，後又得做重慶公園中山銅像得以維持下去，到武昌中山大學去，亦是借孫哲先生之力保薦進去的。
在一九三○年。我還在杭州美專教書，捱得無聊，很想另圖發展，乃趁暑假之便，走訪住在嶺南大學的郭泰祺，原想再入外交部工作，那時正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廣東政府不知怎樣，忽然要做銅像來紀念伍廷芳，他們知道我是做銅像的「專家」，即刻決定請我去做這個工作，不用到外交部去找差事，當即著傅秉常次長負此責任，簽約付款，一拍即合，因此放棄了兩年寫作的生活，接著又做鄧鏗的銅像，那時設廠招工，確實生活自由，不需再去找八行箋了“當時美國正鬧大不景氣，而我則春風得意哩！那年還做了四十五呎長浮雕，就是您剛剛提到在上海南京戲院的那座。其實都是不成熟的作品，謝謝您的謬賞。
問：在三十三期的《創世紀詩刊》上，我以《中國象徵主義的先驅者》為題，介紹過先生的生平和作品，肯定您在中國現代詩壇的地位和貢獻，引起許多年輕人的共鳴。事實上，沒有您和戴望舒先生的鋪路工作，中國現代詩不會有今天的成績。可是，在您那個年代的文壇，除了周作人、朱自清等少數具有文學遠見的人承認您作品的價值外，其他大多投以嘲弄的眼光，抱怨說看不懂，斥先生為「詩怪」，左翼文人更污衊先生為文壇的「逆流」「反動」。我覺得先生是詩壇四十年來最受誤解、最受委曲的作家，對這點，您有什麼看法。
答：我刊行過三本詩集— 《微雨》、《食客與凶年》、《為幸福而歌》，前二者周作人介紹給北新書局出版的，前面已經提過，後者是在上海時得鄭振鐸的助力出版的，當時「文學研究會」的人很多，我多半不認得。他們說我的詩他們看不懂，我滿不在乎，只認為他們淺薄而已。每一個時代凡創始之事業，必有人反對或譏諷，到頭來必得大白於天下，羅丹當年的黃銅時代，人皆譏其從人尸上脫胎出來的，諸如此類之事，屢見不鮮，又何足氣憤哉。鄭振鐸君，是個好人，可惜死於非命，每一念及，無限悒鬱。當年受人人歡迎的詩，是草兒在前，牛兒在後，或牛油麵包真新鮮，家鄉茶葉不費錢，或我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的招牌，從今掛不起了，或是獨在寒窗學畫蛇，如此下去，則不成其為時矣，只是歌謠而己，又或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側，鳥去水長流，此影何曾從？冰心的詩，當年很受人歡迎，後來很多學樣的。就是拿英美浪漫派的詩，也有幾分隱藏性質，不是如適之之開門見山者也。
問：臺灣的詩壇也相當的興旺，刊物很多，新人輩出。在量的方面，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二十多年，詩讀物出版的數目已超過了「過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在質的方面，也從早期的浪漫主義、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政治的現實主義中擺脫出來，進行全面的現代化，獲得了若干的成績。您對目前新詩這種蓬勃的情況，
看法如何？
答：近代的詩很少讀，偶然在頗流行的雜誌上，見一些短詩，輒不忍讀下去，因為又是丈二和尚者也。其他正式的詩集，還未見過。故無從評起。
問：一九四八年路易士先生（來臺後使用筆名紀弦）自上海來臺教書，創辦《詩誌》、《現代詩》，把當年戴望舒、施螫存、戴杜衡等人組織的「現代派」的火種帶到此間，一時鼓舞了很多年輕人從事現代詩的創作，（我也是其中一位），形成一個詩的空氣最濃郁的時代一般認為臺灣詩的現代化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在這之前，臺灣本地也有不少現代詩人，不過，他們大多數是用日文寫作，光復不久，學習國語的新的一代還沒有長成，老一輩的詩人還沒有辦法跨越語言的障礙，故未能形成氣候。路易士先生你想必認識吧！不久之前，在一次文藝聚會上，他還提起你主編的《美育雜誌》，稱讀它是當時水準最高、印刷最精微的美術雜誌。在三十年代的現代派裡頭，路易士、徐遲和李白鳳算是「輩份比較小的幾位，在戴望舒筆下，路易士先生是一個「高大、蒼白而略略害羞的年輕人」。但這位「年輕人」對臺灣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血緣上，我認為戴望舒等人的現代派，是先生象徵詩（或稱神秘詩）主張的延長和發展，而路易士先生到臺灣後成立的「現代派」，又是三十年代老「現代派：的延長和發展。因此，在臺灣談到現代詩，我們很自然的便追潮到更遠的血緣—— 先生您來，關於詩的現代化，有何卓見？而您認為目前的中國新詩有沒有危機存在？
答：詩的現代化我不敢評論，若中國文字「改革」後，中國詩將再不能讀，除非先去安南住幾年，學習拼音法，再來讀中國詩文。
問：近年來，國內的現代詩人提出一個現代詩歸宗的問題，所謂歸宗，就是歸向中國詩的傳統，認為現代詩，在精神上是中國唐詩、宋詞、元曲一貫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從西方移植來的舶來文學，中國新詩走向西方而回歸東方，經歷了非常痛苦的過程，是長期的模索所得到的結果。所以新詩人研究中國古典詩的風氣日盛。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您對現代詩人如何發揚古典詩詞，持何觀點。
答：以前有人批評我的詩有很多詞的氣息在內，稍加研究，很可能為中國詞尋一條出路，為新詩尋一條出路，在新詩中安置下來，不過用羅馬字拼音法是絕不可能了。
問：國內現在的詩人中差不多有三代，剛才我提到的紀弦先生、覃子豪先生（已故）、番草（鍾鼎文）先生等是第一代，四十歲左右的屬第二代，三十歲以下的屬第三代。也有所謂「前行代」、「中間代」、「新生代」的說法，他們各有不同的表現風格和精神走向。關於前行代的作品，想先生已有印象·對於中間代和新生的作品，不知道您有沒看過？
答：對於中年一代的詩人，和第三代詩人，很少跟人談起，亦未讀過他們的作品。自從三本詩集出版以後，很少作詩，因為找不出一條正確的道路，覺得有自欺欺人之嫌，寫寫散文較輕鬆適意。自一九七一年退休以來，連寫散文亦覺多事。
問：您在海外多年，浸淫西方文學甚久，下面我想請您談談對英美現代詩壇的印象。
答：我對現代歐美詩全不注意，前年承林小姐送我一本英法對照的鮑得萊的《罪惡之花》，有時拿來吟哦一番而已。
問：在現代工商業的洪流中，舉世滔滔，詩的價值已經被貶黜為大煙囪陰影下的一名棄兒，您對整個詩這門藝術的前途作何看法？
答：我對新詩的前途頗為悲觀，亦不敢作任何期望。
問：史料上顯示，您也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在伊朗和伊拉克都出使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您是怎樣進外交部工作，並出使中東兩國的？
答：因為在上海租住郭泰祺的洋房，所以與他一家都很熟，在重慶他鬧桃色事件那年，我偶然談起欲再回外交部工作（在武漢時曾在陳友仁部下工作很短的時期），他毫無難色地請我去做專門委員，當時他沒有「你原來是藝術家」的念頭，在歐洲司第二科辦事，其實是人浮於事，無事可辦，恰恰司長梁先生。是以前認識的小同鄉，所以以後隨時都可關照，如有空缺即代提名等。果然到部不久，即有伊朗大使館一等秘書空缺，那是需要法文的工作，那時吳國植代理部長還特地去問伊朗大使，「你們國家是否通行法文？」最後事還是成了，因此不必去巴黎當二等秘書了，那豈不是冥冥中有數存焉？
伊拉克的公使館，原來有一個代理館務的虞某，那裡的公使是伊朗大使兼任的，我到伊朗不久，即代理大使館館務，大使野心勃勃到國內活動去了，我負責了半年左右，受盡了大使夫人的氣，結果他調到泰國去之前，把我調到伊拉克公使館去做受罪人，當時我很不高與，因為那裡天氣很熱，（那亦是他的陰謀）經費又少，真是像出使西域，心中很是那個，殊不知到了那裡，外交部開恩，經費加了，新的林肯牌汽車亦有了，還另撥了四千美圓為新置傢具之用，真是那害人的大使沒有想到的，我和太太為購買傢具忙了半年。那年大概是流年不利，我因邀請外交官出去打野豬，墜馬跌傷肋骨，裂了三處，至今猶有時作痛，記得當時傢具全新，汽車第一，大宴各國使節一星期，為中國使館一洗寒酸氣，我走後來了一個啞巴做代辦了。
問：一九四○年左右，您似乎在柳州待過一段時間，在那兒，您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答：那一年，（一九四○吧）柳州的司令部長官，成立一個外事組，去對付日本人的攻越戰事，由重慶各會部派一專員到柳州去，我兼外事科長，於是時時要皮靴皮帶去參加行禮，長官是客家人張發奎，對我特別客氣，有時接待法國人做翻譯工作，有時要化裝苦力，去偵探日本人的行動，那是很危險的工作，受傷丟命是很平凡的。在伊拉克捱了五年的時光，直到大陸丟了，才買棹來美國，那時部裡本叫我回臺灣的，我不願意去領新臺幣過日子，所以決定來紐約，我以無論如何上吊投大樹，在美國總比領乾薪好些。
問：二十年前，在林語堂先生編的《天風》雜誌上，曾讀到您的散文，那時就得到您仍旅居海外的印象。夏志清先生有次來信說，令公子是夏先生在美念書時的同學，也談及您在美國開農場養雞的事，可不可以談談您在紐澤西的農場生活？
答：我一家大小來美已廿三年多了，從重慶出國，已是四十年了，我和太太結婚已四十二年了，還趕不上語堂先生的金婚五十年，太太是梅縣的大族出身，其曾祖父好像在清朝做過禮部官職，故至今仍稱禮部公，其家族的叔侄從事西醫的多，她的先母是黃公度的女兒，因早逝，其父再娶熊氏，平日管理家務，很是嚴厲，教兒女亦不苟且，對朋友交際最有辦法，烹調尤其拿手，來吃過飯的，莫不嘖嘖稱道。大兒子現已五十歲，是支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太太是臺山人，故我們不怕他太過洋化，現在他在夏威夷大學任副教授，有子女三人，長女已為大學三年級生，幼兒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碩士、耶魯大學化學學士，現在紐約任英文編輯工作，他擅長英文寫作，曾花三年功夫，寫成一部鉅著，正待出版，他尚未結婚，住在紐約市，每兩星期回來聚餐一次，頗有中國人的孝思，每次回來必往唐人街買一大盒食物回來共享。我在初到美國時，不知用什麼去謀生，又不想照老法子去做餐館或洗衣服，後來看見有外交部某君，在紐澤西買一農場，成本不多，似乎甚有遠景，我亦只好照樣去買十五畝的小農場，由銀行押款一部份，起初甚有起色，雞蛋漲至七角五分一打，經之營之，規模愈擴愈大，地皮由十五畝增至廿五畝，房屋亦數次拓展，共有三萬方尺的雞房，本可值得三萬四萬圓的，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穀賤傷農，蛋價一落千丈，欠了銀行一萬七千餘元，迫得將機器房屋全部放棄，棄甲曳兵而走，次兒計代我們墊了四五千元血汗錢，白白辛苦了七八年寶貴的歲月，始來紐約謀生，幸有雕刻藝術一技之長，否則危險極了。
問：在您知識成長過程中，影響你最深的書是什麼？
答：從小學時代影響我最大的是《左傳》與《幼學瓊林》，外國書則為《戰爭與和平》、《群鬼之家》及泰戈爾新月詩集，其他名著讀的不多。
問：在您過去那麼多年所出版的詩集、散文及小說中，哪一部你最滿意？
答：我於痛定思痛之餘，比較滿意的是最後一部詩集《為幸福而歌》，那裡有無涯的幻想，喁喁的情話，令人生出無限的想像，不像初期的作品《微雨》，如無韁之馬，人們攻擊最多的亦在此處。
問：近十多來中國大陸有些寫現代新文學史的人如王瑤之流，常常把先生和戴望舒的作品列為不健康的，有毒素的，這在前面已經談到了一些。最近我去了一趙東南亞，在星加坡、香港一帶看到這方面的資料，在這些中共或左翼文人新編的書刊中，對先生的污蔑更甚，他們指責您的詩是「反動的」，「迴避時代洪流的」，說先生作品中的特色，如利用文言文狀事寫振物的詞彙，補充詩思和想像；曖昧難解的意象和奇異的形式，不過是為了掩飾頹廢的「反動」內容罷了，對於這，先生有何意見？
答：大陸上近年來的人思想奇特，已不是廿一世紀的人的頭腦，與我們已隔離了至少五百年，一個詩人，要怎樣努力去想像，才能適合所謂「馬克斯社會主義」的構想，除非別的水星出一個天才，能寫簡體字，做出「新社會主義的理想」來，他們這樣批評我，認為我的詩是不合青年人吟詠胃口的，因為他們居住在一個「新世界」，沒有豐富的想像力去消化這些幻想材料，我想要從西安或陝北居住久了的人，才能適合他們的胃口，我們居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社會，真不敢想什麼才適合他們的胃口，我心目中想像，大陸的作品，總脫離不了勞動、鬥爭·結合、生產、「政治掛師」、「赤腳醫生」、「老中青三結合」、「鬥倒」、「鬥臭」...這樣名詞一大堆，叫詩人怎樣去下筆，故不敢期望這世紀有什麼奇蹟出現。
問：從您寄來的一輯生活照看來，先生精神矍鑠，神采奕奕，望之如五十許人，真看不出您已是七十四歲詩翁！請談談先生退休後的生活安排。
答：（我們在長島預買一座墳地，誰先死即誰埋在下層，後死的佔上層，以免臨時張皇失措）。自一九七一年經過經過第二次心臟毛病之後，即毅然辭去一切工作，退休在家。第二次之打擊，特別厲害，在醫院裡住了一星期，幸遇高明的意大利醫生，改INDEALL，心即不再作痛，若仍用以前之PERITRAT則必不可救藥，因為此藥片根本不生效力，再多吃亦無用，我相信很多醫生仍是蒙查查，繼續使用，冤哉人命也。我身體狀況甚佳，無其他毛病，時常做徒手運動，只是有時失眠，須服安眠藥，我相信要活至八十餘歲，不是困難的事，我母親是八十五歲才被迫害而死，否則至少可活至九十歲，以我現在的年齡，對什麼都是悲觀，覺得眾生都要死亡，去結束生命，實在是悲哀的事，恐龍巨象也要一死，散步時，覺得一樹一花的壽命都比自己長些，一石一橋都比我們長久，我們死後與草木同腐，了無痕跡，只給人記下一名字而已，我們無宗教的意識，死了可登天堂的夢話，絕對騙不了我們成年人，我寧願猝然暈倒死去，不要像我父親死以前一樣，尚有知覺，兒孫跪床痛哭，自己慢慢失去知覺（假定如此）而至氣絕。後來我才知他患的是腎臟炎，腰子失去了效用，而不要能濾清尿毒，致血中尿毒，當時全縣找不到一個中西醫（一九一五年左右），說得出是什麼病，現在中醫多用杜仲，西醫則用安氏補腎丸，亦只聊勝於無耳。
問：最近有什麼新的寫作計劃？
答：文學創作方面，差不多已經完全停止，只偶而寫點舊詩聊以自娛而已。
問：先生的宗教觀念如何？
答：中國的家庭多數是崇信佛教的，我的家族當然不能例外。我自小即受佛教的薰陶，以為人死了一定要過惡狗崗，死後要帶些麵飯去餵狗，免受其追趕。又相信死後將遇見已死的親屬，重溫感情，若是生平作過惡事的，則將在地獄中受罪或受割舌之刑，苦不堪言，種種說法無可懷疑，絕對真實。去年有一對信教的同鄉來紐約長住，其太太是我太太四十年前同學，異地重逢，非常高興，以是常來邀我們去參加開祈禱會，一見之下，一般兄弟姐妹十分友好，親熱交談，則非常有益，大家一齊唱詩，亦甚有意義，但久而久之，我們對讀聖經始終格格不入。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在不久的將來，要復活來到世上，救濟我們，把我們帶入天國去做人，在天國可以和一家人親屬團聚，是何等快樂的境界。
但談到耶穌使人不無懷疑，死了一千九百七十四年的人，怎樣能復活起來做救世的工作呢？他們言之鑿鑿，認為真有其事，那未免太天真了。耶穌信徒多人，有哪一個曾復活過的？生物中有那一個會死而復活的？以前有兩個德國老太太，是我們的鄰居，彼此相處很好，也常常請她們來我家吃中國菜，但是去年她們兩位都已逝世，死前也沒有見她們，兩位都孑然一身。但一生信教甚篤，也不能補救她們的孤苦伶仃，惟有默禱，此日到天堂去居住，補償她們在塵世的孤苦生活。今晨接到一個親戚來信，使我很驚異，她向來是不信宗教的，現在也談起宗教來，並說希望不久耶穌將復活到這世界來，帶我們到天堂去，共享榮華，脫離塵世的苦厄。天呀，原來她受了感化，亦信天堂樂土之說了！只怪自己不長進，永遠食古不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寫於紐約長島
文學研究 2007 秋之卷（第七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