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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
格雷果爾·班頓
謝山譯
按：以下這篇專論，原刊澳洲國立大學高級研究院1994年6月出版的
《東亞歷史》第7期上，作者格雷果爾．班頓（Gregor Benton），現任英國
里茲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對中國近代革命史有深邃研究，他寫過幾本有關
中共與中國托派的書，備受中外學者的注意以至讚賞。他花了二十年光陰來
研究和寫作的《山火》（紅軍於1934-1938年間奮鬥於華南的歷史），贏得
海外「漢學家」的一致推重，並獲得Philip E.Liliemchal獎金。〕
在中國作家中，魯迅即使不是第一個受到托洛茨基文藝理論深刻影響的，也是最優秀的一個受此影響的作家。魯迅是公認的現代中國大作家，可是，文學史家中很少人注意到魯迅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這種思想關係，而且在中國，好多年來，逝世的魯迅被人利用來作為一尊政治正統的偶像，因而他同共產國際所憎惡的一個人曾有聯繫的事實被有系統地隱瞞起來。中國官方甚至把魯迅說成為反對托派的一個作家，據說他曾在政治上深惡痛絕托派。然而，一九九三年出現了新的證據，證明那樣理解魯迅是錯誤的，同時也糾正了中國共產黨內那些反對托派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所犯的一個大錯誤。
魯迅從日文譯本中讀過托洛茨基所著的《文學與革命》一書，托洛茨基的文學理論的主要內容都寫在這本書中，這就促使魯迅設法將此書譯成中文，結果，韋漱園從俄文，李霽野從英文把它翻譯了，韋漱園不久死於肺病，於是李霽野獨自譯成，於一九二六年出版。魯迅自己則從日文翻譯了托洛茨基在蘇共中央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開的文藝政策討論會上發表的長篇演說，一九二六年魯迅又從日文翻譯了《文學與革命》第三章中關於亞歷山大．布洛克的一段，作為「未名叢書」中布洛克的著名詩篇《十二個》的附錄，「未名叢書」是魯迅主編的。一九二七年四月，魯迅引了托洛茨基論人民文學的話，即說：「沒有甚麽人民文學，因為人民尚未開口說話，這些著作不過是表示旁觀者的感想罷了。」
值得指出的，是當一九二六年魯迅設法翻譯托洛茨基著作的時候，顯然已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破裂以後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即托洛茨基被逐出蘇聯以後三個月，魯迅還在燕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社」講話，對於政治和文學的關係問題，仍舊表示與托洛茨基同樣的觀點。一九二九年以後，他才停止引用托洛茨基的話，那大概是一種外交手段，從此到離開人世，魯迅都是將如下的觀點視為庸俗的和無知的而拒絕之，這個觀點就是說：文化是經濟利益的簡單反映。同托洛茨基一樣，魯迅也相信藝術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運用自己的方法……藝術領域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它不是依靠黨的號令行事的。
魯迅傳播托洛茨基的自由的和多元性的文藝觀，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了左翼作家王實味、丁玲、蕭軍和艾青，這些人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是受毛澤東派所壓制的。這個文藝觀點也影響了胡風。胡風是個詩人和文學理論家，他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但政治上傾向於斯大林主義。雖然如此，他同中共仍舊不斷地鬧彆扭，到了一九五五年，他成為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所攻擊的對象，只是因為他反對中共領導所推行的文藝政策。
延安的文學反對派的主要人物王實味有托派關係是大家知道的，但胡風思想之根源於托洛茨基主義則是隱晦的，為人不知道的，此次，從一九九三年在北京發表的胡風的遺文中才暴露出來。原來，胡風早於一九二五年夏天便同日後的中國托派思想家有來往，那時他名張光人，考入北京大學的文學系，與他同在一班的，同學一年時間，有王實味，還有日後的中國托派領導人王凡西。這個巧遇雖然未曾產生甚麽直接的政治後果，但值得指出，這一班學生中產生了這樣兩個有名的人物，在文學上都採取與中國共產黨不同的立場，又都被中共迫害，王實味更被處死。此外又產生了一個人物，他站在左翼的立場批評中共的文藝政策。
胡風在一九八四年寫了一篇文章，但到他死後才於一九九三年發表。他在文章中說起他二十年代讀過的書中哪幾本對於他的文學思想發生了影響的，在這敘述中，他不經意地洩露了他的頑固思想的可能根源，這思想決定了他的一生的文學觀而形成他的不同意見。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用非常簡短的字句提到在魯迅領導之下，譯成中文布洛克的詩篇《十二個》，他接著讚美魯迅在此詩篇出版時所寫的後記。他說，這後記幫助了他讀懂了詩，也幫助他多少懂得了革命，多少懂得了革命會怎樣影響作家和文學。他說：「從此以後，就擺脫了那種庸俗的社會學的對於創造過程的理解。」他又說，那篇後記甚至還使得他明白了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所著《苦悶的象徵》一書的意義，廚川白村是日本的唯心主義的文學批評家，他提出一種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文藝起源於苦悶，即人對於人類生命力的壓抑，而又壓抑不了，於是用廣義的象徵手法表現出來，胡風現在可鄙視這種觀點的了。
胡風，一九二六年和許多年輕的中國左翼學者和作家一樣，也是著迷這種「苦悶的象徵」學說的，他不理解像廚川白村這樣的唯心主義者為甚麽能夠如此令人信服地向他
們解釋藝術創造的過程，照「社會學」的說法，唯有「唯物主義者」才能解釋這個過程的，到了《十二個》出版，他讀了魯迅寫的《後記》之後，胡風理解到並非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相信創造過程中所有一切都可找到「物質的」或「經濟的」基礎與之對應，而集合於所謂「社會學的」法則。
不言而喻地，胡風的文章不敢提到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書中那一章的為魯迅用來說明「資產階級的作家」布洛克的文學天才的話，但顯然可見，魯迅所引的話（連同那《後記》所引的話）是出於該書那一章的，魯迅在《後記》中充滿了托洛茨基文學批評的精神，並對托洛茨基文學創造理論懷有深深的敬意。胡風這些早期的思想，以後就發展為他後期反對共產黨指揮文學，反對毛澤東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
一九三六年，即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年，魯迅批評了某些親共產國際的作家所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他認為這口號有階級合作的意味，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般人都以為是魯迅提出的，但魯迅的學生和同志胡風，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則說是他胡風提出的，不過當時魯迅擔負責任。）兩個口號如此對立，可以被人認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立場，一個是毛澤東的立場，主張同國民黨一面聯合抗日，一面互相鬥爭，可是王明的立場則主張只聯合而不鬥爭。
但魯迅所提出的口號有幾分接近於托洛茨基對於中國抗戰的立場，即堅持抗戰，但不放棄階級鬥爭，要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中國托派陳其昌，從這場兩個口號之爭中看出了這個深刻的意義，但又相信魯迅的不可屈服的精神（他是崇拜魯迅的），於是寄了幾份托派宣傳品給魯迅，並附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魯迅：新成立的聯合戰線是「莫斯科官僚」所主張的，結果將是把革命的群眾交給國民黨劊子手去屠殺。魯迅提出的口號，含有托派主張的意義，不僅陳其昌一個人看出來，中共內部的人也看出來了，他們早已將「托派」帽子戴在魯迅頭上了。關於這一點，胡風的遺文揭露說，延安的中共領導懷疑魯迅是同情托派的，才提出這個口號。田漢、周揚，這兩個繼續擁護「國防文學」口號的人，甚至要魯迅相信：胡風是當局派來的奸細。
一九三六年，魯迅死前不久，刊物上發表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魯迅署名的，此信發表後發生轟動，造成一種擁護斯大林，而反對陳其昌批評的氣氛，人們甚至暗示：托派是日本人收買的奸細，於是魯迅和托派之間就劃清了政治界限，信中說：
你們的「理論」（指抗日聯合戰線是對革命的背叛）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
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
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
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
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
很清楚麽？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
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
到拿日本人錢……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
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
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那就因為我的
某幾個「戰友」曾指我甚麽甚麽的原故。但我，即使怎麽不行，自覺和你們
總是相離很遠的罷。
可笑的是這封答信中，暗示托派為漢奸的話，後來王明就明白說出來了。王明的政策那是魯迅所反對的（知道或不知道是出於王明）。又可笑的，是這封信中被誣為漢奸的陳其昌，因從事抗日活動，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憲兵捕去，嚴刑後犧牲。
看到了這封答信之後，上海的托派組織便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名義發表了簡短的聲明，由王凡西執筆，發表於同盟的理論機關報《火花》上作為回答，聲明指出魯迅此信稱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實原信只是陳其昌一個人簽名寫的，他對之負全責。聲明將魯迅的答信聯繫到斯大林發起的反託大運動，因此；
我們不願意花費寶費的時間和精力來同魯迅作無益的爭論，我們只要號召一
切無產階級戰士和一切革命家起來抵制斯大林黨的陰謀，他們正在聯合全世
界反動階級來反對我們，特別無恥地誹謗托洛茨基同志。魯迅的誹謗不過是
大濁流中一個支流而已。
陳其昌則沒有這樣平心靜氣，他真正被那封答信暗示的話傷害了，於是寫了第二封信給魯迅，信中，他又提到聯合戰線問題，他責備魯迅沒有回答他的政治論據，而作無聊的誹謗。「你散佈了謠言，說日本人給我們的錢，出版我們的報刊」。他寫道：
你真是太會顛倒是非！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即托派）的刊物《鬥爭》和
《火花》得以繼續出版，全靠我們的同志節衣縮食，在狹小的過街樓中，不
辭辛苦，流盡汗水，才把報紙印出來。正因為我們沒有金錢來源，我們的
《鬥爭》才不能不由原來的周刊改為半月刊，以後還有可能維持不下去而改
為月刊。如果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拿日本人的錢出版報刊，無疑就會同你
們一樣公開出版雜誌，一期接著一期在書店出售，現在我們只能自己印刷，
自己傳播。
陳其昌得不到魯迅對於他此信的回答，此信仍藏在魯迅的檔案內，經過四十多年後，才於一九七六年或一九七七年一月發表於北京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四期上。
今天卻出現了證據，證明那封有敵意的、帶諷剌的答陳其昌的信，並非魯迅寫的，而是共產黨員馮雪峰寫的，馮雪峰利用他和魯迅的友誼，以魯迅的名字，而不一定以魯迅的思想寫這封答信。（魯迅當時病倒在床上，不能說話。）早於一九七八年，樓國華就在他的一本《論魯迅》的書中揭露此事。（此書由「東亞出版中心」一九七八年出版於巴黎。）樓國華提出了許多證據說明他的結論，他認為這封信含有濃厚的馮雪峰思想，以誹謗托派為主調，不合於魯迅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特別是因為魯迅素來都
鄙視「盧布說」，而現在信內用「盧布說」施於別人。此外，魯迅在短暫的病情好轉期間內，即從發表那封信到他逝世（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時期，他未再提及陳其昌的信，反而在發表答徐懋庸（反對魯迅的共產黨員）信中重提兩個口號的鬥爭問題，以及「左翼作家同盟」的行政秘書問題，這就使人懷疑，那種惡意誹謗答陳其昌的信，不是出於魯迅本意。魯迅寫道：「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魯迅又說：「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橫暴者。」
當他病情好轉期間內，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作家》雜誌上發表了魯迅的《半夏小集》，仍主張在抗日聯合戰線中左翼作家必須保持獨立性，他說明的理由雖然很簡略，但基本上同陳其昌寫給他的那封信差不多，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文中，他說：
用筆和舌，將淪為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
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
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域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
進」的光明事業。
魯迅的《半夏小集》第二段說的顯然是日本人佔領東北的事情，文中警告那些人，他們認為蔣介石統治下畢竟比在日本天皇統治下為好過的人。第三段則譏諷劇作家田漢和小說家穆木天之流的人物，魯迅認為他們無論是放棄了自己的信念，或者被迫投降都太早了一點。
至於在那封給陳其昌的信中表示了堅決保衛斯大林，樓國華指出，魯迅決不會無條件
地支持獨裁者，並引了他堂兄樓適夷告訴他的故事為證。樓適夷講的是安德烈．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紀德在書中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捍護了托洛茨基，因而被斯大林集團誣為「法西斯走狗」。紀德的那本書一九三六年由鄭超麟譯成中文出版，此書被共產黨列為禁書。據樓適夷說，魯迅極為崇敬紀德，曾反對對紀德的攻擊辱罵，甚至還說過，如果他去蘇聯見到紀德所見到的，他也會寫同樣的書。樓國華說，這才是真正的魯迅，和那封惡毒的信是完全不同的人。
樓國華還知道，在魯迅的私人關係中，即使對被中共朋友所冷落的人物，魯迅仍沒有答陳其昌信中所流露的那種宗派主義。魯迅堅持原則，拒絕按政治上排斥異端方式生活。例子之一就是他和美國托派伊羅生保持了友誼，一九三四年伊羅生離開上海前夕，魯迅設宴歡送他。
魯迅《答托派信》的公案，到了近年發表的胡風一九八四年遺文中才真相大白。樓國華早先猜測的情況在胡風這篇遺文中得到證實了。胡風說，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已無力討論對陳其昌的複信。胡風又說，馮雪峰代擬這封答信也是為了洗刷他自己、魯迅、以及其他擁護那個左傾口號的人的「托派嫌疑」，因為他們在黨內的對手早已指控他們是「托派」了。馮雪峰為此不惜強迫魯迅說出魯迅絕不願說的話。胡風自己是完全不同情托派的，這就可以保證他記載這件事情，絕無偏袒托派的可能。
關於《現實文學》發表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胡風寫道：
兩文都註明了是他口述，OV筆錄。其實都是馮雪峰擬稿的。O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黨的領導人，我覺得掩護他是我應盡的責任。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中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
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
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
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
信。「國防文學」放出流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
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稿去看魯迅，
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晴聽了，沒有說甚麽，只簡單地點了點頭，
表示了同意。
馮雪峰迴去後，覺得對口號問題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來。於是又擬了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約我一道去唸給魯迅聽了。魯迅顯得比昨
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甚麽，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
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一道出來後，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
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
名。……
上引兩段話證明魯迅並非自願寫信回答陳其昌。胡風說第二次會晤，當讀給他聽後，魯迅「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這就證明：這次病中的作家，並非完全同意馮雪峰所擬二文中的政治觀點（因為此二文是一個整體）。胡風在長文中又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絕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魯迅病情好轉後，能夠自己寫文章了，但並未表示不同意馮雪峰代擬的答信，但這一點並不能作證據，證明他同意了這種暗示。魯迅同羅曼羅蘭、蕭伯納以及其他所謂「蘇聯之友」一樣，魯迅只是個文人，不是三十年代類型的那種政治家，他不願意也不能夠公然同斯大林主義的中共破裂。在三十年代中，他認為斯大林主義是世界唯一的進步力量，如果他不承認那封信是他寫的，那就一定要同中共的戰線團體破裂。他又為甚麽不回答陳其昌的第二封信呢？大概是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不願再繼續討論下去。因為如果再繼續下去，他就得說出自己的意見，那可能構成對馮雪峰所擬答信的反駁或部份反駁。可是幾個月之後，他在一篇《半夏小集》中，他批評了中共的新政策，正如陳其昌二封信那樣去批評。
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更被利用來作為有力的武器，幫助毛澤東政府去誣衊托派，證明托派是漢奸和階級叛徒，更重要的是以此信來教導年青一輩人，不要多接近各式各樣的不同意見。將此信編入高中全國統編語文課本，聲稱這是魯迅的優秀作品，同時富有政治意義。有諷刺意義的是此信的筆調正是一種冒充的假貨。胡風的文章說瞭如下的話：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週
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
多年來，中共如此刊行了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很得意的，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陳獨秀得到了部分的平反，中國的歷史家也可以放手反駁康生、王明一九三八年提出的關於陳獨秀每月接受日本人津貼的誣衊了，於是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成了問題。到了一九九一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新註出現後更沒有理由再視托派為「漢奸」了，那些崇拜魯迅者便提出種種理由為這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辯護，他們最常用的理由是說此信並未說托派是漢奸，不過警告托派不要再滑下去，免得成了漢奸。鄭超麟在一篇分析胡風遺文的文章中說，勸告說是不能成立的，並用毛澤東一篇演說為證，因毛澤東也正引用此信證明托派是漢奸。鄭超麟又說：托派並未接受這個「勸告」，但也並未因此成了漢奸。
今天則已真相大白，魯迅本人並未說托派是漢奸，而且今天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魯迅如果能深思熟慮的話，也將同意馮雪峰代擬的答信中違反他的原則所表達的意思。
後記
我這篇文章已經寫好，才通過亞歷山大．互地莫維奇．潘佐夫，知道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的陳勝長，也曾寫了一篇文章研究托洛茨基文學理論對於魯迅的影響。陳勝長這篇文章是在胡風那篇長文發表之前寫成的，對於一九三六年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仍舊採取舊時的看法，即認為此信是魯迅授意寫的，可是陳勝長，在文中提出一個可注意的說法，即他說明了一九三三年初期魯迅對於托派領導人陳獨秀的態度。原來，在共產黨員或同路人中那些反對魯迅的人，曾於一九三三年二月期間曾攻擊「現實主義」作家胡秋原，說胡秋原無區別地既「崇拜」斯大林，又「同情」托洛茨基；而且「非常尊敬」克魯泡特金，並且「惋惜」陳獨秀和鄧演達的遭遇。據陳勝長說，魯迅認為這些攻擊胡秋原的話，暗中也是攻擊他的政治態度的，於是在三月五日著文回答這個攻擊，他的文章題《我怎麽作起小說來》。文中有如下的話：「這裡，我必須感謝陳獨秀先生以及其他幾個人，出了很多的力量鼓勵我去寫小說。」陳勝長還引用了魯迅在其他文章中說的話來為上引的話作註釋，魯迅說：「在中國，很少有人對於失敗的英雄表示同情；很少有人為因造反而失敗的人痛哭。」陳勝長說：「我認為，當左聯無根據地攻擊文學界的所謂『托派』時，魯迅卻利用機會讚揚陳獨秀，同時也表示同情失敗了的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