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誇爾的文革世界
本月29日，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雅名為馬若德）應邀來香港，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捲中譯本首發，在中文大學行政樓祖堯堂作專題報告。這場 報告會的最佳地點應該是毛澤東曾指揮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點應該是薄熙來曾唱紅打黑的霧都重慶，可惜這兩地都開辦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點香港舉辦—— 香港雖然不是中國文革的中心城市，卻早已經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的最大中心。位於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棟的文革第一手材 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文革學者都得來這里苦讀苦抄苦思苦撰。
麥克法誇爾出身於英國貴族世家，可年輕時熱衷於社會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屬於左翼的工黨，成為議會下院議員。他一度供職於英國外交部，以高級文官 身份於1971年首次訪華。前此他還擔任過BBC國際新聞節目的主持人，並且參與創辦了後來享譽全球學界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政界、傳媒界、學界均積累了親身奮鬥的豐富經驗。當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重新推向世界的時候，西方研究中國的重鎮哈佛大學就把麥克 法誇爾請回去，執掌當代中國政治的教學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隨西方的中國史學大師費正清讀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願。況且他在這里讀書的年代，又幸遇 研究中國問題的才女愛茉莉（日後任《經濟學人》雜志的波士頓站長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國際版主編），結成良緣。麥克法誇爾最早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國際關系，成名作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磨擦沖突，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麻煩關系。然而，有著親身從政經驗的 他，對政治大趨勢的敏感度非一般的書呆子可比擬。中國文革一啟動，他就感覺到此一事件非同尋常，於是從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課題，由此 而奠定了他作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領軍人物。1974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 年》；1983年，他發表了第二捲，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1997年，第三捲發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1961至1966年期間的嚴重分 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來將近一千七百頁，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讓人望而生畏、嘆為觀止！它們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1999年度倍受尊 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殊榮。這位於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認為是當代最有才華的治中國史的傑出學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討中國現代 化之文化價值觀困境的三捲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他命名的這項學術獎，專為英語世界關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優秀研究成果而設。麥克法誇爾不但以著作獲得Levenson獎，他在哈佛大 學還獲得過Levenson傑出教學獎，可謂雙獎一身，名至實歸。
中國內地對於麥克法誇爾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視，北京的《求實出版社》於1989至1990年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捲和第二捲的 中文譯本，首印發行量共十一萬冊，盜版則難以計數。麥克法誇爾貴族世家出身，對錢財不怎麽在乎，一分錢稿酬版稅也沒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夠被 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國人民廣泛閱讀。可惜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內地的言論空間急速壓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譯本的第三捲（副標題是「浩劫的來 臨：1961－1966年」）一直難以問世。幸虧還有個香港，於是就有了本月29日第三捲的首發及報告會。新世紀出版社同時還修訂了第一捲、第二捲的譯 本，把被內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補足。三捲齊發，以滿足各地中文讀者的渴求。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中國問題學者，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其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首發活動。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仍存在大大小小的"毛澤東"。
(德國之聲中文網) 10月29日，歷史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研究服務中心"的邀請，在港參加了其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譯本首發活動。
1974年至1997年間，麥克法誇爾相繼發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 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躍進，1958－1960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來臨1961－1966 年》三部"文革前史"英文版。北京求實出版社曾在1989至1990年間出版該書的中譯本， "八九民運"後中共當局收緊言論空間，此書第三卷中譯本一直難於問世。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此次首次出版第卷中譯本並增補原中譯本刪減部分，10月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版中譯本在香港正式發行。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認為麥克法誇爾的文革史是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少有的傑出著作。該作品從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來解釋文革的政治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麥克法誇爾中文名字為馬若德，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中甦之爭》、《毛統治下的中國》、《中國政治：六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近期與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為其最重要的作品。另外麥克法誇爾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文革史迄今二十餘年，這門課程也成為哈佛的經典課程之一。
"毛能發動文革，應政治體制上找原因"
旅美學者胡平對德國之聲表示，麥克法誇爾的書有助於讀者更為全面的了解文革這段歷史，胡平作為文革時代的親歷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大饑荒，後來不得不接受劉少奇這一派的務實政策，這樣他在黨內上層的威信降低，他就擔心大權旁落，也擔心死後象斯大林一樣受到批判。後來在林彪的幫助下，他從強調經濟建設改成階級鬥爭。"
《炎黃春秋》雜誌主編、《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也表示，目前中共當局關於文革的定性為"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的一場動亂"，對此他持保留意見。
楊繼繩說： "是毛澤東錯誤發動，但毛澤東為什麼能發動，為什麼全民瘋狂的跟隨，為什麼能持續十年之久，為什麼造成那麼多人的死亡和犧牲？我覺得得從政治制度上尋找原因，是從1949到1966年整個制度體系造成的，這個制度體繫再加上對毛澤東的高度神化和崇拜才導致文革的發生。“
文革中投入狂熱運動中的群眾"中國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太多了"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與麥克法誇爾會面後，在《金融時報》上撰文也指麥克法誇爾對文革的研究，為現實解讀"薄熙來事件"、"重慶發展模式"等提供了貼切的背景和深層脈絡："薄、王那一幫領導幹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輿論制約、更不受道德製約的黑幫式權力，為別人造就了一片紅色恐怖， 同時也為自己埋設了一串烈性炸藥。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則是不一定的。
對此重慶民間思想家、歷史學者王康認為時至今日，毛澤東及其主張在中國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擁躉："他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數以億計的'人民'聯繫在一起，這是毛澤東至今都在中國社會底層或有一部分階層裡有深厚土壤的奧秘，不破除這個奧秘中國很難進步，對文革的認識也無從談起。在中國社會不管黨內，還是民間，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太多了。"
胡平認為複雜的文革歷史不可能完整復制，但不同的人包括執政者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從中選取文革片段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或批判或肯定。對未來中國執政領導人會不會有此傾向，王康表示有待觀察，而這也需要讀者從不同的關於文革、毛澤東的歷史著述中作出他們的判斷:要民主、法治還是毛澤東？
作者:吳雨
責編:葉宣
哈佛講座教授馬若德博士，在2006年初版英文版的文革通史『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中文版是2008年在香港出版．這是他與瑞典教授沈邁克兩人總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巨冊的精華，而濃縮成這本第一流的『文革通史』．
我從此書的介紹，才知當初的哈佛文革課程，是校方主動要求的，第一次選課學生就有八百多人，動用的助教有22位．全哈佛沒有這樣大的教室，只能用大禮堂來上課．這種課程的受歡迎程度，真是難以想像．
我從此書的介紹，才知當初的哈佛文革課程，是校方主動要求的，第一次選課學生就有八百多人，動用的助教有22位．全哈佛沒有這樣大的教室，只能用大禮堂來上課．這種課程的受歡迎程度，真是難以想像．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Lloyd E. Eastman 1984 328 pp.
ISBN: 9780804741866
Paper $25.95
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
- 作者：[美]易勞逸（Lloyd Eastman）
- 譯者：王建朗 王賢知
-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9年
中譯本序
原序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雲南對重慶
第二章 農民、賦稅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戰爭年代
第三章 農民‘賦稅與革命︰戰後年代
第四章 國民黨的政治內幕︰三民主義青年團
第五章 國民黨的政治內幕︰革新運動
第六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軍隊
第七章 與共產黨作戰的國民黨軍隊
第八章 蔣經國和金圓券改革
第九章 誰丟失了中國？——蔣介石的自辯
結論︰暴風雨與革命
Bibliography
參考書目
譯後記
原序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雲南對重慶
第二章 農民、賦稅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戰爭年代
第三章 農民‘賦稅與革命︰戰後年代
第四章 國民黨的政治內幕︰三民主義青年團
第五章 國民黨的政治內幕︰革新運動
第六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軍隊
第七章 與共產黨作戰的國民黨軍隊
第八章 蔣經國和金圓券改革
第九章 誰丟失了中國？——蔣介石的自辯
結論︰暴風雨與革命
Bibliography
參考書目
譯後記
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革命勝利，對美國政界來說，無疑是一個沖擊。早在1947年，冷戰的颶風已經把華盛頓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氣逼人，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強了那兒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的四個月，參議員麥卡錫在一次演說中宣稱︰“在我手上，掌握著一份為國務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單，他們是共產黨分子，然而卻至今還操縱和支配著國務院的政策。”不久，參議員麥卡錫雖然將他名單上的“叛國者”裁減到只剩81人，但是，他講辭的主旨依舊如故︰在美國，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同情分子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結果，美國不能給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蔣介石政權的垮台。
在最近幾十年的美國歷史上，對這些人的無休止審查——他們“將中國丟給了共產黨”，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國務院內，最富有經驗和學識的中國問題專家，諸如謝偉思、戴維斯和範宣德等人，由于他們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積弱，預感到（而不是鼓勵）共產黨的勝利，而被麥卡錫和他的反共伙伴們誣為共黨同情分子，斷送了前程。在各個大學，一流的漢學家，像拉鐵摩爾和費正清，也受到了類似的誹謗。結果，即使在學術論文和大學講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對共產黨中國的贊賞，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受這種歇斯底里的反共壓制達十幾年之久。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反共淫威的收斂，人們才可能重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勝利，是因為它有堅強的組織和正確的軍事戰略，也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掉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普遍支持。不久，學者們對共產黨革命運動歷史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解放區和共產黨的革命戰略的基礎，盡管這還不太詳細。
但是，當我在著手寫《毀滅的種子》這本書時，還很少有學者研究國民黨統治區的問題和探討蔣介石失敗的原因。那時，我們對國統區的了解主要是依據一些西方記者的新聞報道、國務院的報告以及對國民黨進行揭露的書籍（像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然而所有這些東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虛假的”，甚至是“共產黨的宣傳”。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
在寫《毀滅的種子》一書的過程中，我力圖用確鑿而無可辯駁的材料來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材料是國民黨自己的出版物。通過與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和調查局檔案館的廣泛合作，我得以閱讀了大量的國民黨政府出版的書籍、文章和報告，如兵役部公布的報告以及國防部對反共戰爭的正式講評。而且，我還驚奇地發現，在蔣介石的文章和講演集里，他對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實情常常是直言不諱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這本書。它主要依據國民黨自己的文件，說明了1949年的失敗，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顯然是由于國民黨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諸如腐敗無能、紀律廢弛。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不久，雷利‧桑德蘭（他是一部重要的關于戰時在華美軍歷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給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對本書做了一個非常恰當的評價，我想，這也是我在寫《毀滅的種子》過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寫道:“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國民黨失敗這一問題的新近研究會由《毀滅的種子》而得以開拓。它使我們聯想到佛利茲‧費希爾《尋求世界霸權》一書的出版（德國，杜塞爾多夫，1961年版）。在費賴堡檔案館，費希爾接觸了德意志帝國政府的來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學者們大量依據的外交文書只能有限地用日記和回憶錄來補正，而這些東西自身也值得懷疑，甚至解釋不清。1961年，事實取代了臆測。因此，有關德國戰爭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費希爾起步的。同樣，你的工作也是一個開端。謹致祝賀！”
我希望中文本的讀者們也會發現這本書是精彩的和有價值的。
易勞逸
在最近幾十年的美國歷史上，對這些人的無休止審查——他們“將中國丟給了共產黨”，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國務院內，最富有經驗和學識的中國問題專家，諸如謝偉思、戴維斯和範宣德等人，由于他們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積弱，預感到（而不是鼓勵）共產黨的勝利，而被麥卡錫和他的反共伙伴們誣為共黨同情分子，斷送了前程。在各個大學，一流的漢學家，像拉鐵摩爾和費正清，也受到了類似的誹謗。結果，即使在學術論文和大學講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對共產黨中國的贊賞，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受這種歇斯底里的反共壓制達十幾年之久。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反共淫威的收斂，人們才可能重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勝利，是因為它有堅強的組織和正確的軍事戰略，也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掉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普遍支持。不久，學者們對共產黨革命運動歷史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解放區和共產黨的革命戰略的基礎，盡管這還不太詳細。
但是，當我在著手寫《毀滅的種子》這本書時，還很少有學者研究國民黨統治區的問題和探討蔣介石失敗的原因。那時，我們對國統區的了解主要是依據一些西方記者的新聞報道、國務院的報告以及對國民黨進行揭露的書籍（像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然而所有這些東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虛假的”，甚至是“共產黨的宣傳”。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
在寫《毀滅的種子》一書的過程中，我力圖用確鑿而無可辯駁的材料來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材料是國民黨自己的出版物。通過與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和調查局檔案館的廣泛合作，我得以閱讀了大量的國民黨政府出版的書籍、文章和報告，如兵役部公布的報告以及國防部對反共戰爭的正式講評。而且，我還驚奇地發現，在蔣介石的文章和講演集里，他對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實情常常是直言不諱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這本書。它主要依據國民黨自己的文件，說明了1949年的失敗，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顯然是由于國民黨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諸如腐敗無能、紀律廢弛。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不久，雷利‧桑德蘭（他是一部重要的關于戰時在華美軍歷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給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對本書做了一個非常恰當的評價，我想，這也是我在寫《毀滅的種子》過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寫道:“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國民黨失敗這一問題的新近研究會由《毀滅的種子》而得以開拓。它使我們聯想到佛利茲‧費希爾《尋求世界霸權》一書的出版（德國，杜塞爾多夫，1961年版）。在費賴堡檔案館，費希爾接觸了德意志帝國政府的來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學者們大量依據的外交文書只能有限地用日記和回憶錄來補正，而這些東西自身也值得懷疑，甚至解釋不清。1961年，事實取代了臆測。因此，有關德國戰爭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費希爾起步的。同樣，你的工作也是一個開端。謹致祝賀！”
我希望中文本的讀者們也會發現這本書是精彩的和有價值的。
易勞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