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的書和我（上） 王鼎鈞；「老蓋仙」夏元瑜

　出書既然有利可圖，馬上有人以盜印為業，照相製版的技術降低了盜印的成本，也縮短了他們作業的時間。讀者反對盜印，卻以買盜版書為樂，因為它便宜，這是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的矛盾。
　七○年代，台灣步入「讀者養活作家」的時代，市場掛帥的利已見而弊未顯，「趣味純正」仍是大多數讀者的首選，大體上還沒有「劣幣驅逐良幣」，只是「零錢驅逐大鈔」，通論不如漫談，體系不如語錄，大餐不如零食，後來有人歸納為「輕薄短小」。
　讀者難為的時代
　法令規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寫的書，我很想自寫、自印、自銷，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單幹戶。幼年時期，我見過隱士一樣的自耕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詩人如此美化了他們。我心目中還有寫「湖濱散記」的梭羅，他自己製造鉛筆出售，我也沒忘記鄭板橋，他畫竹畫蘭，「不使 人間造孽錢」。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灣的時候，本土的成年人大半讀日文，讀古典漢文，沒有讀「的呢啊嗎」的習慣，青少年還在國音注音符號的幫助下「學而時習之，不亦苦哉。」沒有接受文學作品的能力，外來的「徙入者」壓力大，心情壞，飽受現實煎熬，還是一疊白紙對他用處比較大。
　再說大家也窮，沒有餘錢，我手邊還有幾本舊書，使我想起當年做一個讀者也難。施翠峰譯「哈里我是純潔的」，九十四頁，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冊新台幣五元， 可以買五個山東大饅頭，全家一飽。張愛玲「秧歌」，二一○頁，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冊新台幣七元，夫婦二人一家兩天的菜錢。我還藏有一本當年的禁書，茅盾寫 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開明書局出版，二八五頁，我從舊書攤偷偷摸摸買到，售價二十元，人人說「你真捨得」。
　我必須記下，一九六八年、台灣的第四個「四年經濟計畫」完成了，民眾的收入年年增加，一九七七年（我退休生效的這一年），每戶平均所得新台幣十二萬元，郵政局的儲蓄存款共計五百億元，存戶都是基層公教和小康人家。孩子們口袋裡有了足夠的零用錢，每逢星期天書店裡擠滿了男女學生。
　我必須記下，一九六八年九月，台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小學畢業生不經考試，直接升入初中，從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省政府增 設一百七十一所初中，七千六百九十八個班。到一九七○年，台灣已有一千萬人受過小學以上程度的教育，出現「全民閱讀」的盛況。我們曾經應邀參觀成衣加工出 口，偌大的廠房裡望不盡的縫紉機，縫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縫紉機上擺著一本書，一個鈕釦釘好以後，下一個鈕釦對準針眼之前，她朝書本瞄上一眼，她看 的那本書竟是錢穆的「國史大綱」。
　有一個名詞叫「版稅屋」，作家可以用版稅買房子。有沒有人管小說家高陽的汽車叫「版稅車」？他是第一個駕車送稿的作家。
　出書既然有利可圖，馬上有人以盜印為業，照相製版的技術降低了盜印的成本，也縮短了他們作業的時間。讀者反對盜印，卻以買盜版書為樂，因為它便宜，這是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的矛盾。一本書如果暢銷，它在發行後一個月之內就被盜印本逐出市場，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為盜印犯做馬前卒，長此以往，台灣文學的發展必然因之遲緩，也許萎縮。
　第一個砲打盜印業的英雄是小說家王藍，他為了保衛長篇小說「藍與黑」的版權挺身出戰，我參加了他這一役。他在法院裡頭打官司保護自己的權益，在法院之 外，他遊說國民黨部、內政部、立法院和新聞媒體，呼籲保護所有文藝作家的權益，他把主觀的利益客觀化。他是「制憲國大」的代表，口袋裡裝著中華民國憲法， 那時公私集會大半邀請他發言，他當著台上大官大老的面，向會眾誦讀有關保護著作權的條文。他集新聞記者、抗日英雄。民意代表、小說作家、政党骨幹於一身， 熟悉運作技巧，加上口才和儀表出眾，把這個冷問題炒熱了。
　說來好笑，那時候政府官 員都忘了版權應該受到保護，中央黨部居然有人表示，保護版權助長文學作品商業化，正確的辦法是多設文藝獎，提高獎金，引導創作的方向。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盜 印者對簿公庭，承辦檢察官認為翻印好書乃是一樁功德，予以「不起訴處分」，於是盜印者拿著法院的文書四處宣傳，自稱「合法翻印」。萬事起頭難，難在改變大 家的觀念，王藍在這方面是個先鋒。
　許多作家，包括我在內，也讓自己的權利「睡眠」了，文章發表後拿到稿費，好像這就是全部的收益，出版單行本如果還有錢，那就是「外快」，有時候書已上市，「外快」沒有蹤影，也可以「安之」而已，王藍為版權奮鬥，多少人笑他自我宣傳。
　甦醒的權利
　我配合戰役寫了好幾篇文章，出席有關會議助勢，案件開庭審判，我到法院旁聽，發現被告神態恐懼，知道事有可為。這一役的戰果是，法院之內王藍勝訴，法院 之外，內政部答應修改著作權法，加重對盜印的處罰，中央黨部允諾從中協調，早日完成立法手續，大家從「權利睡眠」中醒來，一個面團團和氣生財的出版商，也 辣手把盜印者送進監獄，連黨國大老王雲五都親自率領警察去逮捕現行犯，他是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作家巡查大小書店，搜羅盜版。我和隱地也曾遠征桃園鶯歌等 地，追究出售盜版書的書商。
　那時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權，先要經過政府審查認可，大家紛紛向內政部申請登記，這才發現、官僚習氣嚴重，手續諸多不便，要求仿照英美各國改為登記生效，這些願望多年後一一實現，其間又經過許多人持續努力，記得作家林海音、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
　春江水暖，形成文學市場的黃金十年，白銀十年。有一位朋友勸我退休以後搞出版，他說，「你的書白紙印上黑字就是錢」，一部稿子送到工廠排印，你開出兩個 月兌現的支票，你再把新書出版徵求預約的廣告送到報社，開給他一個月以後兌現的支票，廣告登出來，讀者四面八方向你的帳戶裡匯錢，這筆錢夠你付廣告費，書 印出來，你批給中盤商，再用他的錢付印刷費。「你看，這簡直是無本生意嘛」！
　在此之前，出版社給我出過八本書，手裡握著自己的 書，那種溫軟的感覺，像母親的手掌撫摩你微微發燙的前額，我喜歡那種感覺。據說某些人手中握著鈔票的時候有這種感覺，他們發財，有些人手中握著大印的時候 有這種感覺，他們升官，有些人握著手槍的時候有這種感覺，他們從軍作戰，或者成為將軍，或者成為枯骨。如果你握著書本有這樣的感覺，那也就注定了你的命 運。

　碎琉璃的命運
　以前那八本書銷路很差，看相的人說，我得五十歲才會「成功」。我絕對無意提倡命相之學，生命中有此「插話」，聊資談助而已。我告訴自己，歲月驚心，再不可有一日空過。
　如果我開一家出版社……？我猶豫過。那年代作家和出版社的關係猶如怨偶，書難銷，害出版人白費力氣，作家總懷疑出版社的帳目弄虛作假。出版社賺錢也真 難，某出版社老闆騎著腳踏車，沿街向書報攤收賬，擺攤的退役軍人扯住他的領帶要打，恰巧我碰見了，走上前抬出警備總部壓住他，我知道警總有人負責仲裁退役 軍人和一般民眾的糾紛，怕退役軍人受歧視，也防止退役軍人欺負平民。出版賺錢這樣辛苦，想要他和作家共安樂，恐怕也是希望他作聖賢，玩票寫書，種種流言可 以付之一笑，寫書謀生就要另當別論。自已經營自己的書，一切自作自受，心安理得，倒也能斷卻許多煩惱，如果連連打出王牌，奠定基礎，還可以給朋友盡一點心 意，那有多好。
　我想自己先為賺錢出幾本書，安定生活，再清心寡欲寫，那未必淨賺錢的書。「開放的人生」完稿，有九家出版社爭取出版，小說家隱地創辦的「爾雅」著了先鞭，我的事慢慢來，他退伍創業，應該優先。我的「碎琉璃」先成，小說組同學蔡文甫的「九歌」列為第一批新書，我得給他壯膽，他手中有了「老蓋仙」夏元瑜，台大教授葉慶炳，加上我，才投下資本。好吧，我還有明天。
　順便記下出版界的一則小掌故。某一出版社的老闆Ｓ，對「碎琉璃」很有興趣，我告訴他，這本書只能給「九歌」。文甫兄打算把這本書擺在第一批書的第一 本，Ｓ告訴文甫，「碎琉璃」三個字不吉利，於是夏老的「萬馬奔騰」調上來，這年的生肖恰好是馬。廣告刊出後，Ｓ又來找我，認為「碎琉璃」沒有得到重視，屈 居第二，他預約我的下一本書，許以「好好的安排」。我說，如果有下一本，我要自己出版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