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節(晦聞)

黃節(1873年一1935年)，原名晦聞，字玉昆，號純熙，廣東順德人。著名詩人、學者。出生於清末動蕩年代的他，一生一路跌宕進退于學術、革命之間。

1935年1月24日，名重一時的廣東學人黃節病逝于北京，剛過花甲之年。2月，黃節哀悼會以“國師”的規格在南京召開，追悼會由蔡元培、陳樹人等發起，行政院長汪精衛親臨主祭，章太炎、胡適、李濟深撰寫輓聯，南京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將逝者生平言行著述，宣付國史館立傳。

和這赫赫颺颺的排場相對的，恰是黃節寂寞的身前身後。他在世時，不敢開啟廣州寄來的家書，只因“恐索家用”；手頭拮據，無力自出詩集。他過世後，家人照樣生計維艱，只得將其收藏的二十多方硯臺出賣，方才籌得費用扶靈南歸。

他曾經叱吒風雲：在南方時，和章太炎等創立國學保國會，參加南社，用詩歌鼓吹革命，之後又和孫中山先生合作，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

他曾經改變了萬千人的命運，創辦廣州南武學堂，在他創辦的《政藝通報》、《國粹學報》中用最激烈的言辭、最鮮明的立場號召排滿，許多年輕人就是手裏拿著黃節的文章，口中背誦著黃節的句子，匯成了現代革命洪流。

他是歷史峰尖浪口的一抹文采渙然的亮色，《誓師北伐文》就是他倚馬揮就。胡適用“南洲高士徐孺子，愛國詩人陸放翁”來概括其一生。

可是他對個人功名利祿卻極度淡漠。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他即辭官執教，隱退于京城學術圈，後半生一直執教于北京大學。汪精衛要出資為其出版詩集，他推脫説“要做之事甚多，我不汲汲於此。”如此清高，卻又極其和藹，因為他書法造詣聞名北大，中文系的學生都上門索字，黃節是但有所求，無不應承。

如此充滿張力的人性和人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黃節的品性，低調而又多面。他是詩人，《蒹葭樓集》之下，幾多愛國豪邁，名士風華；他是學者，《黃史》背後，是對中國五千年唯有“君史”，卻無“民史”的斥撻；他是革命者，剪辮、滅清，反對續訂美對華民工不平等協議；他又是保守派，長衫、納妾，遠離“新文化運動”風波浪潮。黃節，一個被周作人以“憤世嫉俗”四字相評的晚清知識分子，一個儒雅、敦厚、內斂外表下慷慨激昂的真性情，應該被我們銘記。

但他始終甘願撤身眾人呼號聲之後，做一個奔命于地方教育與學院講授的“幕後”之人。縱然他曾應孫中山之邀赴港共商反清大計；奮筆疾書成功營救被袁世凱監禁的章太炎；又或“以詩教弟子”，範文瀾、朱自清、俞平伯等大家皆受其誨晤……但仿佛正是他的內斂成就了百年後的“被遺忘”。一個角落中的形象，和他當年從各界眼中看到的敬仰，竟有如次脫節的悲涼。今日，不知違其願否，我們選擇鉤沉。

1935年，黃節去世，北京、南京、廣州都開了追悼會，南京追悼會在當時的華僑招待所舉行，政界、學界人物雲集。資料圖片 

亡國之音怨有思，

我詩如此殆天為。

欲窮世事傳他日，

難寫人間盡短詩。

習苦蓼蟲惟不徙，

食肥蘆雁得無危？

傷心群賊言經國，

孰謂詩能見我悲！

———黃節《我詩》

1902年，黃節就與鄧實一起創辦了《政藝通報》，成為中國最早的“討論時政、研究社會病狀、探討救國圖存方案”的綜合性刊物

黃節的出生地，是有所謂“孔子居杏壇，賢人七十，弟子三千”之稱的順德杏壇鎮。不幸的是，十月成孤，家道敗落，迫使母子只得靠變賣家當相依度日。母親親授“四書”，以岳飛報國、陸秀夫抗元的故事鼓勵兒子，盼望黃節早日成才。

“八歲我愛書，夜窗燈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閉戶問道，潛心西學，睜眼看世界；北上漫遊，廣泛交友，體歷民生。這樣的治學道路，也許與同時代的新派學者並無二致。然而，作為導火索的北闈應試失利，則將使其成為眾多學者思想流變中的特例。

1902年5月，黃節赴開封參加鄉試，臨行前以詩留別學友，謂“時艱敢謂科名賤，學養今無母命遵。”意思是自己前去應考，只是為了不負母親彌留之際的囑託。時值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而考題恰關國事策論，這使黃節突然有種不吐不快之感。“選將練兵，上下一心，同仇敵愾，抵禦外侮。”洋洋灑灑，大氣磅薄，讓同考官袁玉錫讀罷，嘆為奇才，聯絡十八房同考官合力推薦解元。然而不幸亦可謂之“萬幸”的是，主考官陸潤庠誤以為眾人聯名舞弊，將其駁回。當然，黃節力陳痼弊之中流露出對清朝治政的責難，恐怕才是其落第的根本原因。

對於對科舉根本不抱希望的黃節來説，這次考試的落第，只是一種“證實”。也許這時，兒時從母親口中聽到的愛國救亡故事，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哪堪華夏帝諸夷”的夷夏觀念，以及遊歷途中親見的民生疾苦，才一齊翻滾開來，印證了推翻腐朽清朝的緊迫。這一年的年底，黃節在《政藝通報》先後發表《讀〈普法戰爭史〉》、《國粹保存主義》，開始了他決絕的反清之路。

維多利亞時代的評論家、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引用伯克的話預言説：“國會有三大産業，但報紙這第四産業比前三種更加重要。”這似乎與黃節的選擇不謀而合。

早在1902年2月，黃節就與同學鄧實一起創辦了《政藝通報》，成為中國最早的“討論時政、研究社會病狀、探討救國圖存方案”的綜合性刊物。黃節相繼與章炳麟、鄧實、馬敘倫、劉師培等人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及《古學會刊》，創辦《國粹學報》、主筆《天民日報》。

另外值得一提的，當屬1905年黃節有感於聲勢浩大的群眾性反美愛國運動而創辦《拒約報》，揭露美國華工受迫害實情，倡導反帝愛國。

1847年前後，中國勞工被大批“招請”到美國從事礦山、鐵路的開發工作，受盡剝削。後來美國通過《限制華工法案》和《斯考特法案》，並於1894年與清政府簽訂協約，竟然禁止華工自由移美和居住。十年期滿後的1904年，全國工商界集體發起抵制，要求廢除不平等協約。臨時創辦的《拒約報》，配合各地反協約浪潮，打破清廷和美領事館的圍追堵截，密切關注並深度報道反對禁約、抵制美貨運動，堪稱先鋒號角。

黃節由書齋走向革命，選擇求諸報端。辛亥革命之後，黃節先後草擬《改元剪辮文告》、《誓師北伐文》，進一步為革命造勢，樂觀地期盼著推翻皇權的中國能迎來民權的新頁。

1928年，位於越秀山的鎮海樓重修。此時正就任廣東省教育廳長的黃節，撰寫了重修碑文。嚴亮翻拍

白居易《琵琶行》千年之後，一位有著相同遭遇的藝妓，似穿越般邂逅另一位憂悶詩人黃節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復辟帝制的鬧劇，讓黃節逐漸對革命失去了信心，由革命重回象牙塔。這或可從他這一時期名士風流的私生活中蠡測其一。

與陳獨秀牢獄之中公行男女之事不同，黃節的感情生活“守舊”，但也風流，讓人想起潘安、杜牧。他有三房妻妾，卻又常常流連于舞榭歌樓。其詩“榴花漸白，何止過梅黃？”悔過的是自己英姿不再，歲月蹉跎。可嘆詩人之情，至真也乎！

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嘆，因歌女的妙麗顏容和悽慘身世之對比，格外別致動人。千年之後，一位有著相同遭遇的藝妓，似穿越般邂逅另一位憂悶詩人。

“秋娘妙曲響遏雲，斂氣入弦淚如櫛。”這位善秦聲、也姓杜的姑娘，被黃節比作“秋娘”。她被商人贖身納妾又遭其妻驅逐的淒遇，“盛豐容，諸姬減艷”的粧容，讓詩人頓生愛憐。黃節移居北京之後，“常賦石榴詞，又寄丁香字。”半年之後，終於不堪異地相思之苦，“渡江河東君，就我上都駟”。三年後，黃節作《歲暮吟》，結句“奈何三日遽輟歌，使我無詣歲雲卒”，暗示詩人不敢期望年輕的姑娘歸屬自己遲暮之身，即將結束這段感情。

詩人總是任性而多情。歡愉之際，豈知留守家鄉的正室産下的10個兒女中，只存活了三人！

黃節的名士風範還表現在，作為老資格的同盟會成員，黃節始終沒有流連政壇，黃節一生不缺“聘書”，1920年，章炳麟推薦他給閻錫山當教育部長，他堅辭不就；1922年，北洋政府總理王寵惠邀請他出任國務院秘書長，他拒不上任；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委任他為大元帥府秘書長，他回到廣州後見到軍紀混亂，政令難行，於是辭職回到北京；1932年，汪精衛電邀他參加“國難會議”，他拒絕出席。黃節唯一一次出任政府官員，是1928年為李濟深的誠意所感動，回粵出任廣東教育廳廳長兼通志館館長。他上任後，立即召開了全省的教育行政會議，提出“救身之道”，“一方宜重視德育教育，一方宜發展職業教育”，廣東的“學風遂變，由囂嘩歸於敦肅”。

黃節重視發展女子教育，在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期間，他創立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招收初高中女生千余人。然而這一行為，卻遭到大多數人的質疑，好事者想當然地認定黃節搞男女分校，“厲行復古”，徑直冠以“遺老”之稱，遠在北京的周作人大發感嘆“中國舊式讀書人的頭腦始終不能超出封建思想之外，這是一切的病根”。其實，黃節從西方教育了解到，男孩子是競爭文化，而女孩子則是合作文化，故而男女分班便於發揮各自優勢和因材施教。其實早在1901年，黃節創辦廣州“南武兩等小學堂”，就開始招收“南武公學社”同仁子女12人就讀，那可是廣東歷史上第一間男女同校的學堂。

“九一八”之後，黃節在課堂裏講顧亭林《海上》詩，誦至“第二聯‘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海上來’，他一面念一面慨嘆，陪著顧亭林痛哭流涕

老北大註定要為黃節留名，因為1917年至1925年，1929年至1935年，黃節在這裡度過十五年的人生，直至去世。

紅樓的名師，各有其怪傑謔相。蔡元培先生“相容包並”的大政方針下，新派舊流，各顯神通。黃節在北大講課的印象，大概可以概括為“舊”。然而又不像辜鴻銘背後拖了一根細小焦黃的辮子，還在課堂上帶一童僕為他裝煙倒茶。

黃節有“舊”的求學背景，也有“新”的自覺探知，所以他的“舊”中庸而實在。他一貫著長袍，上課鄭重其事，連微笑也不曾有；講詩，用箋注法，都寫在講義上，然後並印成書，《漢魏樂府風箋》便是；做舊詩，集舊書，精於書法，連帶還藏硯；課上講解詩歌，課下與學生來往唱和，這一來一往甚至讓高足李韶清變成了自己的女婿，真是皆大歡喜。

黃節一向教學認真嚴謹。弟子蕭滌非回憶，黃節開過一門選修課，只有兩個人選修，有時候一人請假，課堂上就只剩下蕭氏一人，黃節照講不誤，依然聲如洪鐘，隔壁教室也能聽見。

1924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毛詩和楚辭，黃節則在北大開漢魏六朝詩。兩校同學互通有無，卻發現兩位老師所講並不一致。黃節得知，要來講義仔細查看，發覺梁氏所講謬誤不少，於是寫信商榷，不料數月之後，如石沉大海。黃節“深嘆前輩往復論學之誼，不可復見”，於是又以致函，直批其“輕率從事”、“援引失實”、“自欺誤人”。梁啟超這下著了慌，忙托自己的弟子林宰平表達自己確有失誤：“晦聞對毛詩，及漢魏六朝研究極有心得，論證十分詳確，他指出我講義的錯誤是經過反復斟酌的，説得很多，我要感謝他的盛意！”

然而黃節絕非“刻板”的冷老頭兒。1934年秋起，黃節有感於國破山河，在北京大學由授毛詩改講顧亭林詩。張中行先生在《負暄瑣話》中，記述了“九一八”之後黃節在課堂裏講顧亭林《海上》詩的情景。誦至“第二聯‘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海上來’，他一面念一面慨嘆，陪著顧亭林痛哭流涕。我們自然都領會，他口中是説明朝，心中是想現在。”

2008年，黃節唯一健在的親炙弟子王越教授接受採訪，回憶起恩師當年難掩的真情，王老當場即興賦詩“長憶詩人噙老淚，紅樓重説顧亭林。”

《詩學》是近代中國詩學研究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的最終定位，自當回歸為“一代詩宗”。黃節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一起，曾並稱“嶺南近代四家”，作為南社的兩大巨擘之一，時人對他的詩更是推崇備至，有“章(炳麟)文黃詩”之説。黃節的詩既有唐詩的文采風華，又有宋詞的骨格峭健，剛柔並美，因而有“唐面宋骨”之譽。陳三立推崇他“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辟群界，自成孤詣”(《蒹葭樓詩序》)。

黃節是學者而能詩，是詩人而治學，碩果纍纍。無論在廣州，還是北上京師，黃節力主詩學創作與詩歌研究並重，其著作計有《詩學》、《詩律》、《詩旨纂辭》、《詩旨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懷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説》、《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説》等。

其中《詩學》當數黃節最重要的學術著作。

細究起來，《詩學》的成書其實早在1910年黃節執教兩廣優級師範之時，當時書名叫《詩學源流》，後在北大任教期間，進行了校正修改，形成今日《詩學》其貌。所以，《詩學》堪稱中國最早的詩學史。

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吳小如高度評價黃節《詩學》，認為“其學術價值足與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媲美”。更有學者認為，《詩學》是近代中國詩學研究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有趣的是，晚年的他，竟傳有“一詩成讖”的軼聞！

1931年，晚年黃節似有“神啟”般寫下一副這樣的對聯：

這是一副集句聯———“海棠如醉”摘自陸游的《水龍吟》，“又是黃昏”來自柳永的《訴衷情》，“更能消幾番風雨”採自辛棄疾的《摸魚兒》；“遼鶴歸來”擷自周邦彥的《點絳唇》，“都無人管”選自辛棄疾的《祝英臺近》，“最可惜一片江山”出自姜夔的《八歸》。

須作詮釋的只有兩個詞。一個是“海棠”：它形似舊中國的地圖；另一個是“遼鶴”：古有聖賢原籍遼東，在中原得道成仙化鶴歸鄉，此喻物是人非。

聯幅所署日期為“中秋節前十日”，即公曆9月16日，這一天，正是關東軍在瀋陽北郊集結之時。79年後，“九一八”警鐘常在，誰料這聯子背後的擔憂，在當年居然成真。

黃節晚年家中依舊拮據，又債款在身，境況慘澹。1934年12月，黃節偶感身體不適，病情反復，但因為無錢及時醫治，一直臥病強撐。1935年1月，年僅62歲的黃節與世長辭。

黃節的一生是多元的，他曾經辦過報紙，激揚文字，為革命奔走呼號；做過教育廳長，厲行教育改革；他是詩人，幾多詩性風流；又是學者，潛心梳理詩學源流。他曾經積極入世也曾激流勇退遁入書齋，他生前曾經轟轟烈烈如今卻遭遇出奇的冷。黃節的一生又是備受質疑的，他首倡“國學”，希望“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因而被目為守舊派，論者往往忽視了其汲汲于將中國傳統文化引入現代的努力。他為何遭受冷遇，提倡國學是否就意味著守舊，他的文化觀之於當下是否還有點啟示意義？就上述問題，南方日報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楊鑄和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希。

南方日報：和“陳寅恪熱”相形陌路的是“黃節冷”，首先想請教您“黃節冷”的這個現象。從黃節學術、革命、生活情況的研究來講，目前記錄黃節生平細節，形成傳記的著作，只有陳希《嶺南詩宗———黃節》一書，而學術期刊網以“黃節”為題目搜索的研究論文數迄今也不過十余篇。您認為當代學術界的“黃節冷”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因為他的“低調”，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楊鑄：説黃節冷，實際也看怎麼説。黃節確實缺乏現代的那種所謂“新聞賣點”。他是比較常態的學者，然而現在新聞比較關注那種花哨的東西。比如説後來與黃節同在北大教書的黃侃，他的引人注意，大概主要在於比較“瘋”和比較“怪”。至於黃節，基本上沒什麼，頂多也就是娶過幾房太太，這在那個年代，是不足為怪的。

冷或熱可以是別人的判斷，但有時候也是自己的選擇。有的人是求熱的，比較喜歡鬧騰；不過也有的人不求熱，也就無所謂冷。他按照自己的選擇過日子，不一定要飛黃騰達或者引人注目。黃節就是這樣，他不是一個熱衷於出風頭的人。所以按照他的這種性格，現在屬於這樣的關注度，大概也算正常。

陳希：黃節“以詩鳴海內”，是重要的詩人、學者，當初繼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之後，被清華大學聘請為導師，學術上創下多個“第一”，但至今已鮮為人知。我認為主要原因是黃節在北大特立獨行，不屬主流，又病逝較早，遺留資料匱乏，而且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不多，最為看重的弟子李滄萍1950年代就過世，而得意門生蕭滌非埋頭學術，敬重老師，不事張揚。在中國這樣一個非常講究師門、注重學派的學術圈，老師的名聲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學生哄抬起來的，老師培養學生、學生光大師門，相輔相成。黃節後繼乏人，也就無從形成“熱門”。不過，耿介正直的黃節不在乎也根本看不起這些虛名俗利。

南方日報：可是像陳寅恪先生，也是個挺不合時宜的人，他也寫古體詩，但他的遺著不斷再版，關注度持續升溫，那麼是不是他身上有一些現代的東西是為我們所認可的，價值觀和現代是可以相容的，而黃節則註定隨著歷史浪潮遠去，有這樣的區別嗎？

楊鑄：陳寅恪的書，一般人能讀的，可能除了《柳如是別傳》，也沒多少了。當然，他的史學研究，和當下的史學研究，從學術上來説確實有比較直接的聯繫。陳寅恪的熱，更主要的是公眾看重他“獨立之人格”，也即在特定的時代他所持的一種相對游離的態度。其實很多人在講陳寅恪的時候，真正關注的並不是陳寅恪怎麼樣，而是潛在地表達了對某些東西的不滿。也就是説，當下陳寅恪實際是作為某種意識的象徵存在的，跟他本人的情況或當時的狀況是否符合則是另一回事。肯定陳寅恪和批評郭沫若，意思都是一樣的。

在北大的講臺上，黃節和黃侃同屬舊派名流。二黃不僅在衣著上有喜穿長袍、頭戴黑絨瓜皮帽的共同嗜好，而且都看不慣胡適、陳獨秀等新派人物的做法主張。一次黃侃責難胡適：“你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黃侃正色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該叫‘胡適’，而該稱‘往哪去’才對。”但不同於黃侃的“正面迎擊”，黃節對胡適的態度是“視而不見”，迎面走過，昂首闊步，當然，有時在自己的課上把胡適新詩當作反面教材批判一番，也並非莫須有。

黃節一生緊縮度日，其《閉門》詩有雲“愁把老妻函卒讀，破家誰為訟貧冤”，可見一斑。其實，黃節並不缺“來財”的機會，兩江總督端方曾以鉅額資金贊助國學保存會，希望封堵“排滿”言論，遭到拒絕；1934年，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匯付2000大洋，希望資助黃節編輯出版書稿，黃節表示：“世界多一部書與少一部書，究有何別！”後來弟子黃稚荃回憶老師的話説“汪精衛何人？我詩不要他印”。想來今人出書之焦切，與古者之謹慎，堪比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