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從開始寫《孔子》，到現在已經過了近二十年。時間快得真是像做夢一樣。而且，我也上了八十、就快要過完一個年坎兒了。然而，執筆寫這本書時的前後情況，卻依然在我的記憶裡，還帶著幾分鮮明。
我為自己、而不是為了教室裡的講義開始讀《論語》，是在戰敗之後。我想，凡是體會過戰敗後那種沉重鬱悶的虛脫感的人都能理解吧。不知什麼時候，我的桌子上有了《論語》和《聖經》。不是來自於思想上的什麼要求，也不是想要入教。是出於那種孤獨地在黑暗的海面上漂泊，想要用手抓住什麼的衝動。而且，那東西還必須是無論從什麼角度上來都可以接近的。這樣才會比較好吧。就這樣，我不分順序地、旁觀眺望似地讀了起來。讀著讀著，我就開始覺得，這兩本書是敗北者的思想、敗北者的文章。閱讀中，自然地被帶到了一個深奧的冥想的世界裡。接下來，虛脫的時期過了，秩序也逐漸恢復，學系的活動雜誌也可以出季刊了。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我發表了〈卜辭的本質〉、〈有關訓詁上的思維形式〉、〈殷之社會〉等文章，想以此得到研究生活的節奏。這之後的二十幾年，我只管投入到這些文章所指向的方向。昭和三十年（1955年），我寫了《甲骨金文學論叢》十集；三十五年（1960年），寫《詩經研究》〈通論篇〉等三冊；三十八年（1963年），為二玄社的《書跡名品叢刊》寫了《甲骨文集》、《金文集》，五冊。另外，三十七年（1962年）開始出版刊行《金文通釋》、四十四年（1969年）開始出版刊行《說文新義》。基礎稿件在之前就準備了一些，《金文通釋》A判紙八十頁、《說文新義》A判紙二百頁，我計畫將這兩部刊行在季刊上。就在這些稿件出版刊行的當間，學園紛爭如龍捲風一樣刮過。
四十三年（1968年）接近年底的時候，在我所屬的大學，兩派學生之間掀起爭奪機關雜誌的鬥爭。前後兩次，有大約九十人負傷。這像是被當成了信號一樣，紛爭爆發了。
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紛爭總算終了。不過，教育現場上的龜裂和斷層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填補的。特別是，一黨支配體制所帶來的荒廢，好似是無論如何都很難解決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戰敗後閱讀的諸章《論語》。我開始思考那在決定性的敗北當中的、帶著幾個以心相許的弟子們、拖著衰老的身體持續漂泊了十幾年的孔子。四十六年（1971年）秋，正是《歷史與人物》創刊後不久的時候，我就首先將開頭的幾次連載內容交與了他們。這一年的夏天，我寫完了全部。四十七年（1972年）十一月就出版了。這件事情是一邊出版《金文通釋》與《說文新義》的季刊一邊做的，負擔很重。不過，大體上進行得效果如預期。在此描述的孔子像，是我在很久以前的戰後，在我的內心裡逐漸形成的一個形象。
不過，問題還有其他。中國的異常事態，也是一個令我揪心的事情。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十一月，由姚文元的「海瑞罷官」批判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最終變為以數十萬的紅衛兵為尖兵的大規模反四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運動。他們手舉著紅色書皮《毛主席語錄》，到處橫行，及至四方邊疆。所有的出版物，卷首都以特大字體標上《毛主席語錄》中的一節。無論是研究還是作品，全都從雜誌上消失了，只有口號氾濫。在這強烈的喧囂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外部是沒有辦法瞭解的。很多書籍都被焚燒了。有報導說，郭沫若院長像拋棄紙屑一樣地在整體上做自我批判，批判自己那出色的古代研究。這些都挑起了我們的不安。一定有什麼事情，一定發生了什麼異常。那東西大概就是不分區別地能夠燒盡一切事物的nomos性的巨大力量。在這當間，主席的盟友、被公開指名為後繼的林彪，因暗殺毛主席失敗而垮臺，並在逃亡北方途中墜機而死。內部的權利鬥爭好像是因為路線的相違。文革派與實權派的不和看來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夠化解的。內外一切，nomos性的幻影籠罩著世界。大概孔子活著時的時代也是這樣的吧。哲人孔子是怎樣生活在他所在的那個社會中的？孔子是怎樣與那個力量鬥爭的？而且，孔子在現實中敗北，卻又成為百代之師，這又是為什麼呢？我想寫一部有關孔子的書。我想具體地把握孔子的姿態、孔子所在的社會和孔子的思想以及他人生中的生活方式。我是一個研究者，我想將這些原封不動地就策劃為一部精神史、一部思想史。為此，對於孔子周邊的事項，對於思想的系譜等，我都不加怠慢地予以了留意。
《孔子》出版後的第二年，文革到了最後的階段。將林彪與舊思想結合在一起，呼號「批林批孔」的江青一派的運動發起了。孔子被人直呼其命為孔丘，被批判為一個奴隸制度的擁護者。孔子曾經被郭沫若氏定位為奴隸解放的旗手，是被安排起這個作用的。到了今天的這個世界，孔子的命運依然浮蕩。
1976年4月，在天安門事件中，民眾激憤，江青一夥人垮臺，恐怖的時代告以終結。眾多的死於非命的學者文人不可能再蘇醒了，但孔子受到再評價，恢復了名譽。進入七八年以來，再評價的論文載於各種雜誌上。八一年六月，中央委員會正式承認文革的謬誤，長達十年的狂亂劇收場了。那不是什麼文革，那只是奪權鬥爭過程中進行的大規模的焚書坑儒而已。然而，文革終結後還不到十年的時間，又一次地，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八九年六月四日未明，武裝力量甚至還出動戰車鎮壓，造成數百學生和市民死亡。
在那一年的夏天，我想編寫《文字逰心》一書，以紀念自己翌年迎接八十周歲。書中寫有一篇〈狂字論〉，文章一百五十頁左右，試圖通觀中國的狂的精神史。孔子是最為熱愛狂的人。「狂者進取」，是「直者」。為了與邪惡的事物鬥爭，必須要有一種異常勁頭。狂氣才可能是變革的原動力。而且，在精神史上，這也是確實可以證實的事情。在中國，在其精神史的出發點上有孔子。這一點，在《孔子傳》中多少也提到了一些。我想以〈狂字論〉來探求《孔子傳》中沒有談及的、狂的精神史上的發展。我認為，在所有的領域，能夠對抗nomos性事物的，只有這個「狂」。
1990年，我想這是歷史上極其應該紀念的一年。以往的歷史上不曾看到過的巨大nomos性的世界，帶著一聲牆壁倒塌的聲音崩潰了。這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歷史現實，我們的確親眼看到了。我還依稀地記得大正七年出兵西伯利亞時的事情。接到了慰問的文章的士兵，送來貝加爾湖的相片等。不過，不久那個地方就變為一個巨大的nomos性的世界，帶給人們無限的畏懼。我想，史達林內部肅清了兩千一百萬人的說法，不見得就一定是虛妄。
現在，那個世界正在崩潰。「布拉格之春」以來，星星煙火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現在一瞬間地熊熊燃燒了起來吧。一個巨大的幻影，正在從歷史上消失。
《孔子傳》以及在這延長線上嘗試的〈狂字論〉，就是狂的精神史在我的意識底層所佔據的位置。這個事情也許不應該由我自己來講。對於問題的意識是因人而異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只不過，在所謂的「讀書千卷，冷生涯」（達雅堂先生詩句）的研究者的生活當中，也有不顯現在外的心思。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也會有某種現實與其意識底層相連。沒有這個現實的話，是很難在研究中投入熱情的。
思考將孔子的時代與當今相比較，就會覺得，人到底進步了多少呢？的確，惡智慧進步了。殺戮與破壞變得更加巧妙，規模也更加大。然而，在邏各斯的世界裡，不就只有失去嗎？我寫《孔子傳》就是出於對這樣的現代的恐懼，是用我自己的方法表達的。當然，這大概也只是我意識中的一點希望而已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