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歲高齡的英國戲劇大師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本人最終沒能現身“林兆華戲劇邀請展”，引得中國話劇人憾聲連連。但他的作品來了，《情人的衣服》(The Suit)12月6至9日在國家博物館劇院上演，聊慰觀眾的期待，這是彼得·布魯克的作品首次進入中國。
這場演出是“2012林兆華戲劇邀請展”的一部分，中國戲劇導演林兆華在年中的一次採訪中說：“中國戲劇界膜拜了彼得·布魯克這麼多年，但真正見過他的人沒幾個。”之後林兆華力邀布魯克來華，最終因為身體原因戲劇大師取消了計劃中的中國之行。
《情人的衣服》是布魯克的代表作之一。此劇改編自南非黑人作家康·塔巴(Can Themba)的同名短篇小說，法語版誕生於12年前，英語版重寫了這個故事，依據當下時事增刪了背景內容（依照彼得·布魯克的說法：“戲劇即當下”）， 新版於今年4月在全球首演。北京是該劇亞洲巡演的第一站；之後在12月13至16日前往天津大劇院； 12月20至21日在上海戲劇學院上演。
古雲“大道至簡”，彼得·布魯克一直尋求用最少的演員和道具，在一個“空的空間”里實現意義和活力的最大化，《情人的衣服》一劇也不例外。這部敘事 體戲劇講了個“小故事”：丈夫某日撞見愛妻與她的情人躺在一起，情人倉皇逃離，他的西裝留在了這個家裡。曾經待妻子如待女王的丈夫從此用這件衣服對妻子無 情地復仇，直到她自殺，他才陷入深深的懊悔中。但包裹這個小故事的，是一個“大世界”——它不被戲劇化地呈現，而只出現在敘事人的台詞和動作中，正如飾演 馬菲克拉的演員在開頭所說：“我要講的這個故事不可能發生在別處，只有在南非，在種族壓迫的鐵腕下。”

敘事人是多個而非一個——丈夫菲勒蒙，妻子瑪蒂爾達，丈夫的朋友馬菲克拉。馬菲克拉有如“說書人”，他的功能是提供大社會背景和菲勒蒙的行動理由。 在這個表面的婚戀悲劇中，除了開頭，還穿插着三處種族壓迫的背景描述，都借馬菲克拉之口說出：第一次是在早班公交車上，馬菲克拉對心裡裝滿柔情蜜意的菲勒 蒙說，他想進教堂“跟我們的上帝說句話”，可是一處教堂是“黑人與狗不得入內”，另一處把他鎖在教堂頂上小房間里不許出來；第二次是在小酒館裡，馬菲克拉 對已經發現姦情心灰意冷的菲勒蒙說，鎮上發工資這天簡直就是魔鬼的生日，有三個人在火車上被盜後又被扔到窗外摔斷了腿，所有人都被偷得褲子上只剩一個破 洞；第三次是在菲勒蒙宣布瑪蒂爾達要舉行家宴之後，馬菲克拉跟他說，鎮上的一個吉他手被警察剁去五個手指、射殺34槍後死去，他們居住的這個索菲亞鎮也將 被強拆。

在這樣的背景中，觀眾才能理解這個懲罰偷情的故事並非是一個私人故事。
1950年代南非的索菲亞小鎮，在種族歧視、貧富的等級壓迫和窮人之間的相互傾軋中，家，是菲勒蒙最後的靈魂棲息地。妻子背叛的消息使他感到“這不 像一顆毀滅性的炸彈爆炸，倒像是一個無限精巧的機關，此刻決定性地崩塌。”接下來他對妻子展開的沒有暴力而勝似暴力的報復，會讓洞悉人性弱點的觀眾產生和 瑪蒂爾達一樣的感覺：“她受的懲罰過於嚴厲，相對於罪行的惡劣程度來說。她試圖把懲罰當做一個笑話。”但懲罰不是笑話，在丈夫當眾羞辱了妻子——讓她和西 裝共舞一曲——之後，妻子自殺了。

社會環境和丈夫虐妻的因果關係，沒有在劇情中有機化，而是以敘事人的敘述，暗示菲勒蒙生活在怎樣一種屈辱不公的大環境中。起初他用對妻子的崇拜和愛 來凈化自己的空氣，抵禦這種窒息；發現真相之後，他既無力抗爭社會和制度施加給他的屈辱與不公，更無從獲得原諒和遺忘的空間與熱能，為了得到尊嚴的替代 品，他以自己受辱的證物來羞辱妻子，從她的受辱和服從中獲得征服的快感與存活的動力。以自虐來施虐，以施虐來統治，在這樣一個踐踏的鏈條中，處於最底層的 女人瑪蒂爾達被碾碎了。她的死揭示了整體性殘酷的根本秘密。

不知為何，這讓我想起中國的新聞中那些失意丈夫虐殺妻子、無良兇徒為害無辜的他人孩子的故事——動因相同，情節更粗糲駭人，我們的現實也是一個整體性殘酷的世界。

此劇的演員實在優秀。他們在敘述和表演之間轉換微妙——當用第三人稱敘述自己扮演的角色行為時，肢體和表情卻與該角色合一，敘述人和角色雙重而同時 地共存於一個演員身上，鮮活自然、行雲流水而毫不生硬。女主角的歌聲醇美，三個白人樂手的伴奏極美地烘托氛圍、控制節奏。不到90分鐘的演出，就這樣濃縮 了一個深刻的故事。

但我也忍不住感到些許遺憾：它太流暢，太輕盈，輕得像大師的小憩，以至於男主人公瘋狂而悲傷的內心只如清風淺淺掠過。如果在某些沉默的時刻，他肯停下來呢？如果他肯露出靈魂冰山的猙獰一角呢？我想分量或許有不同。